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任意性和理据性在语言中共存, 那么,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任意性往往容易给人一种误导, 使人误认为事物的名称从理论上说可以是无限多的。 然而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一种事物的名称的数量绝不是无穷无尽的, 再多一般也超不过几十个, 这说明事物的名称数量是封闭性的, 而不是开发性的。 一方面, 事物名称的多样性证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另一方面, 事物名称的有限性又证明了任意性必然受到某种严格的管约。
任意性受到的管约力量来自何方? 来自理据。
表示同一事物的若干名称, 无一不与该事物有着某种联系, 所以由这些有关联因而具有共同义素的词聚合成为词群, 形成一个语义场。 例如向日葵的最大特点是朝着太阳转动, 所以汉语叫做 “向日葵”, 英语叫做sunflower (太阳花), 法语叫做tournesol (转向太阳的), 俄语叫做подсолнечник (在阳光下面的), 德语叫做sonnenblume (晒太阳的花), 西班牙语叫做girasol (跟着太阳转的)。 这些语言的构词活动都紧紧围绕着 “向阳” 这个聚合点展开, 这说明操持不同语言的人们对这一植物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心理,其结果必然使这些名称形成同一个语义场。
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也有同样的现象, 例如汉语不同方言把上述植物分别叫做向日葵、 向阳花、 朝阳转……无论名称有多少, 总与 “唯有葵花向日倾” (司马光 《客中初夏》 ) 的自然特征有关, 从而形成了一个语义场。
是什么力量把一个事物的若干名称局限在一个语义场之中? 是理据。 理据性对任意性有着强大的管辖和制约力量。 如果把这个语义场画作一个圆,那么若干名称尽在这个圆圈之内。 这个圆就是理据对任意性的管约范围, 叫做任意性的 “理据管约” 或 “理据制约”。 图示如下 (坐标中的x轴和y轴分别为音轴和义轴, 圆圈为某一语词的任意性理据管约范围, 圆内若干个圆点, 都是音义结合的理据证物):
义对于音, 事物对于名称, 作为条件并不是充分的, 这反映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 但人对语言符号的理解绝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 某一事物无论有多少个名称, 其中每一个名称都一定有其来由, 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这说明任何音义的结合, 都必有缘由。 每一个语言符号都是具体而微的, 都能够找到音义结合的理由和根据。 语言符号不仅受到任意性原则的支配, 同时还受到理据性原则的支配, 它们既对立又统一, 共同构成语言的两条同等重要的原则。
2.2 长期以来, 许多人对任意性有所误解, 以为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都是在人的不经意之中盲目进行的, 因而任意性具有无穷的解释力。 为什么汉语称 “桌子”, 而英语称table, 俄语称стол, 并没有目的, 没有原因, 没有任何根据。 这不但把人类造词这一复杂的创举简单化, 而且也是对索绪尔关于任意性论述的不全面理解。 《普通语言学教程》 第二编第六章第三节指出: “到现在为止, 单位在我们看来都是价值, 即系统的要素, 而且我们特别从它们的对立方面去考虑; 现在我们承认它们有连带关系, 包括联想方面和句段方面的, 正是这些关系限制着任意性。” 索绪尔认为这是一个 “很少引起语言学家注意的观点”。
任意性并不是孤立地因而是无拘无束地行使职权, 语言也不是只受到任意性原则的单向支配的。 事实恰恰相反, 任意性只能在理据性所规定的范围内运作, 离开了这一理据管约, 任意性将变得毫无价值。 例如古代管彗星叫“彗 (篲) ”, 因为彗星 “形似扫帚”, 这就是它的无法否认的理据。 可能有人会问, 难道彗星只能叫 “彗” 而不能有其他名称吗? 当然可以! 任意性决定了包括彗星在内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有许多个名称, 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 事实上由于理据的管约, 彗星的其他可能有的所有名称一定与彗星有着外形、 颜色、 运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似联想方面的联系, 不可能也不可以把它叫做与这些毫无联系的名称。 李白有 “小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 飞在青云端” 的诗篇 ( 《古朗月行》 ), 小李白之所以把月亮呼作白玉盘、 瑶台镜, 就是因为月亮 (圆月) 同白玉盘、 瑶台镜之间存在着圆和白洁光亮的相似性, 这一相似性所发挥的潜在作用表现为理据性对任意性的强力管约, 最终使任意性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一个一个的、 无数的圆圈之内。 如图所示:
