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论心理学研究的认识论意义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01

作者：黄少华

【正 文】

内容摘要 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自然主义认识论潮流。皮亚杰强调心理学研究的认识论意义，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思潮的致思趋向。他认为，心理学作为认识发展的胚胎学，不仅为揭示认识发展的机制，而且为阐明科学范畴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皮亚杰的这些思想，对于深化认识论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皮亚杰 心理学 科学认识论 自然主义认识论

一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主义的过程中，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自然主义认识论潮流。他们反对把认识论仅仅看成是哲学的研究领域，主张从具体科学入手，用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来解决认识论问题。例如奎因（W.Quine）认为， 不存在第一哲学，没有先于科学的享有特权的哲学能说明认识的基础。人类知识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其本身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认识论是与认知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通力合作的。……除了从科学内部研究认识论外，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们没有描述和说明认识现象更好的框架。”〔1〕劳丹（L.Laudan ）也认为：“认识论的自然主义并非全然是一种其本质为关于哲学知识的理论的认识论，简言之，它主张对于哲学陈述的判定方式，应当与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科学、常识、法律中的陈述的判定方式一样。更严格地说，认识论自然主义是一种元认识论命题：它主张知识理论与其他关于自然界是如何构造的理论是相连续的。它宣称哲学作为一种知识模式既非逻辑上先于、也不优越于其他形式的知识”。〔2〕综观自然主义认识论这股潮流，可以发现， 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放弃那种视哲学为认识论研究的唯一模式的主张，强调从心理学、生理学、进化论、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具体科学的视角透视认识问题，把认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侧面，使认识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皮亚杰（J.Piaget）的发生认识论，强调把认识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强调从具体科学入手，运用具体科学的方法研究迄今属于哲学研究领域的认识论问题，以揭示认识发展的内在微观机制。这种认识论纲领与自然主义认识论纲领在致思趋向上是一致的。皮亚杰强调：“当代认识论已不再仅仅是哲学家的工作，而是越来越趋向于以探讨每一门科学的‘基础问题’，反思每一门科学的历史的形式出现在所有科学中。”〔3〕因此，当他于1956年在日内瓦建立了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后，就延聘了数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生物学、教育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各门具体科学的专家，致力于从各门具体科学的基本概念入手考察儿童的心理发展，以阐明人类认识的建构过程。皮亚杰的这种努力，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例如美国心理学会在评价发生认识论学说的成就时，就赞赏皮亚杰“使用坚定地依赖经验事实的手法研究了一些迄今还是纯哲学的问题，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

皮亚杰认为，在所有与认识论相联系的人类科学中，心理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认识的心理发生的研究是进行认识论分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4〕这是因为，首先， 心理学在科学体系中占居一种核心的地位。皮亚杰认为，科学间的联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换言之，是环状的联系，是符合辩证法精神的螺旋式的联系。科学的这种环状联系表明了：人类只有通过数学和逻辑这些自己的精神产品才能理解宇宙，而人类只有对自身进行心理学的研究，才能理解自己是如何建立起数学和逻辑学的。因此，“如果说逻辑学、数学或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结构并不依赖于心理学，那么它们在自己的认识论上则要依靠心理学，因为所有这些科学都是主体或机体对于客体的局部的或一般的活动的结果，而心理学正是依靠生物学来解释这些作用的。所以心理学占居中心地位，不仅因为它是所有其他科学的产物，而且因为它是解释这些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可能源泉。”〔5 〕作为研究主体和主体活动的心理学，对于理解人类认识进化的实质和机制，具有一种十分突出的作用。

其次，皮亚杰认为，心理学研究之所以对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人类认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建构和重组的过程，它永远也不可能表现为一种静止的状态。因此，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就是去探讨各种知识形式是如何从低级向高级增长的，从而精确地理解人类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由于目前我们对人类知识的历史发展的了解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生物学家学习，他们求教于胚胎发生学以弥补其贫乏的种族发生学知识的不足。在认识论中，这就意味着有必要去研究儿童心理的个体发生状况，通过分析科学概念的个体发生，来为认识论提供比较研究的基础，从而为认识论提供部分答案。

再次，在皮亚杰看来，心理学研究之所以对认识论不可或缺，是因为以关于外部世界的科学知识发展为一方、人的认识能力发展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对应关系和平行状态。因此，当我们考虑诸如逻辑知识、数学知识、物理知识等科学知识的发展时，利用心理学的研究，对我们肯定会大有帮助。皮亚杰多次强调，发生认识论的直接目的或者说第一原则，就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心理学，求助于心理学解决认识论所必然要提出来的事实问题。

