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郭于华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厂区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5月一个月就有7名员工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对指责，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坚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亦称大多数自杀与富士康无关。从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员工坠楼，其中14人死亡，2人重伤致残，此外还有一人割脉自杀未遂。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实习生待遇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5月20日，劳资双方进行谈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带头罢工的两名工人；5月31日，罢工事件升级，罢工工人与南海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伤。罢工期间，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产值损失超过两亿元。6月4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过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厂方在员工现行的工资基础上提高33%，约增加500元。罢工最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以罢工方式表达诉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还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罢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罢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罢工；

2010年6月5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罢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

……

这一系列的工厂事件向整个社会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厂则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方式？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

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主要构成部分。所谓“新生代”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旨在说明他们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流动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和“90后”的年青人，除了建筑业的企业以包工方式运作，因而工人年龄偏大（多数在40-50岁）外，在各类代工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几乎全部为“新生代”。据广东省最近的调查表明，该省80、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为1978万人，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75%。[1] 这些在富士康一类的企业中工作的年轻人与在建筑业打工的工人恰好构成两代农民工。以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中的工人为例，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17岁，大多分布在18-25岁之间。在做出有效回答的富士康1719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为21.1岁。而南海本田罢工的参与者也以80后、90后的新生代工人为主体；作为组织和领导者的也是两名80后的湖南籍工人；而他们在沟通方式上也使用了QQ、互联网等青年工人最喜爱和善长的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并非仅仅因其年龄较轻使然。新生代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新的“世界工厂”时代。与其父辈相比，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不同的关系。具体而言：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已经不是成长于农村环境，对于村庄和亲属关系并无父辈那种情感与认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从未有过务农经验，基本上是一毕业就开始打工。由于与上一代人的经验参照系全然不同，他们对于土地、乡村都没有更深厚的归属感。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对未来的预期与其父母很不一样，不会做出落叶归根的选择。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教育，比父辈文化程度更高。他们大多受过基本教育，很多人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在富士康工人问卷调查的1650个有效回答中，拥有高中、中专、技校、高职、中技（以上均属于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所接受的更高一级的三年制教育）学历的占比56.9%，其次为拥有初中学历的占比27.6%，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占13.6%。不言而喻，教育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有重要影响。

其三，新生代农民工是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也希望能真正在城市中立足。他们的消费观念、娱乐方式、社会交往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远离他们的父母一代，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但现实与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又无法融入，由于身份制度造成的壁垒，他们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都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城市化，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近在咫尺却触摸不到的梦。农村回不去，城市进不来，他们因此而成为“无家可归”、飘泊无根的一代。

其四，新生代农民工更缺少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都更少与亲属、邻里、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保持密切联系。研究表明，上一代农民工离开乡土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依靠的是上述传统社会关系网，他们也从中获得重的社会支持；[2] 而新生代则缺少了这样的网络，加之许多企业如富士康有意地限制其原有社会关系带入，造成这一代青年工人更为原子化的状态，孤独、冷漠、脆弱、沉默，互不相识，很少交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无依无靠。

最后，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一代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比其父辈具有更强烈的不公平感，他们对于种种社会不公正也更为敏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抛弃了上一代人常常怀有的宿命论，他们不认命运，有着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3]

有着如上特点的新生代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面对这样的新一代农民工，整个体制包括企业、政府和社会仍然用对付老一代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发生各种各样的悲惨事件。以富士康工人连续多起跳楼自杀事件为例，将事件原因归结为青年工人个体心理问题、请心理学家进行辅导干预和归因于企业“运势”、“风水”问题、请和尚道士念经驱邪同属罔顾真相、混淆是非的做法，也是对死者生命的不尊重。富士康事件是社会性的事件，而不是个人心理问题；其实质关乎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况和价值诉求，也关涉到血汗工厂制度和“中国制造”模式的根本问题。[4]

