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能否持续有待努力

林毅夫：中国奇迹能否持续有待努力

今天非常高兴，十多位同仁对我们三人所写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确实非常中肯，对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分析非常有帮助。在评论中，诸位提出了一些问题，我按照我的理解回应一下。

 

以常无心态研究中国，不以现成理论看中国

八骏讲了，这本书的分析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强调回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确实，不管分析中国的问题或者是外国的问题，过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或是未来的问题，我强调要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按亚当?斯密的方法，去研究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决定因素是什么，以那样的方法来做研究。

但是我也并不完全只是接受西方的那套范式，我个人还写了另外一本书《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本体和常无是中国的哲学概念。本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状况下，表现的方式是不同的，也就是老子《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道是本体，理论所描述的是作为本体的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所以是“非常道”，这种表现形式因时因地而不同，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以现有的理论出发来看世界，而是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作为本体的“道”这一中国的哲学概念。

从中国的学术发展来讲，真正把佛教在中国普及化的是禅宗，禅宗实际上是把印度佛学跟中国的本土哲学、儒家“仁”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强调的是“大乘”，强调的是普度众生，印度佛学更多的是强调小乘，个人的解脱，这是有差异的。儒学，到了王阳明之后发展成了心学，实际上是本土的儒学吸收了印度佛学的内涵，来探讨人的心性。中国的学术要发展既要继承本土学术的道统，也要吸收外来学术思想的精华。

不管从《中国的奇迹》，到后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确实对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是有借鉴的，都是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来研究的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在我们的分析当中，不管是政府领导人还是企业的决策者，或是工人、农民，当他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总是从可选择的范围里，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角度来分析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我认为，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本体，但是这样的一个本体，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什么是最优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常无”的心态来直接观察、思考这些决策的选择，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来先验地假设什么是他们的最优选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完全以一种常无的心态，所构建起来的一个体系，而不是现成的理论出发来看中国的问题。

我们是试图在认识了现代经济学的本体--理性人的假设以后，以中国传统哲学观察现实世界所强调的“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及转型问题。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

八骏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任何人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会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还是会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

理论所阐述的，总是在理想状况下的最优，现实结果是否能达到理论所描述的最优，既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国内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违背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建立起来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不好。

改革开放后，推行双轨制的改革，放开的那一轨符合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就快。另外一轨的经济仍然违反比较优势，所以，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现象滋生等等问题。

每个国家若都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仅有利于每一个国家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也有利于资源在国际间的最优配置，是互利双赢的，是相互搭便车的，偏离了这个轨道，每个国家都要付出代价。对问题的认识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之一，因此，要积极倡导传播正确的理论，以形成社会的共识。

 

台湾省政府并未奉行自由主义

张曙光老师是我敬重的老师，他的书评在国内是少有的，是真正把每本书都很仔细看了以后，才写的有建设性的评论。他对我们的几本书的书评让我们受益良多。《中国的奇迹》出来以后，他给了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后来的几本书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提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或进一步阐述。

针对今天的讨论来讲，张老师认为我主张未来20年中国能够保持8%的增长，他对此有所质疑。华生已经帮我回复了，张老师讲的时候我也插了一句。其实在各种著作和场合里，我都是讲中国从2008年开始有20年8%的增长潜力，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做出很多努力，才能把潜力挖掘出来变成现实的增长，而不是说中国必然会有8%的增长。

张老师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几个问题，但是，那几个问题似乎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

例如，他提到，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遭遇到两次石油危机，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中国未来也可能遭遇到各种危机的冲击。但是我们判断中国的增长潜力，根据的是日本在1951年到1971年的实际增长的情况，那是在石油危机发生之前。而且，固然未来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遇到各种危机的冲击，但那些冲击影响的是实际达到的增长率有多高，而不影响增长的潜力。

他谈到中国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蒋硕杰强调市场自由主义，而中国政府现在还有许多违背市场自由主义的干预，因此，台湾过去的增长经验不足以作为中国未来增长可能性的参照。

蒋硕杰确实强调市场自由主义，但事实是台湾的政府一直发挥了有为的作用。包括台湾过去一直有“四年经建计划”，每个计划有主导产业，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台湾工研院”，当台湾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工研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家津津乐道的。

台湾有些学者比较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但是政府并没有完全按照学界的观点来行事。其实国内的情形也是一样，学界多数的观点强调的是市场自由主义，但是在现实中政府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政府作用的好坏，像张老师所提产权保护的问题等，可能影响的只是实际达到的增长率而不是增长的潜力。

 

“不能把马当驴养”

