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

在对健康和死亡的研究方面，人口学涉足较早(Hauser et al，1959)。人口学家们分年龄和性别建立生命表，旨在发现死亡率的发展变化规律。随后随着流行病学的发展，人口学拓宽了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将死亡当作分析的一个端点来看待，而且还向前延伸，考察引起死亡的原因。与经济不发达以及战乱的年代不同，当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者发现是退化性疾病而非传染性疾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时，生活方式、与健康相关的行为、预防性的健康照料等便进入了他们研究的视野(Caldwell et al，1989；Institute of Medicine，2000)。与此同时，遗传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等学科也纷纷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寻找对于健康/死亡的影响因素。例如来自遗传学的大量研究揭示，基因对于一个人的健康长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父辈是长寿的话，其后代也往往倾向于长寿(Willcox，DC etal，2006；You，Danzhen etal，2010)。来自人口地理学的一些研究表明，自然环境对人类死亡也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居住在农村、山区、气温和降雨量适宜的地方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PM10浓度的减少可以“防止”人类过早死亡(SMedina et al，2004；Zeng Yi et al，2010)。来自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等学科的一些研究证明，好的肌体和精神健康状况者会更倾向于长寿(Manton et al，1993；Manton et al，1994；Martin，L.R.，1995)。在社会学方面，有的学者从社会的宏、中观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有关议题的考察，例如有研究揭示，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水平越高、国家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越多、社会凝聚力越高、国民的寿命越会得到延长(Frank Trovatoa et al，1996；Anme T，2008；Gu，Danan et al，2009；Zeng Yi et al，2010)。当然，研究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等微观层面对人们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也是社会学主要研究的内容，受制于本书的结构，下文先就代际关系与健康/死亡风险的研究展开回顾，然后再介绍社会学对于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人们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成果。

通过对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的实证研究回顾，我们归纳出以往文献主要集中于子代支持、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以及代与代之间的互动和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上。

一、子代对亲代的支持

国内外学者在子代对亲代的支持研究上成果颇丰。归纳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上。

但是，在生活照料方面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种研究结果认为，子女向父母提供生活照顾能促进老年人的健康、降低其死亡风险(Cornell，L.L.，1992；张震，2002；张震，2004；唐美玲，2005；李建新，2007)。但也有学者认为，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子女对父母的帮助非常有限，老人生活自理和老年夫妇相互照顾发挥着比子女照料更重要的作用(杨善华等，2004)。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子代对老年人生活起居的帮助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注重个人隐私感的老年人而言，这种帮助具有强迫的感觉，过多的代际支持会带来精神上的损害，或者引起老人的依赖性而使其福利受损(Silverstein et al，1996；Xuan Chen et al，2000)，或者这些涉及老人隐私的帮助对提供的及时性要求很高，容易造成提供者的沉重负担，也更使老人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和无用(张新梅，1999；张文娟等，2005；宋璐等，2006)。

在子代对亲代的经济支持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出现两种不同的结论：正向作用和无关。其中认为起到正向作用的研究占主流。有学者指出，成年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可以同时降低乡村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和提高生活满意度(郭志刚等，1998；Silverstein et al，2006)。与此不同，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死亡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张震，2002；张震，2004；Pearl A.Dykstra et al，2012；罗雅楠，2014)。换言之，是否有来自子女的支持，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都影响不大。

情感支持是一种被关心、被爱、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现代社会对于老年人来说，从需要的层次来看，其基本的生理、安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不仅需要子代提供物质赡养，而且要进行“精神赡养”(同钰莹，2000；穆光宗，2004；王跃生等，2011)。而来自子代的感情支持是否有利于亲代的身心健康或者降低死亡风险？从笔者了解到的文献来看，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表明来自子女的感情支持能缓解老人的精神压力，提高其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存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Neal et al，1998；Bisconti et al，1999；张震，2002；唐美玲，2005；Silverstein et al，2006；贾守梅等，2007；李建新，2007；王跃生等，2011)，而尚未发现子代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研究结论。

当然，虽然出于文献梳理的需要将来自子代的支持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三个方面，但在现实中更多的学者将上述三种支持因素同时加以考虑。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子女的支持网络越强大，越能消减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无助感，缓解其抑郁情绪、降低其死亡率(Berkman et al，1979；Crimmins，1986；Merril Silverstein et al，1994；王大华等，2004；王兴华等，2006；陈国栋等，2009；Shor et al，2013)。有的研究则表明来自子代这三个方面的支持对于老年人健康所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生活照料和感情支持对高龄老人的存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经济支持却在统计上对老年人的存活不具有显著影响(张震，2002)；出于“用进废退”的原因，后代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降低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王萍等，2011a)。