工资，是不同形式抗争的首要目标。无论是富士康工人以自杀表达无声的抗议还是本田工人的罢工行动都与提高工资的要求有关，资方应对工人诉求首先的着眼点也通常在最低工资上。但必须看到，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不仅仅是提高最低工资，而是要求生活工资，即工资能够维持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台资和外资企业在应对外界有关低工资的批评时，经常会强调自己的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比许多中小企业还高。但实际上工资标准的确定应该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准，而不是仅仅维持劳动力自身的生存为准，也就是说，工资应该满足一个工人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以及未来发展和风险抵御等。工人劳动赚取工资是为了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当工人拼命工作也挣不到生活工资而且看不到前景的时候，愤怒和绝望便如期而至。

非人性化的、严苛的劳动管理体制剥夺的是工人有尊严的劳动权利。低廉的工资，微薄的加班费，漫长的劳动时间，枯燥的工作程序，无处不在监视、训斥甚至打骂，“中国制造”模式使工人被制造成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甚至零件，连机器都不如。同时还伴有“服从、服从、绝对服从”和学习“总裁语录”的“思想改造”与精神控制，这些都旨在将工人规训成灵巧、驯服而廉价的工具。如此低收入、高强度、无尊严的劳动过程导致以极端方式如自杀或集体反抗如罢工来表达诉求，都不是难以想象的事。

社会性弱化、正常的社会生活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又一困境。人是社会动物，人的存在是社会性存在。人一旦缺少必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就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举目无亲，孤独脆弱。与此同时，工会角色缺失也是工人社会性弱化的表现。在号称工会覆盖率在100%的富士康深圳厂区，在1736位问卷调查受访者中，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工人参与率低，工会成为资方管理的附庸，工会未能尽职尽责为工人服务，成为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原因之一。工人的声音得不到倾听，诉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只能被迫沉默。要改变这种状况，工会就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作为工厂附庸的角色，回归以工人为本、切实为工人谋福利的角色！如若政府在保护劳工权益方面不去做或者做不到，那么至少应该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让劳工自己的组织去帮助工人，发挥作用；同时让有关社会组织乃至全社会来关注和帮助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

富士康这类企业虽号称“代工帝国”，实则处于跨国资本链条的末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运作逻辑及其压榨性的残酷不应忽视。以苹果公司的产品为例，在其整个生产链中，最不值钱的是生产和组装。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约为 187.51美元，将这些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每台只得到6.54美元的酬劳，60%的利润被苹果拿走。苹果公司一方面要求供应商严格控制品质，一方面不断利用优势不断压低采购价格。使得代工企业利润低廉，代工企业则转回头通过压榨工人来维持利润。全球化资本的运作就是以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方式来进行，最后的牺牲品就是处于这个食物链最底端的工人。[5]

当我们揭示全球化资本对工人的剥夺和异化时，不能忽视国家权力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国家主导的资本全球化过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鼓励外资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资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6] 这种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东欧的转型市场或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虽然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导致了工人群体的困境。[7] 垄断型资本的出现，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国家权力，从而影响着一个新的制度化的劳资关系的形成。过去我们或许相信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或者更多的外国资本的流入能够加强对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基础，然而垄断型资本的出现却使我们对此表示怀疑。[8] 富士康作为制造业中的传奇，其在中国各省份资本扩张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为权力机构的政府放任资本之恶、放弃监管之责、不作为甚至与资本强强联合，使之成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强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势、绝望和各种形式抗争的重要动因。

