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研究从代际关系概念的拓展、对居住安排的深入挖掘、在统计方法的使用等方面有所创新,也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在方法上,尽管本研究旨在揭示各代际关系、同住变量对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净作用,使用了frailty Cox model,但是,对于脆弱度因子的分布情况没有做进一步深入的讨论,而是为方便起见,直接假设其服从常见的伽马混合分布,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其次,对于是否使用倾向值加权,学者们也有所顾虑,主要是基于这种方法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大多数在选择方程中就存在的变量,这从操作上来说,先用一些变量来使得样本有所平衡,但它们进入回归方程似乎又显得多余,特别是当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与选择方程中的变量高度重合时,这种分析结果的意义何在更是值得商榷。再者,本研究只是在第五章婆媳同住小节就二分的是否同住变量尝试使用了这种方法去解决内生性的问题,而在第六章考察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时也同样会涉及内生性问题,例如那些年龄更大、死亡风险更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由不同住变为同住。由于这里的居住安排变化是一个四分类变量,而笔者尚未掌握如何对多分类的变量进行倾向值加权的方法,所以这是本文的一个遗憾。
另外,本文在数据来源小节做介绍时提到,2002年调查时共有16 064位老人,到2011/2012年调查结束时约有1/4的老人失访,失访率较高。对于这部分失访老人,结合生存分析方法的特点,本研究将2005年调查时失访的2 097位(13.05%)老人进行了删除而保留了后两次调查中新失访的老人样本。对于这2 097位失访老人,虽然我们不知道失访的原因,但很可能这部分老人已经死亡,因此,将这部分老人样本直接删除可能会使分析结果有所偏差。
还有,在本研究中,受到使用数据的制约,代际关系变量只涉及一些可观察的浅表的行为变量,例如生病照料、经济支持、探访、日常联系、物质互动等,这些变量绝大多数都是二分的变量,没有涉及更深度的代际关系考察,例如生病照料的质量如何(倾力照顾还是被迫装装样子的照顾?),子女探访的内容是什么(真心的慰问还是为遗产而来?),交流的方式是什么(面对面还是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及频率如何(每天还是很长时间一次?),等等,这些变量是否能够真正反映代际关系是否和谐?另外,受限于数据,在亲代支持方面只考察了老人做家务的情况,并且这一变量没有对“做饭”和“带小孩”加以区分,前者可能包含了老人为本人服务的内容,因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人为后代提供的帮助,这里用这个变量指代老人为后代提供帮助实属一种无奈之举。
最后,在上述研究中基于个案数以及变量数目的多少以及想要考察的复杂程度,有的考虑到了交互作用,有的没有考虑交互作用,这使得本研究对结果的讨论略显不足。
上述从方法和变量操作上的种种不足,将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加以完善,例如笔者对frailty Coxmodel和倾向值分析方法的进一步熟悉掌握、在问卷设计时对代际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等等,将逐步弥补上述研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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