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排在底层的让老百姓最直接感觉到的是具体政策（又可称政策工具），中间层次是基本政策，最深刻而隐含的层次是元政策。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构成一个逻辑意义上的完整的系统。
元政策
在公共政策的层级系统中，元政策是最深层的政策。我国有学者认为，元政策是“关于政策的政策”，是“用以指导和规范政府政策行为的一套理念和方法的总称”，其基本用途在于“如何正确地制定公共政策和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我国台湾学者将政策系统分为基本政策、实质政策、策略、规则四个层次，其中基本政策（等于元政策）的作用是“决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对若干根本问题的解决方法，侧重于原则方面。综合而言，可以把元政策看作是关于政策方向、政策程序、政策价值的总规定。元政策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最终必须服从的基本价值、基本方向和基本程序。所以元政策在最抽象和最基本的面上承担“分配”功能：即选择方向、规定程序、排序价值。
（1）元政策的第一种类型是价值性的元政策。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念，元政策是将这些基本价值观念与具体政策选择相联系的环节。它从根本上规定，什么样的目标才是值得追求的。在国家的宪法中，以及在一些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文献中对于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定，例如对“民主”、“自由”、“公正”以及有关权利的规定，都可以看作是这种类型的元政策。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以基本的价值观念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时需要对价值观念进行优先排序，并给出改变排序的条件。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但他又同意：“嫂溺手援”，承认可以权变：在紧急状态下生命价值高于礼教大防；但到了朱熹那里，变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名节重于生命。在现实生活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等，实际上都是起价值排序作用的元政策。
（2）元政策的第二种类型是方向性的元政策，它对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作出选择和规定。中国政府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决策，就是典型的方向性的元政策。它在“保守”与“改革”之间，“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封闭”与“开放”之间作了根本性的选择，从而促进了我国社会大大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
（3）元政策的第三种类型是程序性的元政策，是关于政策制定系统的政策，它的作用在于确定政策产生的合法路径。所有关于基本政治制度、行政体制以及决策程序的规定，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元政策。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关于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也是程序性元政策。
基本政策
基本政策是元政策与具体政策之间的中间环节。基本政策通常是高层次的、大型的、长远的、带有战略性的政策方案。元政策与基本政策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混淆，但它们是有区别的。元政策侧重于价值陈述，它为所有的政策提供价值评判的标准；基本政策则侧重于目标陈述，为相关范畴内的所有的具体政策规定总目标。这个总目标一方面是元政策中的基本价值观念在特定领域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又可以进一步分解出各种具体政策目标。比如，我们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一项元政策，它陈述了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并且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在基本政策层面上，有关于“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计划生育是可持续发展在人中政策中的体现，它的合理性就在于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基本政策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权威性。这是指基本政策的制定和发布机关在规格上和级别上比较高。通常只有中央政策及其授权机关才能制定和发布基本政策。可见，基本政策是一种高级政策，它有指导和约束具体政策的权威。
（2）广泛性。基本政策的适用范围通常是很广泛的。多数情况下，基本政策的适用范围覆盖整个国家。
（3）稳定性。基本政策具相当大的稳定性，是长时期起作用。除非出现政府更迭、国家解体、社会剧变之类的非常重大的变化，基本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
（4）系统性。基本政策是一种大型的总体性的政策，必然会衍生出一整套具体政策、具体执行步骤和行动方案，彼此之间形成有内在联系相互关联的政策系统。
具体政策
凡是在元政策和基本政策的范畴以外的政策，都可归入具体政策。它的具体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具体政策是针对特定而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作出的政策规定。它要解决的问题通常是直接的、有形的。
（2）具体政策表现为一系列的行动步骤和行动方案。它是有关机构在日常公务活动中直接执行的政策。例如警察对违章驾驶员开出交通违章处罚书。
（3）具体政策必然要求有对应的部门或机构来具体实施。例如，打击毒品犯罪的政策由海关缉私警察和公安、武警来执行。
（4）具体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在经验基础上可以直接观察到并可以评价的。
由于具体政策是用来实现目标性、价值性政策的手段，所以具体政策又可以称为政策工具。政策工具既可以界定为一种“客体”(object)，也可以界定为一种活动(activity)。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工具看作为一种客体。例如，在法律文献中，人们往往将法律和行政命令称为工具；另一方面，工具也可以看作是活动，如有学者将政策工具定义为“一系列的显示出相似特征的活动，其焦点是影响和治理社会过程”（A·B·Ringeling语）。
政策工具按照对作用对象是否强制，可分为三类：
（1）自愿性工具。核心特征是它很少或几乎没有政府干预，它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预定任务。包括家庭与社区，志愿者组织、市场。
（2）强制工具。也称直接工具，强制或直接作用于目标个人或公司。在响应措施时只有很小的或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包括管制、公共事业、直接提供。
（3）混合性工具。兼具自愿性工具盒强制性工具的特征。混合型工具允许政府将最终决定权留给私人部门的同时，可以不同程度地介入非政府部门的决策形成过程。包括信息与劝解、补贴、产权拍卖、征税与用户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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