二

皮亚杰认为，由于现代科学（包括实验科学和演绎科学）的发展，当代认识论已呈现出一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态势。这种从哲学中出离出来的认识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哲学认识论的科学认识论。〔6 〕他认为，与哲学认识论注重探讨“什么是认识”或“什么是真理”不同，科学认识论着重研究“科学知识是如何成长的”，或者说，着重研究“一个较低的知识状态怎样过渡到较高的知识状态”。皮亚杰指出，这种科学认识论好比是一种认识结构的比较解剖学，它将不同科学领域中很不相同的知识建构过程加以核对，以说明科学思想发展的阶段和科学认识的内在机制。对于这种科学认识论，心理学所起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通过研究个体思维发育的建构过程，来阐明科学认识的起源和发展，阐明科学认识演进的内在机制。皮亚杰指出，如果说胚胎学已经赋予比较解剖学和生物进化论以崭新的观念，那么发展心理学也必定能为科学认识论研究提供一种崭新的视野。这是因为，发展“心理学不仅在描述个体心理发展的阶段方面，而且在研究这种发展本身的实际机制方面，都肯定是一种心灵的胚胎学”。〔7〕

皮亚杰认为，发展心理学作为一种精神胚胎学，是通过研究个体认识发育过程中的基本思想概念的结构发展（建构）情况，来重建认识结构的发展程序，阐明主体认识获得客观性（以可逆和守恒为标志）的内在机制的，它为理解科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例如，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了，主体一开始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灵运算，意识在本质上是向心的而不是离心的。也就是说，意识是从运算的外部结果开始，尔后才返回到它们的内部机制的。如果我们把这种心理发展规律应用于科学认识论，就不难理解，当希腊人已经了解代数并且具备了某些解析几何观念时，他们为什么不去进行运算组合，反而致力于从数学之外去寻找数学的实体，从而以一种投射于外在世界并与主体活动相分离的实体形式来实现这种运算的结果（如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为什么只有到了十八世纪，“主体建构活动的思想才打破了这种原始的实在观，同时在数学中带来了运算的观念化，在认识论中带来了我思故我在的发现。”〔8〕毫无疑问， 皮亚杰把基于个体心理实验研究的发展心理学模式引伸到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根据个体思维发育模式来重构科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基本精神是符合辩证法的。正是由于皮亚杰始终注重把个体思维发育过程中每一新特性的建构都与科学发展史上概念的重大变革联系起来考虑，才使他能以一种高于传统认识论的眼光来审视科学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见解，并大大改造和充实了传统的历史批判方法，使历史和逻辑一致性的原则在现代科学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辩证重建。

值得注意的是，皮亚杰不仅运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阐释科学认识发展的实际进程，而且以心理学研究为立足点，从心理学的视界重新审视了传统认识论所讨论的一系列科学认识论问题。例如，按照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观念，自然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对自然的数学方案的追求就是对自然的真理的追求。这一自然观吸引了众多的科学家通过数学来追问自然的奥秘。但是，为什么演绎地建构起来的数学能够对自然的经验解释提供一种恰当的构架，一直是困扰着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一个难题。皮亚杰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一种崭新的回答。他认为，动作是知识的基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动作：一是单个的动作，如推移、接触、抚摸等；二是配合起来的动作，如联合、排序、对应、交叉等。正是配合起来的动作，构成了数学认识的基础，数学知识是从动作的配合协调中产生出来的。布尔巴基学派曾把数学结构归结为代数结构、序列结构和拓扑结构三种基本的母结构，认为所有其他的数学结构都是由这三种母结构派生出来的。皮亚杰通过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实证研究，在一岁左右的儿童身上也发现了这三种基本结构关系（内包关系、序列关系和对应关系）。他认为，儿童的数学知识的发展是以这三种基本的结构关系为基础的，“逻辑数学体系正是通过我们的行为在这个根源之内加工制成，其形式是一系列不断的反身抽象和一系列连续更新的自我调节的建构。”〔9〕皮亚杰认为，儿童数学知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这样几个基本的阶段。儿童的数学知识最初是和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儿童运算能力的不断提高，当其智力达到形式运算水平时，儿童的数学知识开始脱离具体时空和具体事物，达到了超时空和超现实的形式水平。借助于思维重演律，皮亚杰把这种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对数学发展的说明中，提出了有关数学发展的基本看法。他说：“全部数学都可以按照结构的建构来考虑，而这种建构始终是完全开放的。标志着近代数学巨大进展的这种观点的改变，其最显著的迹象是那个与数学‘实体’这个术语开始有了联系的新意义。数学实体已不是从我们内部或外部一劳永逸地给出的理想客体了：数学实体不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当数学实体从一个水平转移到另一个水平时，它们的功能会不断地改变；对这类‘实体’进行的运演，反过来，又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个过程在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我们达到了一种结构为止，这种结构或者正在形成‘更强’的结构，或者在由‘更强的’结构来予以结构化。”〔10〕在皮亚杰看来，解决了数学知识的基础和建构问题，我们就不难回答为什么完全演绎性质的数学能与经验的自然界符合一致。既然数学的结构是从动作的配合协调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主体的数学结构与客体的物理结构之间的联系，就可以在动作的配合协调中获得理解。按照皮亚杰科学之环的思想，主体本身是作为整个物理世界的一部分而被整合在其中的，因此先验论者所断定的宇宙与思维之间的先定的和谐，事实上是在主体动作的水平上建立起来的，并且随着主体动作配合的不断进化而无限地向前扩展。换言之，主体在动作基础上对数学结构的建构，是数学知识能够为对物理现象的认识提供有效解释的根源。我们认为，皮亚杰对数学认识有效性的这种解答，无论比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要高明和合理得多。