二、工厂专制形态与工人的抗争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标志着农民工阶级日渐完成自身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已经成为农民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于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和其他种种制度安排，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比其父辈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不能退回乡村，但是他们也绝难融入城市。这一处境可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加以描述。所谓“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是指保留了小块土地的农民工家庭实际上保留着小私有者的尾巴，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经典意义上的无产者阶级那样一无所有，可以彻底地融入工业生产体系和城市生活。[9]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上述不同于其父辈的诉求和期望，在他们进入城市生活方式受阻时会采取各种抗争行动。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解释思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若干不同于其父代的一些独具特征——由于这些特征，伴随着农民工阶级完成代际继替的社会后果，必定是对资本与权力压迫的日益增多的抗争。[10] 这就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在新世纪头十年接近尾声之际，农民工阶级迅速改变了自己驯服、沉默的形象，展示出抗争、表达的趋势。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特征并非仅仅基于年龄差异而来，更不能归结为青年人的心理问题，而是深刻地折射出当今中国基本制度安排的约束和影响，体现出农民工阶级再生产的悖谬逻辑。

如果说，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孕育的强烈不满情绪，必定促使他们采取较之父辈更多的抗争行动，那么，他们的抗争行动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在“南海本田”，是集体主义的行动方式——集体罢工，而在“深圳富士康”，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行动方式——接踵而来的跳楼自杀？

在此让我们引入另一个理论视角，即“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的理论。“工厂政体”是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提出的概念，包含四个基本环节即“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国家干预”和“市场竞争”。这四个环节把微观的工厂场景与宏观的制度背景勾连起来，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工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在布洛维看来，资本主义的工厂政体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专制政体”（factory despotism），另一个是“霸权政体”（hegemony）。这两种生产政体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垄断阶段分别关联的。

自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发生了从专制政体到霸权政体的转变。在专制政体下，资本赤裸裸地威吓和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立法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尤其是社会保险法使得工人不再完全依赖在工厂工作，也有可能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就迫使资本家放弃了对工人那种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转而通过“赶工游戏”（the game of making-out）、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等机制，塑造工人对剥削的“甘愿”（consent），换取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服从，甚至把工人变成了“剥削自己的帮凶”。当然，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和霸权政体仍然只是工厂政体的两种“理想类型”，现实工业生产中的任何工厂政体都可以被视为工人的同意与资本支配两者的结合，不过比重有所不同而已。[11] 同时，布洛维也忽视了发达国家工人的“甘愿”是因为阶级矛盾已经通过大量资本输出转嫁给第三世界的老百姓这一因素。

用工厂政体的概念工具透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农民工的抗争方式，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大多数工厂政体都属于典型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远未达到霸权政体的阶段。不加掩饰的压迫和剥削是资本治理农民工的主要方式。[12]

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在实践形态上又可分为诸多不同的亚形态。例如，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将富士康工厂称作“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它至少具有四个主要显著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超长劳动时间和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位于厂区之内，成为车间专制政体的延伸；第三，除生产线上的工作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纽结几近全部毁坏；第四，准军事化的管理。

2010年10月发布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分析探讨了富士康的劳动管理体制，即以高强度、超时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成本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暴力规训、意识灌输及分化工人来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牺牲工人尊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厂饭堂与宿舍等生活区，甚至工厂以外的社区，都不过是生产车间的延续，是工厂低成本运行的体现，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国的版图之内。这种生产车间与宿舍管理紧密结合的工厂体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所特有的宿舍劳动体制。这也是“富士康帝国”存在的秘诀，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规训着工人的肉体与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工人进行24小时“全景敞开式”的控制，这样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工人的异化和集体性心理创伤。这种极为严苛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导致的结果是，工人不仅被商品化了，而且更被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工人被剥夺了采取集体行动的各种资源，只能采取原子化的反抗方式，自杀则是选择用生命来表达无声的反抗。[13]

与富士康一类的企业相比，作为外资企业的南海本田一类的企业可被称为“常规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它也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和相对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部分地坐落于周边社区，而非全部被厂区包容；第三，许多工人有同学、同乡等关系，也就是说，保留了各种先前形成的社会关系；第四，常规管理，手段远不如富士康那样严苛。就第一点来看，南海本田和富士康并无区别，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说，两者都属于“工厂专制主义政体”。但是后三点则与富士康不同，工人保留了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其成为日后集体抗争的可用资源。而不那么严苛的管理体制和逃脱了工厂全方位控制的宿舍体制，则为开展集体动员提供了条件。手机、QQ群等现代数字通讯方式为工人提供了经由虚拟社区走向实体社会行动的重要路径。就此而言，南海本田的工人，虽然也同样地被商品化了，但是却没有被彻底地原子化。他们的抗争也就可能采取集体行动方式，即罢工。