二、亲代对子代的支持

由于关系的双方是对称的，代际关系也不例外，但总的来说，在研究代际关系时，绝大多数研究是从子代对亲代支持的角度进行，很少从亲代对子代的支持角度加以研究。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其实随着子代的出生就开始了，亲代在子代幼小时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以及日常生活的照顾特别明显。待儿女成家时，亲代还要给儿女的婚嫁提供物质支持，甚至儿女成家以后也在经济、照看孙代或者家务料理等方面给予后代支持(王树新，2004；王跃生等，2011；张岭泉，2012)。

关于亲代给予子代支持是否对亲代的健康/死亡风险带来正向作用，在这方面学界的意见不一。一些研究认为与那些不给予子女提供支持的老人相比，给子女支持的老年人较少具有抑郁症状(Stoller，1985)、其日常生活能力更强(王萍等，2011a)、心理更健康(Merril Silverstein et al，2006；Cong，Z.et al，2008)，同时还能得到后代更多的回馈(宋璐等，2006)。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给子女提供支持会使老人的福利受损，由于帮儿女照料孙子女，老人们过多地承担了父母的责任而压力过大，导致他们的抑郁症状加重(Caldwell et al，1998)。

三、代与代之间的交往/互动

从代际关系的内容来看，子/亲代不仅在经济、情感和生活照顾等方面给予对方单向的支持，而且两代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几乎)同时发生的经济、情感交流与互动(陈皆明，1996；潘允康，2002)。在代际经济互动研究方面，有研究指出，老年人由于晚年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资源的相对减少，回馈能力也相对减弱，使老人可能产生内疚的感觉。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老人(特别是城市老人)有足够的退休金，他们不但不需要子女供养，而且能够给子女以经济上的帮助(张岭泉等，2007)，因此，老人在经济条件允许时也会在经济上对后代有所反馈。有研究指出，在研究代际互动时应当对代际情感交流(日常联系)及其沟通方式和频率等予以重视(王瑞迎等，1986)。

在笔者搜索的文献中发现，几乎都是代际交往或互动对老年人的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研究指出，互惠、代际交流与老人的抑郁感或生活满意度成反向关系，老人越不能在互惠中付出，越会增加抑郁的可能(Stoller，1985；Cornell，1992)，或其生活满意度得分更低(熊跃根，1999；Ik Ki Kim et al，2003；顾大男等，2006；胡军生等，2006；王萍等b，2011)。因此，良好的代际互动有助于老年人的健康。另外，还有学者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不能直接延长父母的寿命，但是，这种代与代之间的感情关系能够帮助父母处理由家庭成员突然离开而带来的痛苦，延迟这种痛苦带来的死亡。换言之，当父母一方死亡的时候，代与代之间的感情关系能够减少父母中另一方死亡的风险(Silverstein et al，1991)。

四、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它源于老人儿子的婚姻而产生的关系，它不如由血缘引起的亲子关系那样稳定，婆媳双方以另一个家庭成员(婆婆的儿子、媳妇的丈夫)为中介相互联系着。由于婆媳关系在我国具有特殊性，有的学者还将其比喻为家庭关系和睦与否的晴雨表(仇立平，1990)。在封建社会，婆媳关系是不平等的，媳妇要俯首听命于婆母。但是在现代家庭，媳妇具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婆媳关系看似是平等的，但实际生活中，融洽的婆媳关系并不多见，尤其在农村，婆媳矛盾比较严重(王恒生，2001)。因此，当现代家庭居住格局发生变化、很多子女成家以后不与老年人居住，反而使婆媳矛盾有所缓解。但也有研究表明婆媳同住下的婆媳关系融洽，媳妇对老年人的支持减少了老年人的抑郁症状(Cong，Z.et al，2008)。

五、居住安排

居住安排在我国老年人的代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因素。诚如前文所言，我国传统上老人与子女特别是儿子同住的比例较高，即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今天同住比例在不断下降，与子女特别是儿子同住仍然在老人的居住安排中占据首位。因此，考察我国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居住安排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因素。

虽然从表面上看居住安排与代际关系内容无关，但有研究显示，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空巢老人的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自评健康显著较差，且慢性病发病风险较高、较压抑(Sarwari et al，1998；Rahman，1999；Zunzunegui et al，2001；Joutsenniemi et al，2006；Kharicha et al，2007；沈可等，2012)；而与成年子女同住老人的抑郁症状更轻、健康自评更高、幸福感更强(Davis，1997；Michael et al，2001；Silverstein et al，2006；徐振华，2010；沈可等，2013)。另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下子女给老人提供物质支持、精神支持和生活照顾这三方面赡养的可能性最大(鄢盛明等，2001；李树茁等，2006；曲嘉瑶等，2011)，这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老年人的晚年福利，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同住对老年健康起到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意见相反，一些研究认为与成年子女同住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在社会养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子女，因此，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反而有更多的发病风险或死亡风险更高(Hughes et al，2002；Sibai et al，2007；An et al，2008；Ikeda et al，2009；焦开山，2011)。另外，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由于同在一个屋檐下，难免会引起一些代际纠纷和冲突(胡汝泉，1991；潘允康，2002；张岭泉，2012；叶菲菲等，2013)。也有研究指出，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是其子女而非老人本身在代际经济流动方面获益(吕如敏等，2013)。因此，是否与子女同住并不能说明代际关系的好坏，也不能得到与子女同住是否会降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简单结论。