三

皮亚杰认为，心理学对于科学认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帮助人们理解各种科学概念的基础和演变。他认为，科学思想的历史发展，集中地体现在科学概念的变迁上。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发展，就集中体现在时间和空间概念的重新组织上。因此，探讨科学概念的基础和演变，是科学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发展心理学研究有助于廓清科学概念演变的心理基础。“知道一个概念的心理基础，对于我们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是极为重要的”。〔11〕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皮亚杰详尽地研究了数、时间、空间、速度、守恒、可逆、同一性、因果性等一大批科学概念在心理上的发生发展。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仅以皮亚杰对数概念、时间概念和速度概念的心理发生研究为例，阐明皮亚杰是如何运用发展心理学的成果来加深科学认识论的研究的。

1.数概念的建构

对于数概念的基础，在西方历史上曾有过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彭加勒（H.Poincare）的直觉主义观点，认为数概念依赖于n＋1这种不能化简的直观，不能把数归结为逻辑结构；另一种是罗素（B. Russell）和怀特海（A.N.Whitehead）的逻辑主义观点， 认为数是等值类的类，它的元素是一一对应的 ， 在数概念的结构中除了唯一的逻辑形式外，别无他物。皮亚杰认为，从心理学上看，对数概念基础的这两种解决方式都是不恰当的。首先，数概念的形成并不依赖于超逻辑的机制， n＋1的观念并不是基础的东西。因为以n＋1为运算特征的数列概念， 只有当它与类运算和关系运算的构成发生相互作用时才能出现。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在六、七岁以前的前运算水平上，由于缺乏可逆性运算，儿童还不具备为推理所必需的守恒概念。只有到了六、七岁，儿童才开始承认不变量的存在。例如，当我们把一些红色标志摆成一排，然后要求一个四到五岁的儿童拿出同样多的蓝色标志摆成一排，开始他总是不顾这两排的数目是否相同，只注意摆出同样的长度。接着他又严格地以一一对应的方式把蓝标志放在红标志下面。但儿童的这种一一对应只是一种视觉对应，它依靠每个蓝标志与每个红标志之间的紧密空间联系。如果我们并不增减任何标志，而只改变一下空间上标志的安排，如把两行中任何一行摆得开些或挤得紧些，儿童就会说，现在东西变了，红标志和蓝标志不一样多了。直到六至七岁，儿童形成了守恒概念，才认识到数并不因空间排列的改变而改变，这时，一一对应才获得运算的性质，无论如何改变红标志和蓝标志在空间上的排列，儿童都能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所以，在达到运算水平之前，儿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数概念的直觉，数概念乃是逻辑运算的产物。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罗素和怀特海把一一对应看成是数概念基础的观点是正确的呢？根据心理学的研究，皮亚杰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一一对应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建立在元素的质上的一一对应，它以对应排列中元素的质的同一性为基础；另一种一一对应则不考虑个别元素的质的方面，元素在对应排列中可以互换。罗素和怀特海关于等值类的著名例子，是在一年十二个月、拿破仑十二个将军、耶稣十二个门徒和黄道十二宫之间造成的相对应。在这里，每一个元素都是作为单位1计算的，至于它的特殊的质则无关紧要。这就意味着， 罗素和怀特海没有使用质的一一对应，在他们使用的对应中，元素只是一个数学单位。因此，他们并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仅仅把数概念建立在分类运算的基础上，而且他们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他们想把数概念建立在一一对应的基础上，可是为了建立这种一一对应，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数学单位，不得不引入无质元素和数单位的概念，以便进行一一对应。也就是说，为了根据类来构成数，他们已把数引入了类。因此，罗素和怀特海仍然没有能够解决数概念的基础这一科学认识论问题。

