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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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儒家文化的复兴在今天被频繁提起，乃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亟需获得一种持续支持的精神支柱，以凝聚整个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儒学与其说是对文化传统的复兴，还不如说是对中华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复兴，其根本意义在于寻回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但多从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着眼，功用性很强。

2015年12期

余仕麟　余　彦

［摘要］儒家文化的复兴在今天被频繁提起，乃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亟需获得一种持续支持的精神支柱，以凝聚整个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凝炼成为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也由此构成中华民族民族性的核心要素。重拾文化传统是儒学复兴的现实诉求;新教伦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为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和复兴儒学提供了外在推动力;而儒家文化本身，也具有解决现代社会病的良方妙药。复兴儒学与其说是对文化传统的复兴，还不如说是对中华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复兴，其根本意义在于寻回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

［关键词］儒学;文化复兴;民族复兴;东亚儒家文化圈;和平崛起;民族魂

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但多从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着眼，功用性很强。如果仅从发掘一种学说的功用性来考虑，讨论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与讨论法家、道家甚至佛家等文化的现代价值似乎在学术意义上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儒家文化与法家、道家、佛家文化等却又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儒家学说数千年来一直被尊奉为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文化，并被传统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传统，早已浸透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而成为了中华民族民族性的基本特质。因此，从民族性的维度来讨论儒家文化的复兴，似乎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自孔子在春秋时期创立儒学，崇尚圣王倡导德治，儒家文化便开始在中国崭露头角。经汉代，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始立为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思想。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借鉴和汲取释、道哲学的一些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即所谓“援释入儒”、“援道入儒”，弥补了先秦儒家在天道人性等理论上存在的缺陷，使儒家学说在其理论体系上更加严密和精致。这种完善后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出现，也更加巩固了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牢不可破的正统支配地位，对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意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但是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带来的文化大冲击，原本就面临极大生存危机的儒家文化，又遭到自己的文化精英从内部进行的瓦解，也就彻底地被颠覆了。儒家文化首先受到了明末清初时的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人的批判，他们将宋明理学斥之为“以理杀人”。之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领袖们从进行革命活动的那一天起，就全面否定儒家文化。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就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认为儒家学说及其道德思想是“锢禁人民之聪明”、“养成其盲从之性”的罪恶之源，对儒家的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进一步动摇了儒家学说及其传统道德体系。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场反对儒家文化及其传统道德体系的战役推向了极致。吴虞、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鲁迅等人则苦劝有志青年不要阅读儒家经典，并对孔子和礼教进行猛烈抨击，吴稚晖甚至提出把线装书丢到厕所里30年，儒家文化从此也就彻底失掉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主位性，其原有的崇高声誉一落千丈。

当然，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服务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传统道德中的封建内容进行批判和清理是必要的，有其进步意义。但客观地说，当时确有把中国两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道德体系完全否定的倾向，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对全部儒家文化的否定，不仅抽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也抽走了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当在中国被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及其道德传统被颠覆后，本应尽快构建全新的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新文化及其道德体系以代之，但是，在近百年中，由于外敌入侵，生灵涂炭，中国一直处在灾难深重之境地，社会根本无暇于新文化新道德的系统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及其道德体系，并且取得了良好成效，这可以在建国初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中得到印证。但是，在这个尚处于初创阶段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及其道德体系本应继续完善、巩固的时候，各种政治批判运动无休止地席卷而来，尤其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把刚刚搭建起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及其道德体系框架彻底推倒了。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根本来不及进行道德重建，整个社会又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市场经济虽然注重人的利益、崇尚人的独立，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增强人们的民主、平等、公正观念，但是，在本质上它却具有强烈的趋利性，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种观念在客观上也很容易地被引入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腐败问题，导致国家意识、社会意识、集体意识的淡薄，甚至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而随着国门的打开，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具有强烈西方色彩的价值观再次对中国经过荡涤而所剩无几的一些传统道德文化以及建国后所进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成果带来冲击，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有不少中国人缺乏敬畏之心以及道德自觉，尤其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出现了正义缺失、道德滑坡、风气败坏、贪腐成灾等等不良现象，阻碍了中国的快速崛起。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今天社会道德失落，我们也不得不去寻找被丢失的传统。重拾文化传统，有可能让我们回归本真，凝聚人心，亦能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如此，复兴儒学在客观上也就成了今天社会的现实选择。

