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新译论

20与21世纪之交的我国译界，在后现代语境下盛行的解构主义浪潮中，以许渊冲教授发表于2000年《中国翻译》第三期的《新世纪的新译论》为导火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译学大讨论。许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谈及翻译的风格与再创作时，明确抛出翻译就是“优势竞赛”的再创论。

文学翻译就是两种语言，甚至两种文化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著的内容……求似、求真只是翻译的低标准，求美才是其高标准。创造性的翻译应该等于原作者用译语的创作，译者要尽可能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形式，以便更好地传达原作内容。^[20]

许先生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进行了“创造性”误读，认为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求真”，而高标准是“求美”。后来，他干脆把“信、达、雅”改成了“信、达、优”，对严复的翻译标准进行了重构，“优”即发挥译语优势，用译语最好的表达形式，用富有“形美、音美、意美”的词语阐释原文。许先生的“优”的最高境界就是“美”，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就要“创优”，就要“竞赛”，就要以“优”为本体，使文学翻译成为“美化之艺术”。看得出，许先生想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能动性翻译实践来提高译语的语言、文化甚至文学能力。他曾说过，如果旧的理论不能解释或产生好的翻译，那就要修改理论。似乎千古难事之翻译，之所以难，只因为译者或理论家给其设定了太多的规则和枷锁；要解决翻译之难，只有冲破枷锁，才能达到理想翻译的彼岸。

21世纪的前十年，“译者主体”“译者中心”“误读”“再创造”等翻译研究中颇为走俏的狂欢性概念充斥着译界，似乎人人都在为这种狂躁气氛助威呐喊。人们再也难以忍耐传统翻译的“忠实”桎梏而去寻求“忠实”以外的属于译者和读者的权利。比如，传统翻译研究中“忠实”的视域仅限于译者对原作及原作者的忠实，而现代翻译研究中的“忠实”视域则波及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柯平说：“好的译者应在忠于原作者和忠于读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21]高玉更是认为，就文学翻译而言，“忠实”根本就是虚伪，因为“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和语言意义上的对话，翻译不可能做到通常意义上的忠实。把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学而不改变其性质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从语言、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说，文学翻译不可能忠实，也不应该忠实”^[22]。他这种“忠实即虚伪”的翻译观源自其独特的文学语言观，即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其艺术价值是一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就存在于其语言之中，没有语言之外的所谓艺术性。文学的形式存在于其语言之中，文学的内容同样存在于它的语言之中，文学独特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不能脱离其特有的语言。故此，他认为原语文学和译语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它们在性质上根本就具有质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就在于它们是两种不同语言的艺术，而原语文学脱离了具体的语言和文化的根而进入另一语言和文化的语境中，其意义和价值就会改变；因此，译语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从根本上制约着原语文学在译语社会的艺术价值，而“语言变了，相应的话语方式、表述方式、相应的修辞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性都发生了变化，所以，翻译文学的艺术价值与译语密切相关”^[23]。高玉从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本体性这两种属性出发，认为有什么样的语言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相应的文化思想体系，民族的文化不能脱离于民族语言而存在，正像橘生淮南而为枳，术语、概念和话语方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进入另一种语境而意义不发生变化。他还从刘禾的言语中找到了其思想的谐音，刘禾在其《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中阐述道，“知识从本源语进入到译体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在译体语言的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的‘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场冲突的场所”^[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