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讲，人类是两性的世界，二者既互依共存、惺惺相惜，又千差万别、龃龉抵牾；既是生命伴侣、人生旅伴，又是载舟覆舟、两不相让。面对同一个事物或对象，两性的生理反应、心理认知、道德向度、智能特点会相同、相近或不同、对立，甚至是天壤之别；而呈现这一事物或对象的语言自然会是千姿百态、风格别样。
语言的使用体现了人类两性之间的真实关系，现实生活中性别歧视比比皆是，在语言中不可能掩盖这一事实。而语言中的歧视性表达无疑会对读者烙下心理、情感、观念和行为上的印记。在习俗、观念、政令、法令、就业、酬劳、机遇等层面上，性别歧视的深度、广度与强度在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中均有不同体现。
女性被定义为“非理性，一种需要被超越的否定性——他者，一个不完整的男人；同时，她也是男人可以随意变更和交换的客体”[6]。男性作为人类的代言者，处处体现着“他”的“权威性”。比如，在英语、法语、德语中，“男性”（man）这个词总是能指代人类的整体与全部；在汉语语言中，“他们”总是能很好地将女性裹挟在男性之中。“人类”“他们”这样的语词属阳性而不属中性，这是典型的“父权中心”意识显现。在父权社会秩序中，女性被挟持在“对象性客体”的角色里，以保障男性的“主体性稳固”与“优越性欢愉”；而女性则不满这种“被想象”与“被思索”的侮辱，她们要求主动思索与想象，以此来挑战男性的话语权威性与主体稳定性。换句话说，女性更愿意游离于“菲勒斯文化”的二元对立之外，创设非理性的神秘状态，以此扰乱父权制象征秩序，颠覆男权固态，夺取女性言说的权力。
露丝·伊瑞格瑞认为，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并没有性别之分，是一个同时具有菲勒斯的创造性和母性的双性同体的形象。张岩冰认为，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拉康理论中的“想象”（the imaginary）是一致的，这一阶段中的母亲没有缺失，没有压抑；而俄狄浦斯阶段则与拉康理论中的“象征”（the symbolic）是一致的，“象征”实指父权社会体系中的性别与文化秩序，由围绕着男性生殖器官的菲勒斯构成，受父亲的法律（the law of the father）所支配。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的被认同到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的被放逐，母亲被剥夺了创造的权利，这是因为“父权制文化使男人极力要抹杀自己肉体诞生于母亲这一令他们有些气馁的事实，为此，男性创造了上帝这个男性形象来充当母亲的母亲。母亲因为缺乏菲勒斯所代表的创造力，而被排斥于社会价值之外，不能给孩子语言、法律等属于菲勒斯的东西，她能做的仅仅是生养孩子，为他们提供食物”[7]。
虽然女性构成了整个人类的二分之一，虽然女性作为人的客观存在是一个无需仔细观察就可以明白的事实，虽然女性的历史和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更加久远，“但自文明初始，女人就作为‘类整体’从社会中全面隐退，退入到夫权家庭生活之中，从此也就被封闭在那个‘带墙壁的世界’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与社会的生产、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相对隔离，她们的活动天地主要在家庭中”[8]。几千年来，正是靠着“带墙壁的世界”的隔离与劝诱，妇女被压制在社会表征与意识形态最底层，并使这种压制具有人化后的自然性与自愿性，而且成为人类古老文明共有的特性。很多时候，妇女是被当作男人的财物来对待的，《古兰经》中就写道：“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的。你们怕她们执拗的妇女，你们可以劝诫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打她们。”[9]更可悲的是，女性的“类人类”与“类整体”论调摧毁了女性自尊的堡垒，甚至摧毁了女性构筑自尊的可能性和潜力。女性生理的额外功能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优势与奉献，女性也一样对自身不认同。子宫、卵巢——生命的出发地，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东西，是累赘甚至罪恶。
习惯久了，会被误当成天性。即便女性本身也屈从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导致了女性中间普遍的互不认同与互为敌意（在女性群体中的个性意识与差异突出于男性群体），对于男性，女性也有一种共同的眼光与意识——仰视与屈从；但20011对自身，彼此却从不服输。故女性内部的矛盾远远大于女性外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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