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抗争，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来，大大小小的罢工此起彼伏。其另人瞩目在于具有现代工人运动特点和更为积极的结果。罢工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进行，保持了和平、理性的基调；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农民工成为发起者，80、90后工人成为与资方抗争的主要力量；在罢工中，工人们的诉求兼顾了不同群体如正式工和实习生的利益，形成更广泛的团结；充分利用现代方式作为斗争手段，通过QQ互相联络，在罢工前就通知媒体，在罢工中及时向外公布罢工最新进展，以积极正面的姿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们第一次争取组织权，要求有代表自己的实体组织，他们除了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更喊出了“重整工会”的声音，这被视为工人的组织权诉求第一次来自于底层工人。[14]

通过对上述工人抗争特点的观察可以发现这类抗争的结构性原因：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工厂专制政体和支持此种工厂专制主义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势必走上反抗的道路；而工厂专制政体的不同形态，则决定了农民工的反抗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是否存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对于农民工的抗争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商品化同时又被原子化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反抗采取了个人主义的方式，其结局是一个个年轻生命的毁灭，令人痛惜不已；而在虽然被商品化但是仍然存留了社会关系联接，即未被原子化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反抗多半采取了集体主义的方式，这首先指罢工，也包括集体谈判等形式。工人之间既定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否，这种关系能否在抗争实践中扩展并形成内部团结，是欠缺工会组织的工人是否可能组织起集体反抗的先决条件。不过，无论是什么形态的抗争活动，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动力，推动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转型，而其含义，则是现行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已经走到了尽头，面临着最终的崩解。

三、“中国制造”的终结？

新生的劳动力量对30年来陈旧的工厂政体框架的猛烈冲击，预示了当代中国劳资关系面临转型。这一转型的前景可以从资本、国家和社会三个面向来理解。

“资本走到哪里，冲突就跟随到哪里”。新生代农民工与各种形态的工厂专制政体的冲突将会越来越频发和激烈，而这似乎预示着“中国制造”作为一种增长模式的终结。我们深知，富士康这类将代工行业做到“极致”的“超级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中国众多代工厂中的代表，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号称为“帝国”或“王国”的富士康，拥有11个“事业群”（生产基地），其庞大和“辉煌”与工人的弱势构成强烈的反差，而这类词汇恰好印证了劳资关系的严重失衡，亦即权力-资本-劳工关系的失衡。调整这种失衡的关系，必须从改变廉价劳动力发展策略和废除专制的管理体制开始，以工资增长和人性管理等更加人道的工厂政体替代之。

在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富士康这类劳动管理体制的形成不光是富士康企业本身的“杰作”，更离不开国家和跨国资本的“支持”力量。首先，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该政策通过维持劳动力的低工资和低权益，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富士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了赢利的快速增长；而与此同时，跨国资本的获利本性和运作逻辑将富士康置于利益链条的末端，使这类“代工帝国”为了获取微薄的利润转而更残酷地压榨工人，将工人迫入悲惨的境地。

要改变极不均衡的劳资关系，必须向工人赋权，包括劳工三权的逐步合法化与真正落实，即工人享有的团结权、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如此才有可能建立起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使工人有能力参与工资共决、集体谈判等保护自身权益的过程。

就整个国家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国家应该而且必须站在劳工一方，并承担主张和实现社会公正的责任。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立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用来声称的，不是用来标榜的，而是要落实到千千万万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上，也要体现在工人权利的实现与保证上。

