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标准之争

人类自有翻译以来，便产生了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的确，“什么是翻译？翻译什么？怎样翻译？”总会让译者踟躇不已，也始终是译界争论的问题。译者诚惶诚恐，评论者舌敝唇焦。一本可以多译的客观翻译事实导致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杂草丛生，难以归一。翻译是忠实地模仿还是积极地创造，这似乎是每个译者都感到左右为难的问题。然而，为什么总有些译品能够跨越时空而为不同时代的读者青睐？译者的翻译目的、态度、策略会对译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怎样的角色与作用？我们应该探究众多翻译的共生特性，以便正确引导译者的翻译实践。

翻译过程中，译者究竟在充任什么样的角色，完成什么样的使命，这在古代、近代及现代翻译研究中是个内涵截然不同的命题。译者是否是作者？翻译是否是创作？翻译是两种语言的对接，还是两种文化的互动？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还是两种文化的彼此对抗与操纵？这可谓见仁见智。自古以来，译者对自身在翻译过程中角色与作用的把握总处于两个极端，主张“忠实”的译者宁愿做“舌人”、“寄生”作者、二流作家，也要“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彦琮语），反对削胡适秦；倡导“再创造”的译者总以自身为主体，叛逆地、创造性地重塑原著是他们极致的快乐。两者之间的对立，自古至今莫衷一是。从“直译”“意译”到“直”“意”兼备，从形式对等、意义对等到动态对等，从异化到归化，从可译到不可译，从“案本”“求信”到“神似”“化境”，从“规定性”到“描述性”翻译，从“窄式”翻译到“宽式”翻译，从“前观式”翻译到“后观式”翻译，从“优势竞赛”到“变译”，从“功能派目的论”到“生态翻译”等，译者负载着如此琐碎、繁杂的规则，成了“戴着镣铐的舞者”，总有些寸步难行之惑。译者就像个挑夫，挑着两只沉重的箩筐，左边装满了原作、原作者、原作读者、原语、原语文化，右边装满了译语读者、译语、译语文化。这两只箩筐左摇右晃，始终不能平衡。因此，如何在纷繁芜杂的翻译生态下求得自身与环境的共生，就成了译者的生存选择。

而纵观翻译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们对翻译的需求与标准总难实现统一，译者总是处于两难境地；因为既要忠实地再现原作，又要创造性地使译文有效地服务于译语读者。那么，忠实是否是有效翻译的前提？忠实如何界定？再创造是否是译者对作者作品权威的僭越甚或对译语读者及政治、商业利益的迎合？再创造的理性内涵是什么？这种种困惑始终搅扰着译者。“忠实”与“再创造”这对翻译中的对立统一矛盾始终困扰着译界，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临界以达到两种语言与文化间的和谐共生，始终是译者与翻译研究者权衡与考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