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是成都川菜的孕育萌芽时期。
商代以前，四川地区主要居住着巴、蜀两个大部族和十余个小部族。公元前4世纪，蜀国开明王朝迁蜀都城至成都，取周王迁岐“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成都，相沿至今。2001年2月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经专家考定，其时代当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与三星堆文化时代相继。成都羊子山至十二桥，地形为一呈东北一西南向月牙形冈垅状台地，在此区域内先后发掘出大批文化遗存。石器有石璧、石斧，陶器有高柄斗、小平底罐、鸟头柄勺、尖底罐等。以此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命名“十二桥文化”，它上承三星堆文化，下延至春秋前期。此时，成都地区的烹饪原料较为丰富，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这一时期的蜀国“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丰富的物产为菜肴制作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数量的菜肴品种，且组合成筵宴。
上图为三星堆出土的鸟头柄勺
秦汉至魏晋时期是成都川菜的初步形成时期。
秦灭蜀到西汉末年的三百余年间，由于第一次移民以后蜀经济的发展，成都的繁荣导致了物产的丰富与饮食业的兴旺，这就是扬雄《蜀都赋》里说的：“调夫五味，甘甜之和，芍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及引具有珍稀野禽野兽“五肉七菜”的宴菜。从这几句简短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古典四川菜在西汉晚期时已经初具规模，而且中原烹饪文化的精神-“五味调和”已经成为四川至少上层人士饮食的基调；再就是“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说明了四川烹饪原料不是单纯就地选取，而是通过水陆运输从长江下游和秦岭以西获得。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描述暗示了这一时期至少上层饮食还未出现地区性的特征，如果有，也是前一节里谈到的属于下层人民继承的战国以前的“益州鹿（歹委）”这样的不卫生，不文明陋习。在这以前，从《史记》里记载的“文君当垆”可以推想到蜀地的餐饮业也已经出现。总的说来，和四川在秦汉以后，很少表现出蜀古文化遗留一样，这一时期的四川饮食文化也基本上完全被秦汉先进文化所同化，尚未形成自己的地区特色。
古典蜀烹调与中原、江南烹饪的分野出现在东汉末与魏晋时期：
东汉建立以后，四川的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它的烹饪文化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忠县东汉墓葬中的“庖厨俑”说明了蜀烹饪的成熟景象，其中水饺的出现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水饺应该理解为馄饨的变种，两汉时期馄饨被称为“餦馄”，是通称“饼”的一种，或者叫做汤饼。东汉刘熙《释名》“饼”中已提及“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等饼类，但我们并不能准确理解汤饼的含义，我们只知道，馄饨或者水饺应该是小麦去麸以后的面粉制作成的，要求面粉加工质量很高，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至迟在东汉时期，四川地区的农业加工技术和中原地区一样，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阶段。
馒头，或称“曼头”，作为一种方便面食，应该是上面所引《释名》句子里所谓“蒸饼”的一种，在东汉末已经出现了，但为什么要被高承归之于蜀汉诸葛亮的发明？这里除了名人效应以外，可能还因为蜀地曼头首创加入肉馅，而且在形状上略似人首的缘故，和刘熙时的蒸饼当有所不同。《魏武四时食制》谈到当时巴蜀的烹饪，说：“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说黄鱼“大数百斤，骨软可食，出江阳、犍为。”还提到“蒸鲇”，可见当时巴蜀地方已有清蒸鲶鱼的菜式了。不管怎么说，都说明了巴蜀地区的烹饪水平在东汉末、三国时期有了相当的提高，并且以“喜着饴蜜”为中原所知，汉晋之时，成都川菜开始形成基本的风格，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明确总结为“尚滋味”、“好辛香”。“尚滋味”是指崇尚美味或味道，“好辛香”是指喜爱姜、葱一类刺激性之味以及芳香之味。
三国时，成都作为鼎足而三国家之一的首都，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第二次移民运动促成了蜀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在此期间，后主刘禅大兴土木，“颇出游观，增广声乐”，相应地，在高层饮食水平上有所体现。这时候的成都，已经成为“既丽且崇”，“外则轨躅八达，里闬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屋。”繁荣的全国大都会了。西晋时，左思根据文献和询问在洛阳的蜀中人士所写出的《蜀都赋》，盛赞蜀中物产丰富，所谓“蒟蒻茱萸，瓜畴芋区，甘蔗辛姜，阳蓲阴敷。”因此才有成都宴会上的“肴槅四陈，觞以清（酉票）”。西晋诗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里也谈到蜀都饮食之丰盛：“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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