在以往发展主义的话语下，农民工的权益长期被忽略。与西方国家“资方-国家-工会”的三方制衡机制不同，中国工人缺乏工会的保护，而与资方连手的地方政府又难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此外，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工难以完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得富士康这类企业能够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尽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支付仅够他们生存的薪水，至使他们无法真正在城市中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被动与尴尬在于，他们没有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既非农民也非工人；他们貌似工人地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但他们却无从积累日后的保障与福利；他们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他们就会自动或被迫离开工厂；他们虽然是在城市的工厂打工，但是身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里，远离市区，周末也需要加班，更无法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如此处境，政府除了制约资本的过度膨胀、迫使企业落实劳动法、摒弃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外，还需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也理当在城市获得他们有尊严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发展。这主要指的是他们能够有规划与选择的自由，能够在城市工厂享有职业培训、再教育、再生产的机会与空间。政府有责任使农民工在住房、教育、医疗和福利等各方面享有社区公民的权利，并融入城市生活。概言之，“中国特色”不应是“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

转变“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更要靠工人自组织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这需要波兰尼（Karl Polanyi）意义上的“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建设。所谓“能动社会”是指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和资本的膨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厂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15]

如上所述的农民工的各种权利，除了要从法律法规上进行保护外，更需要培养农民工内生的集体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组织工会，通过工会去争取有尊严的工作与生活。这包括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制度，通过把工会组织落实到车间基层，特别是经由工人民主选举而产生，使工会真正成为能够代表和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人自己的组织；也包括使工人充分认识自己的结构力量，努力增强自己在工厂和社区中的结社能力，逐步赋予工人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争议权，以增强工人的集体能力，切实保护工人权益。能动社会的建设还应着眼于整个社会对于劳工权益的关注和支持，劳工NGO的健康发展、对资本形成制约的消费者运动都应成为社会建设的内容。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付出和牺牲之上，那么现在改革开放已超过三十年，经过两代农民工的努力，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了，社会整体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更富裕了。如果我们仍然要靠盘剥农民工来营造所谓的“盛世”景象，那不得不说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与羞耻。

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形式的抗争已经告诉我们：低人权优势不可持续，中国制造模式走到了尽头。农民工必须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权利，才能转化成真正的中国产业工人。而这样的转化除了能为农民工赋权，更是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然需要，是中国经济可持续性的提升。而这一转型的进程将表明：农民工阶级不再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将成为一个有能力自觉地干预历史进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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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农民工新生代占75% 就业观念转变倒逼企业”，《广州日报》2011年2月26日

[2] 参见郭于华等“关系资本．网络型流动．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孙力主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国改革出版社，1997年。

[3] Chris King-chi Chan and Pun Ngai (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Issue 198, June 2009, pp. 287-303；Leung, Pak Nang and Pun Ngai (2009),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New Working Class: The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Issue 3, pp 551 – 565.

[4] 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主编，《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

[5] 参见工教网：2010年我国十大劳工事件回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6bc8c0100orma.html

[6] Scott Wilson, Remade in China: Foreign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Doug Guthrie,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Doug Guthri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revised edition, [2006] 2009); Mary E.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ur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Mark Selden and Jieh-Min Wu, “The Chinese state, suppressed consumption and structures of inequality in two epochs,” Manuscript.

[8] Ching-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Michael A. Santoro, Profits and Principles: Global Capitalism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Donald C. Clarke,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since 1995: steady development and striking continu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1 (September 2007), pp. 555-566;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Doug Guthrie,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9] 潘毅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開放時代 》，2009年第6期，頁1-20。

[10] Pun Ngai and Lu Huilin, (2010),“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Reform China”, Modern China，36（5）：493-519.

[11]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Routledge, 1986.

[12] Ching-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第二部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3] 参见《“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10月。

[14] 工会角色缺位 谁为我说话，见http://www.chengbiancun.com/2010/0809/9268.html

[15] 参见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