我同意华生的看法，判断清楚潜力有多大是非常重要。2012年在北大讨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举了一个例子，马和驴小的时候看起来大小差不多，如果不知道马的增长潜力比驴大，把马当做驴来养，那么，马可能就只长得跟驴一样大。

怎么判断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依据是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差异？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在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靠自己发明。从过去100多年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平均每年是2%，加上人口增长大约1%，也就是实际达到的年均增长率是3%。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国际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内部来进行的，可以靠引进、消化、集成等来实现，具有后发优势，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

我国改革开放后所以能够实现年均9.8%的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东亚的增长奇迹靠的也是后发优势。我对中国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依据的是后发优势，也就是在我国和发达国家同一产业、技术差距所代表的后发优势水平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际达到的增长率来推断我国的增长潜力。

这个潜力要发挥出来，确实就像各位所讲的，要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各种条件，是否能实现当然会有很多见仁见智的地方，但是，了解潜力有多大，对未来前景的判断和努力程度的决定是重要的。

 

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有差异

汝银谈到中国的发展不能只用比较优势解释，我也同意，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有政府的积极有为的作用。这牵涉到后面几位所谈的，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差异。比较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比较优势不见得就会自发地变成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要变成竞争优势需要有一系列的政府作用，包括要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

我们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谈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就是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把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潜在的变成现实的。如汝银所言，“仅仅只是依照要素本身的成本收益，没有政府的补贴加以支持，”很难发展起来。

但是，政府的作用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想发展的产业违反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政府所需要给予的保护和补贴会很大。而且，就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靠政府的保护补贴即使能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也不会有竞争力，需要不断的保护和补贴才能存活，经济发展绩效也会很差。

所以，在《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里我们既强调“有为政府”的作用，但同时强调“有效市场”的重要性，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克服市场失灵，使其变成这个经济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非取代市场的作用。

汝银所举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的“三免两减半”和土地优惠等政策，可以视为是对先行者外部性的补偿，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的权利，又不能有财政赤字，在招商引资时所能给的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相对于投资的资金而言是相当有限的，而且，是一次性或短期的。

既然补贴的资金数量和期限相当有限，招商引资来的产业企业若要赚钱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应该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这种优惠是对先行者外部性的补偿，有利于技术的引进和快速形成产业集群，有利于地方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

 

值得吸纳进一步丰富新结构经济学

张幼文所长认为我们提的“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提法不准确，他认为我国发展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廉价劳动力指的是要素而不是一个产业，同时，他认为“比较优势是自由贸易战略，不在于哪种要素密集型产业”。他认为用“开放性发展模式而不是比较泛化的比较优势原理去概括中国发展模式，可能更有启示”。我想他的这些提法和我们的提法并无本质的差异，只是如何表述和侧重点上的不同。

正富在肯定了《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理论框架和贡献后，对用动态比较优势和结构升级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有保留，认为应该扩充，建议把地方政府的作用纳进来讨论，例如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补贴创造投资成本的洼地和投资机会的高地，以及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的补贴当做投资行为来看，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大家“干中学，学中干”不断提升决策水平等，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在《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分析确实主要是围绕着中央政府的行为展开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不多，他的这些建议确实值得接纳以进一步丰富新结构经济学。

张军指出《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内容讨论的主要是80年代的改革。这点我同意，这本书前半部谈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后半部讨论我国怎样以增量的方式，渐进双轨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讨论的现象绝大多数是发生在80年代。1999年出的增订版对90年代出现的现象也有些讨论，但确实全书侧重的是改革初期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对宏观领域的改革只做了一些方向性的论述，而没有具体的内容。

张军所提的《中国的奇迹》对中央跟地方的关系、财政体制、银行体制等的改革讨论有限。不过，这些问题的讨论从我们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来看，是可以包容进来的，也是值得加强的。讨论这些问题并不会颠覆我们提出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以及从“三为一体”向有效的市场、有为政府过度的分析思路。对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改革成败确实值得再出一本专著来讨论。

 

怎样把增长潜力变成现实增长，值得再写一本书

华生对我们提出的观点，和对学界有关过去35年改革成败原因争论焦点的把握抓得非常准。

至于，对于未来的增长，他建议我多强调“增长潜力”而非“增长”本身，在这点上不管是我历来写的文章，或是在各种场合的报告，实际上都已经是按照他建议的那样做的。不过，到了媒体的报道，尤其是标题，经常就“断句取义”，把“潜力”两字省略掉，许多对我的评论就围绕着“8%的增长”而不是我本意的“8%的增长潜力”来展开，虽然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文章和做报告来澄清，但是，媒体报道我这些澄清的文章和报告时大多还是以“8%的增长”作为标题。甚至，当我最近分析未来几年的国内国际形势，建议在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合适的增长目标是7.0%-7.5%时，媒体的标题就成了林毅夫主张把经济增长率从8%下调到7.0%-7.5%，而我过去从来没有主张过吧增长率订在8%。对媒体这种不负责任的“断句取义”，我实在只能“徒呼奈何”！

