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老把儿音带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北京的童谣充分表现了北京话中儿化音之丰富。其用途之广,让外地人“耳”花缭乱。

儿化音的北京方言让您听着就那么舒服、通俗,比喻形象。许多老华侨回到北京,一是先来碗豆汁,二是到小胡同、大杂院里去找老头老太太聊天。干吗,就是爱听那带儿化音的北京味。

自金朝中期开始,金中都即今日的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于是标准话就逐渐由洛阳话转变为北京话。金人接待宋使,“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反映了当时金中都话的推广。金朝后期,完颜合周“语鄙俚”,他所写的榜文说:“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其俗明显。看来早在辽金时代,燕地方言即带“儿”字。如辽代称汉人为“汉儿”。燕地方言到明清时成了官话,在民国时被确定为标准话。

在北京，任何一个单位里都可能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在任何一个聚会场合所听到的都可能是南腔北调的大杂烩。在这样一个流动性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几乎已经没人会在意“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分别。不过，没人在意并不等于没有，想找出差别其实很容易，只要一个人开口说话，马上就可以听出他是不是北京人。当然，得让土生土长的正宗北京人来听。

纯正北京话或者叫北京方言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跟北京话的差别似乎不该太大，但外地人可以把普通话说得很好，要掌握纯正的京腔却远没那么容易。这里姑且不去提那些时常被各大网站当作测试题目的北京土语，只来说说京腔里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儿化音。

大量使用儿化音是北京话一个突出的特点。北京话的优点在于听起来轻松、随意，而且活泼、俏皮，缺点是听着似乎不太严肃，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明显会给人一种吊儿郎当的感觉，而所有这些优缺点都跟北京话里几乎无处不在的儿化音有很大关系。很多南方的朋友发不好儿化音，就觉得北京话难学，也不太好听，甚至有人据此认为北京话不仅土里土气，而且过于油腔滑调。这个可以理解，但必须说明的是儿化音绝非北京话所独有的发音方法，事实上儿化音是汉语中很常见的一种与卷舌动作有关的音变现象，很多地方的方言里都有，只是北方方言中用的更多，而北京话则将其用到了极致。

儿化音是现代汉语研究中的一大课题，也是汉语规范中的一个难点，北京话里儿化音最多，当然应该作为研究重点。由于儿化音更多地是用在口语里，在书面语中则通过加“儿”字来表示儿化，但“儿”字本身又另有用法。比如说“花儿盛开”中的“儿”就是一个独立的音节，要单读出来，跟“一朵小白花儿”中表示儿化（与前面的“花”字连读成为一个音节）的“儿”不一样。说的时候很容易区分，但书写时却易产生混淆，这种情况正是儿化音的主要缺点之一。为避免混淆，本文将采用一种很科学的方法，即把表示儿化的“儿”字缩小，这是一种看起来很方便但写起来很麻烦的方法，通常字典里才会用（可见本文目的虽然不是学术研究，只是跟大家一起找个小乐子，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哟）。

首先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儿化音只出现在词尾，这是不对的。当初有段相声里就举过例子：北京人说“鸭儿梨”，儿化音在前一个字上，天津人才说“鸭梨儿”。而北京人常说的“哥们儿”、“爷们儿”都是词尾儿化，很多书上却写成了“哥儿们”、“爷儿们”，照这样发出音来绝不是北京话。还有个典型的，“油饼儿”是词尾儿化，“馅儿饼”则不然，这两个念反了肯定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过去取暖做饭烧的是“烟儿煤”、“蜂窝儿煤”，中秋节的吉祥物是“兔儿爷”，“腊八儿节”要喝“腊八儿粥”、吃“八宝儿饭”，还要泡“腊八儿蒜”，儿化音都在前一个字。地名里“八宝儿山”和“石景山儿”也是两个读法。另外，北京人管小流氓儿叫“玩儿闹”，“玩儿闹”们打架比较常用的家伙有“管儿叉”、“板儿砖”。再看这个：说一个人脸上“肉皮儿嫩”，跟“肉皮冻儿”似的，这两个儿化音的位置放错了就不像人话了。当然了，多数情况下儿化音都出现在词尾，但少数的、有变化的地方才往往是不够熟练的人最容易露馅儿的。

儿化音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区别词义的功能，在语法、修辞上也有专门作用，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发音习惯，更不是好不好听的问题。比如：“头”读正音时通常专指脑袋，而“头儿”则代表领导。另外，“头”也可以表示头发及发型（剃头、梳头、平头、分头、光头），还可以表示次序居先或在前的（头车、头羊、头排、头一天、头两年）。而“头儿”又表示物体的顶端或末梢（这头儿、那头儿、山头儿、枪头儿、绳子头儿）、事情的起点或终点（开头儿、话头儿、进电影院晚了没看见头儿、好日子到头儿了），还能当立场或倾向性讲（你跟他是一头儿的）。如果把“头”和“头儿”倒过来用，不光是听着别扭，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