复兴儒学的外在推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受新教伦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启发;一个是东方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复兴儒学，发挥儒学的现代功用，这是受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启发。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就是新教伦理。在新教那里，个人把在尘世中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义务当作至高无上的天职。［1］( P．57)所以，激发人们在世俗活动中，努力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且，新教伦理主张的禁欲主义，不是对物质追求的简单禁止，而是主张人们积极参加世事，创获财富，但是抵制一切享乐消费。新教伦理的这种主张和宗教要求，再加上英国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推动，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对复兴儒学，重新发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提供了思路。不过，儒家文化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在马克斯·韦伯等人那里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最主要的规范体系，如何应对新的全球经济整合和文化一体化趋势，而能够使其推陈出新，这是儒家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儒家学说与现代化似乎并不适应。在韦伯看来，尽管代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文化也得出了功利主义的结论，但较之新教伦理“理性的改造世界”，儒家“理性的适应世界”［2］( P．293)不仅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其心态特征反而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2］( P．301)他甚至说，儒家原本就是受过文献教育(书本教育)的书呆子［2］( P．298)。黑格尔也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是王朝从建立、发展到覆亡的更替轮回史［3］( P．117)，而在这样的轮回中，自然不可能有任何历史的进步，尤其没有在政治制度上给人类做出什么贡献。直接否定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居于思想支配地位的儒家学说的存在价值。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不论是外在结构还是内在精神都以其惊人的惰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宗教。［3］( P．130－131)

尽管在不少欧洲中心主义者看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不值一提，但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在客观上也促使人们对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重新认识，并对包括韦伯、黑格尔等在内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看法提出了批判。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之后又有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80年代以后更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全世界面对整个东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惊讶之余，开始对支撑这些东亚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文化因素开展讨论。台湾学者金耀基和北大教授罗荣渠都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引述过英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安东尼·桑普森的感叹:“没有任何地方比东亚这些年轻国家(地区)的经济活动的速度更蔚为巨观了。……是什么东西使这四个国家(地区)从亚洲的沉睡中突然唤醒?是什么给予它们普洛米休斯之火?是什么给予它们浮士德的野心去控制它们的环境呢?”①是什么使其能够创造“非个人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②呢?人们发现，这些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地区)，无一不是受到儒家文化熏染的国家(地区)。于是，人们急迫地从历史背景方面去重新分析儒家文化的组成要素，并审视其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4］( P．215)，希望“透过儒家传统去了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经济发展奇迹。”［5］( P．1406)

有学者指出，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学，儒家文化除了在伦理道德价值方面有其内在的意义之外，显然也是促成今日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6］( P．1339)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文化倡导人我兼顾、己群诸重的整体主义伦理观，与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伦理观迥然不同，而儒家文化倡导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也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不仅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大有裨益，也是促使东亚地区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伦理基础。［7］( P．40)事实上，在今天的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和地区，儒家学说已经展示了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新秩序构建的潜在作用。现在，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儒家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种研究热潮，是直接催生儒学复兴的外在推动力量。

当然，复兴儒学的提出也并非仅仅因为借鉴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社会功用的发掘性研究以及对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文化反思，而是因为面对现代社会诸多问题，儒家文化本身就握有救治现代社会病的良方妙药。

大体说来，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三大块内容:一个是政治学说(政治伦理)，比如三纲五常，以维护血缘宗法制度为己任，强调等级尊卑，主张家国同构，移孝行忠，实行仁政等;另一个是日常礼仪的道德规范。比如强调仁礼并举，忠恕之道，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中，以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妇有别、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有序;再一个就是境界论，强调道德完善和境界的进升，主张内修成圣，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一般认为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也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儒家政治学说那一套维护血缘宗法制度的等级尊卑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要求了。由于儒家学说和中国的传统制度之间早已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而随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瓦解，那些与过去的旧制度相联系的东西，如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等级制为依托的“礼制”，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儒家文化也自然就变成了无以依托“游魂”［8］( P．264)。

二是尽管儒家有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但这些道德规范都仅仅是外在强制，人们缺乏内在自觉。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宗教(儒家文化)“不是我们所谓的宗教。因为我们所谓的宗教，是指‘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内……在这种场合，人便从他和国家的关系中抽身而出，终究能够在这种退隐中，使得他自己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下解放出来。”［3］( P．131)黑格尔在这里所批判的儒家的道德不在内在自觉而在外在的强制，也确实在中国现实社会得到了某种印证——在今天多元文化或多元价值观成为主流社会环境下，人们普遍缺乏内在精神的支撑。尤其是当外面减少了或没有了强制，人们的内在自律便很难保证。虽然儒家学说强调慎独，强调内在超越，但这种超越只可能出现在精英阶层，对于大众来说，并没有进行自我超越的充足理由。