关于，怎么把增长潜力变成未来15、20年的现实增长？《中国的奇迹》和重印版的长序中有一些原则性的讨论，我们的建议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样才会有竞争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建立“有效的市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深化改革，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消除掉；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的过程，必然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协助企业克服这些问题，经济发展才能顺利的进行。

这些讨论还是相当原则性的，值得按华生建议的那样，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展开讨论，形成一本新的著作。

 

强调市场忽视政府作用是不对的

韦森谈的问题是一个老争论。市场改革的重要性，大家是有共识的，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说市场重要不重要，而是怎么样从一个以完全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转型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问题要讨论。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转型路径是什么，第二个是怎么建立有效的市场，在有效的市场中政府的作用为何？

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我们论证了渐进、双轨的转型：老人老办法，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旧的国有企业一定的转型期保护补贴，维持稳定；放开传统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因势利导创造有利的条件，让这些新产业能够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这种转型方式会比休克疗法的转型有效，现在比较我国转型和苏东转型的绩效证实了这个观点。

另外，如果我们现在从双轨并到单轨了，建立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发展是不是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就够了？在这点上，从理论分析和各种经验实证来看，市场的自发力量，不管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面，还是在动态快速发展方面都不足以达到社会的最优。

以市场经济的楷模美国为例，其实，美国的政府并不是没有产业政策，只不过它的发展阶段和我们不一样，因为它的产品、技术，都在世界的最前沿，所以对它来讲，劳动生产力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它就必须自己做研究和开发。

在美国，产品的开发大部分是由企业来做，这点没有错，但是基础知识的研究大部分是政府经由国家健康研究院（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来支持的。学界的讨论经常只看到产品的开发是由企业来做，就忘记了美国政府在基础科研上的大量投入。

由于，美国政府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预算是有效的，因此，对基础科研的领域和项目也必须有选择的。选择的依据是什么？不同的新产业、新技术需要不同的基础知识的突破，所以，不同的基础科研，会对未来的产业、技术方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美国今年出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TheEntrepreneurialState》，根据这本书的作者所做的研究，美国现在在国际上占有优势的产业，其基础科研都是美国政府支持的，而不是企业自己出资去做的。

我们津津乐道美国两大公司苹果和谷歌，苹果的能力是什么？它能掌握市场的脉动，把现有的基础科研的知识所创造出来的新技术，组合成新产品。但那些基础的、前沿的知识和上游的技术，都不是苹果公司发明的，而都是政府支持出来的。谷歌也是这样，它所用的基础运算的技术，也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而研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基础科研的资金并不是无限多的，对它支助的项目一定要有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产业政策的选择，只不过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表现的形势不一样而已。所以，我同意韦森的看法，市场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为过，但是，强调了市场就忽视了政府的作用则是不对的。

制度是软基础设施

凯南对《中国的奇迹》以及《新结构经济学》这两本书的理论框架和内部逻辑的认识很到位，对“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争论的要点也有很好的把握。他建议在我的框架中把制度的重要性再凸现出来，这点建议我也同意。

制度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作为软的基础设施，和硬的基础设施一起决定了一个经济体中的交易成本的高低，软硬基础设施和资本、劳动、自然资源一样在每一个时点是给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是会发生相应变化的。

最近新结构经济学出了一个增订版，我在序言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增订版里我把1989年发表于《CatoJournal》的一篇论文“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强制性和诱致性变迁”增补为新的一章。那篇文章是25年前写的，讨论的思路与《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相融的。

也就是说，我从人是理性的这个本体，以常无的角度来看各种问题的时候，构建起来的理论是可以叠加的，不同时期的各种讨论是可以组合成为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而不会相互矛盾的体系。

 

比较优势战略对大国未必是阶段性的

潘英丽老师谈了人口政策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可以做更仔细的量化。我个人的感觉，过去30多年9.8%的增长里，没有20世纪50、60年代的高人口出生率，和8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的生育率下降，增长率会下降多少？我想这个可以做仔细的量化研究。

蔡昉更有权威讲这个问题，但重要的是同样有很多像中国50、60年代那样人口增长率很高的国家，包括印度、非洲，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增长率。我们想研究的是为什么1979年之前我们的增长绩效不好，1979年之后增长绩效是个奇迹？这个问题大概不能用人口政策来解释，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潘老师提出规模效应的问题，是否因为我们是大国，规模效应比较大，分工比较细，所以，过去这35年能取得快速的增长？如果是，为何同样是大国的印度发展的绩效比我们差得很多？