坐标 (x, y) 所表示的区域A表示任意性的无限大区域。 在这个坐标中, 任何语言符号都可以在纵横两轴的交叉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显示了任意性为语言符号的生成提供了无限广阔的余地和前提条件。 坐标中的每一个小圆圈代表某一语词符号的理据性对任意性的 “管约范围”, 它也是每一语词符号的音义 (名实) 结合的有限范围。 每个小圆圈内的一个或若干个点 (见图一) 表示语言中已有的现实符号。 点与点之间的空白则表示将来可能生成的潜在符号。 这说明尽管在理据的管约范围内任意性仍有极大的活动余地。 例如某一圆圈的理性意义是 “一年生草本植物, 茎很高, 叶子互生, 心脏形, 有长叶柄。 开黄花, 圆盘状头状花序, 常朝着太阳” ( 《现代汉语词典》 ), 但圆内至少可以有17个点 (现实符号), 它们分别是 “葵花、 向日葵、 向阳花、 朝阳花、 朝阳葵、 朝阳转、 转心莲、 转头莲、 转日莲、 转日葵、 望日莲、 望天葵、 日头转、 太阳花、 太阳佛花、 朝阳饼儿、 盘头爪子” 等。 从理论上讲, 还可以有这17个词以外的更多的名称生成, 但是迄今仍属潜在符号。
任何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不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超越理据性给予它的管约范围。 在理据管约范围之内, 月亮未尝不可呼作别的相似物 (如磨盘、 天灯等), 但是绝对不可把它呼作 “三角尺” “钓鱼竿” 什么的。 洪堡特在(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 (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中说: “语言及其形式的规律性, 决定着语言对人的影响, 而决定着人对语言的反作用的是一种自由性原则……另一方面, 虽然自由性本身是无法确定、 不可解释的, 但在它们独享的一定活动范围内, 我们也许有可能发见它的界限。 语言研究者必须承认和尊重这种自由性原则的作用, 同时也要细致地探索其界限。” 这一论断是十分发人深省的。
2.3 索绪尔在 《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阐扬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在中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外多数学者赞同索绪尔任意性的观点, 而且有人走向了以任意性否认理据性的极端。 与此同时, 有少数学者全盘否认任意性原则, 走向了以理据性 (可论证性、 象似性) 否认任意性的另外一个极端。 正确的看法应该是, 一方面, 有了任意性, 才使语言符号的理据生成具备了广阔的选择余地, 才使语言不断丰富; 另一方面, 有了理据性, 才通过对任意性的强大的制约之力而使语言沿着理性的轨道, 健康有序地发展。 理据性和任意性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相互依存, 承认任意性或理据性, 不必以牺牲对方为代价, 因为任意性和理据性同时存在, 它们共同形成支撑语言发展的杠杆。 协同推动着语言体系的和谐发展。 如果离开了理据性, 任意性 “这个原则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 结果将会弄得非常复杂; 但是人们的心理给一大堆符号的某些部分带来一种秩序和规律性的原则, 这就是相对论证性的作用。”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第六章§3) 如果离开了任意性, 语言将成为一具僵尸, 更准确点说, 语言将不成其为语言。 任意性成为了致使理据性繁衍生息的生存条件, 理据性成为了免使任意性泛滥成灾的管约保证。 事实上, 承认理据性原则的存在及其重要地位, 丝毫不能否认任意性原则的存在及其重要地位。 石安石说得好: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普遍存在, 可论证性大量存在, 都是事实。 只是各有各的内容和范围, 并行不悖。 承认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可论证性, 并不以牺牲对方为代价。” (石安石 《语义研究》, 语文出版社1994年版) 理据性和任意性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它们共同成为共同支撑语言和谐发展的杠杆。 那种认为承认理据性原则,就必然否认任意性原则的观念, 是一种僵化的观念。 任意性相当于一种战略原则, 它为音义的结合提供了宽阔的选择余地。 理据性相当于是一种战术原则, 它为每一个具体的语言符号提供了音义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动因。董为光在 《话说 “音义初始” 》 ( 《语言研究》 1997年1期) 中认为: “说约定俗成是任意的, 这是就全部的音和义相联系的可能性而言, 就音义关系的客观本质而言; 说 ‘约定俗成’ 是非任意的, 这是就每一次音义具体的结合而言, 就联系音义的语言社会的主观意识而言。”
某一语义场圆圈内的诸多事物的名称可以随便叫——这是任意性原则。但是再随便也不能超越这个语义场圆圈——这是理据性原则。 某一名称一旦产生, 理据就在这一刹那发挥作用, 它以强烈而又具体的可释性操纵着每一个词语, 直到永远。 例如 “葵花” 可以叫做 “向日葵” 等17个名称, 而且在理论上还可以有这17个词以外的别的更多的名称, 但是无论名称有多少,都不能越出 “唯有葵花向日倾” 这一理据管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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