学者们除了就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关系进行讨论以外，还对代与代之间的居住距离与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关系研究有所涉足。有研究指出，近的居住距离有助于增加代际间的日常照料、家务帮助和情感交流(Crimmins et al，1990；Akiko Hashimoto，1991；徐安琪，2001；Zimmer et al，2003；张文娟等，2005；宋璐等，2010)，从而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Zhu，C.et al，1992)。但也有研究认为住得近的老人是那些身体更不健康、需要照顾的老人，因此这部分老人的死亡风险更高(王伟进等，2015)。

六、健康的其他影响因素

在本章第二小节的开篇曾提到，社会学等学科在探讨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因素时也关注到了来自人口的社会经济因素、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得到了丰富的研究结论。

在人口学特征方面，有研究表明老人的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Yang，Z et al，2003；陈丰等，2008)、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长寿(郝虹生，1995；Yang，Z et al，2003；Marja Jylha et al，2006)、少数民族更倾向于长寿(Robert，2008)。在社会经济因素研究方面，有研究揭示，教育与健康/寿命相关，低教育程度者较高教育程度者认知能力完好的概率小、死亡率更高(Martelin et al，1998；蒋承等，2011)。职业也与寿命相关，体力劳动者的死亡率较非体力劳动者高(Martelin et al，1998)。相对于高收入组，低、中收入组的死亡风险也显著增加(Paula M.etal，1998)。有的研究者还将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组合形成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或儿童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老年人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降低，死亡率升高的结论(Marmot，M.，1997；Yi，Z et al，2007)。有研究进一步揭示，虽然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负向相关，但其中的作用机制中西方有所不同：在西方，那些有着较高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其生活方式越是健康，其死亡风险越低；而在中国，那些有着较高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可及度较高，其死亡风险较低(Weixiang Luo et al，2014)。在婚姻状况方面，多数研究表明婚姻对老人的健康/死亡风险具有保护作用，婚姻不仅提供了经济福利，而且提供了情感支持。来自配偶的支持通过改善的心理状况、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好的身体恢复提高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Ross，et al，1990；Ducharme，1994；Rogers，1996；顾大男，2003；Cornwell et al，2009；陈华帅，2010；Henretta，2010；焦开山，2011；Thomas，201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婚姻本身也是一种健康个体选择性的结果，而非婚姻本身对长寿产生影响(Kisker et al，1987)。在社会人口因素方面，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低龄、女性、少数民族、有配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越是健康、死亡风险越低。

在健康因素方面，国内外学者基本认同不良的健康状况与高死亡率高度相关这一结论，即认为在控制一些社会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变量后，自评健康越差的高龄老人，死亡人数的比例越高(Manton et al，1993；Manton et al，1994；杨向荣，2007)；反之，精神健康、乐观者会更可能长寿(Martin，L.R.，1995；刘向红等，2002；孟琛等，2004；柳玉芝等，2004)。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异常、健康自评差及慢性病史与老年人的生存相关，且心理精神健康状态的作用大于躯体健康作用(孟琛等，2004)。总而言之，在健康的各个维度，都表现为越健康的老人死亡风险越低。

生活方式或者日常生活行为包括的内容很广泛。在这方面，一些研究揭示，老年人坚持锻炼身体，会更健康或者死亡风险更低(Haveman et al，2003；Stessman et al，2009)；而不良的生活方式，例如嗜酒、抽烟、摄入高脂肪食物等，是死亡的主要因素(William C.，1997；刘浩等，2005)。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虽然吸烟有害于人体健康，但是对于高龄老人而言，其吸烟的历史过程(包括起始吸烟年龄、吸烟量和是否戒烟等)对高龄老人存活影响程度的统计意义并不明显(王家宝，2003)。参与社会互动、宗教活动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有研究表明，相对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而言，参加者更长寿(Douglas et al，1998；Koening et al，1999；Robert et al，1999；朱荟等，2012)；与他人互动越频繁越活得长久(Tokie et al，2007)；当然，也有少数研究的结果刚好相反(Zeng Yi et al，2010)。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个别研究有所出入，但绝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老年人的健康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降低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本小节的文献回顾为本研究在寻找控制变量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本章第一节的研究综述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其中，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回顾，为研究当下中国代际关系与老人健康/死亡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以及检验这些理论的解释力。第二节对于代际关系与老人健康/死亡风险的实证研究回顾，使本研究明确了考察代际关系的几个重要维度，不仅要考察来自子代的支持，也应该考虑到老年人与后代之间的互动因素；不仅应该从物质层面进行考察，也要从精神层面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子代际关系，而且要研究由子代婚姻而引起的婆媳关系；不仅要对代际关系从静态的角度考虑，还要从动态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