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外典汉译对中国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一样，汉典外译对西方政治、思想、社会、文学、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文明》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194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当余发现18世纪西洋思潮源于中国之事，余极感欣慰。”[24]的确，中国儒道思想对西方的推介，极大地激发了欧洲启蒙主义思想的产生，对德国的布莱尼茨、克·封·沃尔弗，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老子、庄子著作译介的增多，道家思想逐渐超越了儒家思想，成为影响世界的主要思潮。在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崇尚纯洁的精神生活，与老子思想产生了共鸣；剧作家布莱希特读《道德经》时，颇为自己的某些想法与“道”暗合而欣喜；存在主义哲学家德瓦尔在其工作室里挂着中文字幅，上写老子的言论：“孰能浊以静之”“孰能安以久之”；马克思对中国哲学了解颇深，他曾感叹只有德意志民族与中华民族才有哲学；歌德从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中预见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学会相互交融，提出“世界文学”的大构想。
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曾说，意象派诗歌的产生都是“处在中国诗的决定影响之下的”；有“美国莎士比亚”之称的作家尤金·奥尼尔承认，《老子》和《庄子》中的神秘主义要比其他任何东方书籍更令他感兴趣。
中国典籍在俄国的传播影响深远，我们可以从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他的挚友契诃夫的信中言论获知一二：“我在读儒家作品，难以想象，他们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精神高度。”在另一封给他的信中，托尔斯泰说：“我正沉湎在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裨益。”[25]他深受中国儒道思想影响，提倡道德修养，主张“勿以暴力抗恶”。他在82岁时还说：“假如我还年轻，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
总之，汉典外译推介了中华精深博大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交融与共生，加快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贡献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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