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在《侏儒的话》中说,“遗传、境遇、偶然——主宰我们命运的毕竟是这三者”。可以说芥川龙之介生命的完结既是时代不安的象征,也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完结。
就个人境遇,简言之三个字:糟透了。他出世九个月后,母亲发疯,为生母家收为养子,与疯母相伴10年。芥川认为他的“人生悲剧的第一幕是从他们成为母子开始的”。在《点鬼簿》中他说,“一次也没有从自己的母亲那里感受到那种像母亲似的爱”,这一境遇给他的一生都投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由于生父家和养父事业的失败,家庭的生活重担使他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过量的服用安眠药,又造成了幻想症,他自幼养成怪异的孤独癖。后来,他爱上生父家的小保姆,遭到养父母的反对,人为的阻挠和旧道德的重压使恋爱夭折,他因此感叹“不能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不能愈合落在人身上的生存的苦恼和寂寞”。
这一切都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他感到孤独,仿佛自己是个“在孤独地狱里受苦受难的人”。他经常自问“我为什么要受到如此惩罚?”这个疑问给他的人生观和文学观都留下巨大的阴影,给他的生活和文学都带来一种“漠然的不安”。
芥川龙之介活动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这是充满激荡与平和、闭塞与明朗对立的历史时期,面对的是“时代闭塞的现状”。他生活在“时代的不安”下,由于接触到许多不合理的实际,自然地流露出对社会上利己主义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他感到周围的现实都充满不调和,加上患神经机能障碍症,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折磨,厌世思想日益严重。他对人生和社会感到幻灭,认为“周围是丑恶的,自己也是丑恶的。人凝视眼前这些东西而活是痛苦的。然而,人又强迫自己这样活着”。
个人、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境况使他陷入人生苦恼的深渊,他对社会和人生采取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他在《某傻子的一生》中强调,“最光明的处世方法是既蔑视社会的因袭,又过着与社会的因袭不相矛盾的生活”。
以中庸之道来统一自由意志与宿命的矛盾,是芥川人生观的核心。他也说,决定他的命运的“四分之一是遗传,四分之一是境遇,四分之一是偶然——我的责任只是四分之一”,意思就是他只有四分之一的能力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实际上他已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以信基督教来寻找精神寄托。但是现实的压迫使他遭受更大的折磨,他无法再相信上帝能再创造奇迹来解救他不幸的命运。于1927年,35岁的芥川龙之介服安眠药自杀。
芥川龙之介全力创作短篇小说,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超过150篇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篇幅很短,取材新颖,情节新奇甚至诡异。作品关注社会丑恶现象,但很少直接评论,而仅用冷峻的文笔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来陈述,便让读者深深感觉到其丑恶性,因此彰显其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其代表作品如《罗生门》《竹林中》已然成为世界性的经典之作。
为了纪念芥川在文学上的成就,从1935年起设立以他命名的“芥川文学奖”,现已成为日本最重要文学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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