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浪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西方解构主义浪潮冲破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核心的翻译研究。语言系统内部的这种“纯语言”分析被一种新的思潮所解构，结构中的各个要素从系统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多元化局面。霍力姆斯（James Holmes）、埃文·佐哈尔、图里（Gideon Toury）等在这期间的研究都指向这种性质，他们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功能、结果和体系上。这样，诸如译作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和接受，译作的跨文化传递行为及其目的和效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制约与被制约因素，译本的类型，译作在异语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异语文学的影响等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得到发展，翻译研究得到全方位审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勒弗维尔、巴斯奈特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文化学转向”和以谢莉·西蒙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以韦努蒂、罗宾逊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以及赛义德、尼南贾娜和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等翻译思潮表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已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一道最新景观。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强调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及译作对译语文化的极大影响。

20世纪中叶掀起的解构主义思潮使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从结构主义的语言系统中解放出来，翻译研究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成了一道新的风景。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和作用得到颠覆性矫正。译者从“媒婆”“纽带”“翻译机器”“隐身人”“委托人”“原作的仆人”，到“与作者对等”，再到“译者是主体”“译者是中心”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角”，翻译的主体性得以极尽张扬。从“翻译是叛徒”“翻译是忠实再现”“翻译是动态对等”“翻译是理解”“阅读是翻译”“翻译是二流作品”“翻译是冲突场所”“翻译是同文本对话”“翻译是独立写作”“翻译是思想操纵”“翻译是原作的第二次生命”，到“翻译是创造性的叛逆”等，译者、读者及接受环境（包括原语和译语双方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规约）的主体性得以极尽挖掘。

屠国元、朱献珑两位学者认为，译者是主体中的主体，以为“译者贯穿翻译的全过程，而其他因素的主体性只是体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特定的环节”^[3]。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Berman）坚持译论批评应以译者为主体并喊出“走向译者”的口号；女性主义者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摆布，操纵学派认为文学翻译是译者对原文抉择、摆布的过程；目的学派则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译者总要按照译语读者和译语文化语境的需要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