【摘要】：“中国之友”包括伏尔泰、魁奈、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等，“中国之敌”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和赫尔德等人。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康德是“中国之友”，因为他说过：“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感谢《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使中国读者能在素不熟悉的康德后期著作中看到，康德确实对中国有所闻，但不是“未必”，而是“必定”对“中国这一套”“非其所乐”，因为文本证据无情地显示出康德是“中国之敌”。
论作为“中国之敌”的康德
康德一生没有离开柯尼斯堡，但他不是书斋里的纯粹思辨哲学家。康德和同时代的启蒙学者一样关怀时代，放眼世界。由耶稣会士引入的中国思想文化对启蒙运动有巨大影响，启蒙学者依照对中国的态度分成“中国之友”（sinophilia）和“中国之敌”（sinophobia）两大阵营。“中国之友”包括伏尔泰、魁奈、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等，“中国之敌”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和赫尔德等人。康德属于哪一阵营呢？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康德是“中国之友”，因为他说过：“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港台新儒家对康德的强烈兴趣更加深了康德与中国传统文化心心相印的印象。比如，牟宗三借助康德的“智的直观”构造了超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他说：“以康德之特重道德而且善讲道德，则中国这一套亦未必非其所乐闻”，“我以为真能懂中国儒学者还是康德”。果真如此吗？感谢《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使中国读者能在素不熟悉的康德后期著作中看到，康德确实对中国有所闻，但不是“未必”，而是“必定”对“中国这一套”“非其所乐”，因为文本证据无情地显示出康德是“中国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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