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分上的隐匿并没有妨碍译者对“直译”与“信”的肯定与执着，有无数关于“信”与“忠实”的感言、美誉甚至誓言不啻为译者咏唱的颂歌。“偏离原文是背叛”出自意大利人；“不得给原作塞进私货，不得对原作进行删减，不得做有损原意的改动”是17世纪法国翻译理论家梅西里阿克（Meziriac）对准确翻译的界定；“翻译家是摹拟原物的画家，只模仿但不创新；一旦超出这一界限，译者就不再是译者，而变成了作者，变成了从事创作的人”是同一时期的另一法国翻译家田德（Tende）在其《论翻译》中给定的警言；翻译“最多只是个回声”[44]道出了译者话语权力的空无；与“原创的”“男性的”原作相比，译文根本就是“派生的”“女性的”，对翻译的性别化歧视使译者沦为等同女性的次等角色，根本无身份可言，翻译中的忠实被比作婚姻中女性对男性的忠实。洛里·张伯伦从性别意义上探出翻译的“第二性”角色，原作的著作权被父权化，而“恰恰是在争取父性权益的努力过程中，翻译的忠实性得以规范化”[45]。17世纪最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于埃（Huet）在其1661年的专著《论翻译》中严厉抨击了当时“漂亮而不忠实”的自由活译的浮华风气，认为翻译的唯一目标是准确；只有在语言上准确地模仿了原作，才有可能准确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他反对给原作“涂脂抹粉”和“乔装打扮”。甚至现代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都称赞于埃的著作为“阐述翻译性质和翻译问题的最完整、最有见解的著作之一”[46]。被认为是最有智慧且精于写作的法国女作家德·拉·法耶特夫人（De La Fayette，1634—1693）把不忠实的译者比作仆人，被女主人打发去恭维某个人，女主人要讲的恭维话一到他嘴里，便变得粗暴而残缺不全，越是恭维话中的美妙词句越被这个仆人横加歪曲。在我国，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体现了他恪守翻译伦理的高尚境界；鲁迅说，读翻译作品“跟畅游国外，是很相象的”滋味，他崇尚“原汁原味”地移植外来文学与文化中的“异国情调”；为了学习外语中精确的句法，改造、充实汉语表达，他倡导“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手法，因为译者的任务“不只是介绍一个作者及他的一部作品，更是对作者所在国度中的文化进行透视，是介绍一种萦绕于原著作者的文化氛围，因此，译者有义务对原作中的深厚文化底蕴进行原声传递”[47]。翻译应使读者读着“从译者的笔端流淌出来的文字就如同从作者心田里流淌出来的文字一样”，“译者必须放弃自己的思想，服从原作者的意愿，与原作者完全融为一体，成为原作者另一种语言的传声筒”[48]，“译者和作者只是名目上相异而已”（特列吉亚夫斯基语）。所以，为了取“信”于原文，梁实秋不惜搬用原文文体，严守其语法结构，逐字逐句地考究，甚至连猥亵语也“悉照译，以存真”。梁宗岱主张译者要用“用无比的热忱、挚爱和虔诚去竭力追摹和活现原作的神采”，使翻译成为“两颗伟大的灵魂遥隔着世纪和国界携手合作”[49]；费道罗夫认为译者和原作者应“合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50]。如此种种，译者完全成了原作及原作者的忠实仆人，“忠实”成了译者追求翻译的无限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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