三是儒家文化境界论中的那种超越性与现代社会的现实性很难对接。儒家文化的精神体现在即世与超世的统一。儒家认为，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就必须面对现实世界，适应现实世界，但儒家又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诉求，改变现实寻求超越，成为了儒家执着追求的目标。所以，自古以来，从最早的先秦儒家开始，就是要改变现世，按周礼来改造世界，改造人的内心，齐肩圣王，实现超越。然而儒家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即使到了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③，也还是在这个世界里。而儒家学说描绘的图景似乎并不属于这个现代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权力结构与儒家所了解的人文世界应该有的运作原则存在着很大冲突。所以《圣经》里讲的鸟有巢、狗有穴而人子却没有安息的枕头的那种失落感、无根感，在儒家的传统里也有很深刻的体认。《论语》中说孔子要“乘桴浮于海”④，“居九夷”⑤，因为在自己的母国竟然没有一块地方是属于他自己的。孔孟都曾周游过列国，但鲜有接受其学说的国家。儒家的超越精神、超越意识，使其学说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冲突也就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显然，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极强的现代社会里，儒家的理想主义伦理及其价值体系就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并非天然对立。尽管在政治学说上，我们可以不赞同儒家尤其是经过后世改造了的儒家学说那种作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工具的君权至上的等级主张，但我们又应该看到，儒家学说中所涉及的日常礼仪的伦理规范与现代社会还存在着同构而可以契合的方面。

如，现代社会注重个人价值的发掘与实现，儒家对人的完善的终极关怀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非常一致。在儒家看来人的发展过程可以用逐渐扩展的人际关系，或逐渐扩大的波圈的方式来表达。儒家讲爱首先从亲亲开始，然后推展出去，达至泛爱，甚至民胞物与，爱所有万物。站在理想的层次，人也就需要超越自己、超越家族、种族、国家，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然，实现这种超越的基础是个人的自觉和不断的自我反省。所以儒家非常强调内修内圣，由立德、立言进而立功，积微成显，生而有益，死而不朽。在儒家看来，这种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可以与圣人同，才可以王天下，即天下敬仰与归服。这一思想与马斯洛所说现代社会人以追求自我实现为其最高需求并不矛盾。

又如，现代社会讲求平等，儒家学说虽然在制度上强调等级秩序，强调尊卑贵贱，但是在道德上在人格上也是讲平等的。儒家学说对人的定位非常具体，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虽有职位、辈份、性别、亲疏之别，但在伦理上都是平等的主体，尤其是在先秦儒家眼中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五伦关系都是对等的，是双向的，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或绝对性。这是一种普世性的定位，在今天，讲的就是公民的平等地位，反映了儒家对社会正义的强烈诉求。

再如，儒家提倡诚信、互助，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互利原则是融通的，也是与市场经济原则吻合的。儒家诚信理论对于培养人们诚信处世、互利互惠的精神和道德意识，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这对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提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幸福感受也密切关联。

又如，儒家强调为政以德⑥，倡导为官者勤政廉洁。在儒家看来，治理国家不过有两种方式，即以德治国与以力(法)治国。而基于性善论的儒家仁学文化，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自然是主张德治，强烈反对以力(法)制人，故而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论。到了孟子那里，则直接称其为仁政。所以，为政以德，也可称为德治或仁政。仁政，即爱民、利民。“古之为政，爱人为大”⑦，“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⑧，“政有使民富且寿”⑨。当然，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以淳厚民风，也是爱民的体现，故有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说。在儒家看来，施行德政也需要建立“善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因为即或存有善良的愿望，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度作支撑，也不能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只是这样的法度必须是“善法”，否则仍然不足以推行仁政。孟子还从“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看法出发，主张“取于民有制”，并要求建立一种民众能够认同和承受的合理的赋税制度。儒家讲的为政以德，还包括尊贤尚德、纳谏兼听、举贤才等等。但是要做到这些，为人君者就必须修德——“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以身作则。具体为:“正”——“政者，正也”;“廉”——“欲而不贪”，“见利思义”;“勤”——“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俭”——“节用而爱人”⑥等等。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为政以德、勤政廉洁及其与此关联的荣辱观、羞耻观等为今天现代社会反腐倡廉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等维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还有，儒家文化体系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愿意接纳和汲取其他优秀文化。这种开放性源于儒家文化中的善性本质。早在战国时，大儒荀子就首先打开了儒法合流的先河，他到秦国考察，盛赞秦国的政治是当时的“治之至”，认为是霸道所能达到的政治顶点。由此，他主张将儒家的王道与法家的霸道结合，提出“王霸相杂”重王道兼霸道的思想。这表明儒家学说的发展完全可以在原始儒学蕴涵各家的思想基础上，兼收其他思想，取长补短地完善自身。到了汉代，董仲舒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先秦儒学本身进行了大改造，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将儒学神学化、政治化。到了宋明时期，宋明理学最突出的是吸收了佛教、道教的精华来完善儒家学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儒学的数度改造，都体现了儒学所蕴藏的宽容与开放精神，这也是儒学及其伦理精神能够溶入中国人血液里并塑造其民族性的生命力所在。在现代社会，这种来自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有利于中国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主动学习和汲取。

