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的哲学衣钵

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观点源自西方17世纪哲学中对人的“主体性”的追问。自笛卡尔介入人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以来，人便替代了神，并开始主导哲学，后有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人的层递性推动，人的“主体性”运动乘胜而进。到20世纪初，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为翻译研究送来了怡人的春风。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交际理论越过了传统翻译对语言表层的视线而转向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审视，打破了传统的感性认知层面。60年代，以色列特拉维夫派学者左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假说及图里的描述性理论使翻译研究的视域转向译者与译语读者的社会生态环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因素和影响，越来越正面地受到重视。

20世纪70年代后，受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对文本外部因素的投射干预了翻译的研究，这股势头变得来势汹汹，以至于使译界旗帜性的口号迭出，“误读合理”“翻译是再创造”，是文化的“操纵”“过滤”和“殖民”，是意识形态的“冲突的场所”，是“征服、教化”国民的工具等，俨然成为翻译领域的一场革命。译者似乎不再需要居守对原作忠实的本分，而是决心摆脱一直以来“被遮掩、被压制、被排斥状态和仆人状态”（刘云虹，2002），抖掉自身在翻译中卑微的客体身份，冲破原作与原作者的牢笼，走向“主体性”自觉。安徽大学田德蓓教授在其《论译者的身份》一文中给译者描绘了一个全能的身份，认为译者是读者，他以读者身份理解原作；译者是作者，他以作者身份再现原作；译者是创作者，他以创造者身份传达原作；译者是研究者，他以研究者身份研读原作^[18]。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Berman）明确指出，翻译研究要“走向译者”，对一切都是“语言本身在说话”的结构主义翻译观提出挑战；海德格尔把翻译看成是“思想操纵，是译者把自己的思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伽达默尔（Gadamer）认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韦努蒂（Venuti）主张翻译是“独立写作”；刘禾认为翻译“是冲突场所”；埃斯卡蒂（Robert Escartit）称赞翻译是“原作的第二次生命”；巴斯奈特、勒弗维尔和霍米·巴巴坚持翻译是“文化改写”；屠国元教授坚信翻译是“同文本对话，是创造性叛逆”；赛义德（Said）、斯皮瓦克（Spivak）和尼南贾娜（Niranjana）则把翻译当成一种“政治活动”，是“文化殖民”，认为“从英语到第三世界语言和从第三世界语言到英语的翻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活动，而后一种活动中的民主法则会变成强权法则”。这些解构和颠覆传统翻译理论的多元视角甚至形成了明确的流派：女性主义翻译学派主张翻译就是对原文的占有与摆布；操纵学派强调翻译就是“文化改写”；目的学派认为译者总要按照译语读者和译语文化语境的需要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后殖民、后帝国主义翻译学派更加关注翻译中的政治性、民族性、种族性和帝国主义性等问题，以抵抗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西方这些林林总总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毁灭传统语言“逻格斯”的绝对权威的同时，走向另一极端，对译者的翻译角色与作用矫枉过正，“叛逆”的翻译精神成为译者追求自我解放的象征。

自然，把翻译从语言系统内部解放出来，突破纯语言结构研究层面的藩篱，把翻译研究置于翻译的目的、功能、结果和体系上，有利于拓展研究者的视域和方法，而把译作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译作的跨文化行为及其目的和效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制约与被制约因素、译本的类型、译作在译语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对译语文学的影响等问题纳入翻译研究之列，则开辟了翻译研究的多层面、多视角、全方位的新景象。一个宏大的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宏观场域构成了翻译研究的广阔平台，这有利于翻译研究深刻、多元而全面地发展。翻译的重心就不再是原作、原作者、译者或是读者，他们只是翻译过程中同时存在的因素。正像刘宓庆先生所说，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以及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19]。而“译者主体”或“译者中心”则丢弃了翻译过程中其他相互关联的因素，树立了译者对翻译的主宰地位，原作成为被译者任意宰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