第三，关于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国过度消费所提供的机会，这个机会确实有利于我们发展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消费品产业，但是，和我国处于同一发展程度而劳动力供给丰富的国家很多，为何只有我国抓住了这个机会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相同的，都是取决于我国政府从传统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向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转型。

至于不从亚当?斯密的分工出发来研究增长，是否就必然以索罗增长理论为框架来分析问题？我想未必，索罗增长模型是一个单部门的经济，没有结构的概念，在《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分析，我们是区分不同产业的。

至于大国和小国，我认为，小国没有办法赶超太远，因为补贴赶超产业的能力有限，所以，发展总体上必须符合比较优势。但大国的发展按照比较优势是否就是阶段性的，像潘老师所认为的“仅仅适用于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超过了这个阶段的发展是不是就能够违反比较优势？也未必。

实际上，从工业革命以后的第一个世界第一大国——英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直到被美国取代它的地位。美国，一直到去年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3年我们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也就是对这些世界第一大国，贸易一直是重要的，不是次要的，这些大国在现代化的社会里，都是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来发展它们的经济。

固然，这些大国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比我国低，这可能和发展阶段有关，因为英美两国在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时都是高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制造业的比重降低，服务业里大部分是不可贸易产品，制造业里面基本都是可贸易产品，我们现在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较高，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的，将来我们成为高收入国家，贸易的占比会下降，但并不表示我们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可贸易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忽视比较优势。

关于产业政策，是不是在发展的早期，产业结构相对简单的时候产业政策才有作用？从我对韦森所提问题的回答里已经讨论了，显然不是。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从本质上来讲，政府还是要发挥重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只不过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方式有所差异。所以，并不是到了高收入阶段后要不要有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产业政策也要怎样与时俱进才能有效的问题。

至于，潘老师所指出的资本必须细化，到了高收入阶段人力资本比固定资本更重要，对此，我完全同意。

 

计划经济和违反比较优势是一体两面

必亮对《中国的奇迹》这本书三个优点的总结很好，至于他认为赶超的目标没有错，错在赶超的手段违背了市场的规律。对于他的这个说法我部分同意，如果政府清楚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把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从因势利导当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着手，来加速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能这样，把赶超发达国家作为目的则是正确的，而且政府的因势利导也必然是作为克服市场失灵的手段，而不是替代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

不过，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内生性缺乏认识，把立即建设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作为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为了实现这种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目标，必然要采取违反市场原则的手段。

其次，他认为“不按市场去搞比较优势的话一样会失败”，对他的这个看法我也同意一半，原因是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经济，就不需要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去搞。《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们讨论了计划经济的“三位一体”机制的形成，所以必须有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对微观经营自主权的各种剥夺。是因为要发展的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所以计划经济的手段，和违反比较优势发展目标是一体的两面。

如果，要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政府要做的无非是克服在产业升级中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问题，政府是在市场环境的前提发挥作用，并不需要以扭曲各种价格和资源直接配置的方式来进行。

 

奇迹能否继续需要学人们一起研究

益平提问到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但是，要素市场存在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对增长、对经济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是什么？对此，在《中国的奇迹》和其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我们是有分析的。

能得到低价要素的企业或产业，必然会使用那种要素更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但是，对这种要素的需求必然求大于供，绝大多数的企业和产业得不到以“行政手段”配置的那种廉价要素，只能从市场上得到，那么他们的发展就只能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来进行。

最明显的例子是，同一种产业中，国企能够得到廉价的资金、外企和民企不能，结果发现，国企的劳均资本密集度最高，其次是外企，民企最低。这样的扭曲的结果也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和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比，资本的密集度高的产业比重较高。这种扭曲还导致了收入分配偏向大企业和高收入人群，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和寻租、腐败的滋生。由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降低，也因此抑制了消费需求。

但这种要素价格扭曲，是在双轨渐进改革中，用来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一种手段，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种“雪中送炭”，让我国能够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稳定。

但是，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具有自生能力，这种要素价格扭曲的补贴现在已经变成是“锦上添花”，所以，应该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把这些要素价格的扭曲取消掉，让市场在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

至于益平问的，中国的奇迹是否能够继续，要进行那些改革才能避免危机，甚至是经济崩溃的发生？这些问题《中国的奇迹》和其后的《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分析的思路，需要结合当前和未来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继续深入研究。

就像华生讲的，我们可以再写一本书来探讨，我则认为这不仅是我们三个人应该写的一本书，而是，需要各位学人一起不断研究、交流、切磋和合作，书写的一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著，谢谢。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