儒家学说于现代社会的意义还有很多，总体来说，儒家学说中的许多伦理诉求，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按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理解，所谓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9］( P．1)这就是说，某个民族与某种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任何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总会生成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种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不仅对这个民族的子子孙孙起着心灵“塑造”的作用，而且不断被丰富被发展。这样一种反复过程，不仅凝炼了这个民族的原生文化，也铸造了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正是从这个维度看，文化是构成民族特质的核心要素。因为作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10］，或者说具有共同的本原文化或文化传统。

儒家文化尤其是它的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浸透在中华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信念以及生产、生活的行为意识当中，被中国传统社会广泛遵从，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不仅逐渐构建成了中华民族赖以维系当时的传统社会秩序并促进其发展的伦理文化和伦理思想，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性的重要方面，即形成了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传统。因此，作为一种本土文化，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意识已作为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因子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儒家思想及其道德文化不仅是汉民族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后来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石和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古印度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并列为轴心时代文化。他说:“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在这数世纪内，……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这个时代……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11］( P．7－9)从那以后，轴心时代的文化就一直影响着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家文化之于东方，古希腊文化之于西方，犹如魂魄之于人类。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文化传统是经过长期斗争与融合积淀下来的民族个性、民族精神，是寄寓民族力量的母体。这些文化传统，意味着我们的历史、社会、文化意识。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也就无法理解我们自身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自我定义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把活生生的文化传统完全逐出门外。一个民族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文化传统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就丧失了这个民族的特质。作为一个大国来讲，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其发展便没有根基，没有底气，或者说缺乏来自文化的发展后劲。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思想崛起，而思想的崛起离不开对本土优秀文化的复兴，尤其离不开铸造中华民族民族特质的儒家文化的复兴。只有立足于自己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思想崛起，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显然，在轴心时代出现的精神传统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同样，儒家文化也仍然还有生命力。尽管儒家文化在近代以来反复被社会精英所误解、批判甚至抛弃，但这也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儒家文化及其伦理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被真正抛弃掉!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经过两千多年思想和心灵的浸染，儒家文化及其伦理道德一直被奉为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不可动摇的操守，对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价值取向以及民族性的养成和塑造，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儒家文化及其伦理精神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获得性的习惯与意识，即已经转换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行为习惯和心理意识，成为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或民族性的一部分，它已经与中国人的存在或民族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割裂开来。因此，不管承认与否，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着的就有很多儒家文化的血液。也因此，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你的中国国籍，也不在于你的肤色，而在于你基于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传统而与生俱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和行为习惯，即便你已经加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所以，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怎么可能被抛弃掉?!如果儒家文化不存在，那么，主要基于儒家文化而形成的中华民族本身的存在就存在问题。现代世界很多例子早已说明，凡文化异化的民族，其本身的民族特性也就丧失了。如果我们在文化上完全异族化(比如西化)，我们也就称不上本源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了。也正是儒家文化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性，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而迫切需要思想文化崛起的今天，复兴儒学与其说是对文化传统的复兴，还不如说是对中华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复兴，其根本意义在于寻回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让中国人有一个安顿心灵的地方。

总之，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文化，儒家文化并非仅仅依赖封建专制制度而显示其价值，在它两千多年对中华民族的浸染过程中，早已与中华民族连为一体密不可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重要特征。儒家文化如若离开中华民族，也就没有生命力，也才真正会成为“游魂”，而中华民族如若没有了儒家文化也就很难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然，复兴儒学并不是没有批判的文化复古，而是重拾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而改造儒家学说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心灵应当得到重塑，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应当获得持续的精神支撑。也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不能没有儒学的复兴，复兴儒学是中华民族寻回自己民族魂的必然，亦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应然内容。

注释:

①转引自金耀基著:《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载《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9．

②转引自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③论语·为政．

④论语·公冶长．

⑤论语·子罕．

⑥论语·学而．

⑦礼记·哀公问政．

⑧论语·颜渊．

⑨说苑·政理．

孟子·离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