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与理性翻译

传统的语言工具论遭到当代翻译理论中后结构主义为主导的多种语言观的冲击。正如劳伦斯·韦努蒂所说，“似乎没人会否认交流是翻译文本的主要目的和功能，但今天我们不再认为翻译行为是一个简单的交际行为”^[36]。语言的思想本体论认为，语言的本质是思想，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深藏于本质中。因此，语言会积极地介入意义的创造过程中。翻译被看作“赋予外语文本一个本土化的意义”，因为“翻译从来不以毫无争议的方式进行交流，译者总是弥合了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代之以另外一系列基本上属于本土化了的、得自接受语言和文化从而使外语可以被接受的差异，进而完成与外语文本的交流”^[37]。韦努蒂由此认为，在译语读者解读译本之前，译本早已被译者“字斟句酌”过了。

诚然，译者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观与原文本的语言和文化总是能够形成比照，翻译中，译者总是在寻找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影子，当译者“致力于与外国文化建立一种共性，共享文化理解并理解外国文化”时，会时常坠入本土情境的遐想。翻译不仅是与外语文本交流，更是对自身文化的反思。翻译本身就是解读，译者总是不能挥去自己的影子。但译者在译文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被民族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权力化甚或暴力化。显然，这种颠覆性视角已经变得如此固执以至于“忠实”翻译论被销音，人们很难看到研究者追逐“忠实”的影子。

翻译的“本土化”与“意识形态”性过滤，抵挡了地道的文化传输，引起了不少理论家对翻译伦理问题的关切，并且开始考虑恢复和维护外语文本之异质性的补救措施。对翻译问题的审视又回归到伦理意义的层面，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翻译与忠实的关系，但“忠实”已不再被认为是译者“再创造”的“枷锁”，而是他／她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自觉；“忠实”也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权威，因为从原文到译文，毕竟“经历了一次变化”。语言的流变在翻译中总能得到集中体现，正像本雅明（1921）所说，曾经听起来新颖的东西，可能会陈腐平庸；曾经流行的东西，总有一天会陈旧过时。实际上，包括译者母语在内的任何语言，始终都在经历着这样一个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甚至最伟大的译文也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发展的组成部分，最终随着语言的更新而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就是“从作品的永恒生命和语言的不断更新的生命中获得活力”，它负载着“监督原文语言的成熟过程与其自身语言的分娩阵痛的特殊使命”^[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