皮亚杰认为，要解决数概念基础问题，必须求助于心理学的研究。他通过对数概念在儿童思维发展中的建构过程的研究，指出数并不是单独地建立在分类结构上的，而且还建立在序列结构上，数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结构的综合。皮亚杰认为，分类肯定是包含在数概念之中的，类包含本身就意味着二包含于三、三包含于四，如此等等。但问题在于，数概念的基础在于把元素看成是等值等量的，而仅仅依据分类结构，要想把一个元素和另一个元素区别开来，就成为不可能的了，我们就会陷入A＝A＋A的同语反复之中。因此， 为了在不考虑元素的质时辨别不同的元素，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进某种秩序，如把元素在空间或时间上一个接一个地排列起来，或者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点数。根据心理学的实验，皮亚杰特别指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一系列整数的能力恰恰出现在类和关系这两种质的逻辑的基本结构形成的智力水平上（六岁或七岁）。”〔12〕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解释，数是以类包含和序列关系两种不同的运算为基础的，是两种不同运算的一个综合体。要说明数概念的建构，仅仅依靠单独的一种结构是不行的。

2.速度概念和时间概念的建构

时间观念的变化，是从近代科学转向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牛顿力学中，时间和空间都是与简单的直观相对应的绝对量，而速度仅仅是它们之间的一种关系。与此相反，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速度成了绝对量，而时间则是相对于速度而言的。那么，这两种对立的观念哪一种更加正确呢？在1928年的一次科学哲学会议上，爱因斯坦建议皮亚杰研究儿童时间观念的起源和发展，设法确定在智力发展中速度概念和时间概念究竟哪一个出现在先，以解决科学认识论所面临的这一重要问题。

根据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皮亚杰发现，在九至十岁前，儿童不具备牛顿力学视速度为空间距离和时间延续之间的关系的速度概念。但早在前运算时期，儿童就已经具备不以这种比例关系为基础的速度直觉。这种速度直觉建立在事件的连接上，其根据就是一个移动的物体赶上并超过另一个移动的物体。这种以越过为依据的速度直觉，产生于空间上的顺序关系和时间上的顺序关系，而无需对时间延续作任何测量。例如，在某一点上，运动客体A在运动客体B的后面，在以后的另一点上，A又在B的前面，在前运算时期的儿童，就完全能断定A走得比B快些。很容易看出，这种速度直觉与牛顿力学的速度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皮亚杰发现，与速度概念不同，“时间概念是一种理智的构造。它是某一行动、某一完成的事情与该事情完成速度之间的一种关系。”〔13〕也就是说，时间是以速度概念为前提和基础的。皮亚杰曾做过一个实验，让运动客体A和运动客体B从同一地点向同一方向同时出发， 当A和B以同样的速度前进，并同时停止，前运算阶段的儿童都会承认A 和B同时起步又同时止步。但是，如果让B以比A快的速度前进，那么当A 和B同时停止时，B就会走得比A远些。这时，儿童就会否认A和B 同时止步，理由是B走得比A远些。这种情形，一直要延续到儿童的思维开始具有运算性质时才会改变。这表明同时性概念的形成，需要一种理智上的构造，对同时性的理解依赖于速度概念。

四

按照皮亚杰本人的说法，发生认识论作为一种科学认识论学说，在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14〕与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和进化认识论等自然主义认识论纲领一样，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在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走进死胡同的背景下，力图摆脱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困境，寻求认识论发展新出路的一种尝试。传统的西方认识论学说，在本质上都是基础主义的，都认为人类知识有某种确定的基础，这种基础是直接的和无需辩护的。经验主义把经验（观察命题）看成是知识的基础，理性主义则认为理性（公理）是知识的基础。在皮亚杰看来，传统哲学认识论所寻求的知识的这种确定基础是不存在的，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适合于一切时代的人类知识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的普遍标准，所有的知识标准和方法都是被一定的思想流派的价值判断所统摄的，因此，为知识寻求确定基础的努力是徒劳的。皮亚杰的这种观点，的确抓住了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缺陷，看到了传统哲学认识论仅仅依靠哲学思辩考察认识基础、把握认识过程的局限性。同时，与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在看到传统哲学认识论按照基础主义观点规范知识的努力失败后，彻底放弃规范认识论，仅仅从外部描述认识活动的做法不同，皮亚杰认为，心理学、生物学、进化论等具体科学只能解决认识演化的事实问题。除此之外，人类认识还有规范、有效性或者说形式方面的问题，因此仅仅从外部来描述认识活动的做法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所以皮亚杰特别强调发生认识论研究中的多学科合作，认为心理学并非科学认识论的唯一基础，只有通过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科学认识论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和历史批判的高度和广度，从而使科学认识论真正摆脱纯哲学思辩的束缚和局限，成为一门与所有人类科学都直接相关的科学。我们认为，皮亚杰的这些思想，不乏合理之处。但是，皮亚杰片面地用科学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和规范哲学，认为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必然陷于毫无成效的、无休止的形而上学争论之中，因而只能不断地重弹老调。这种观点，把哲学认识论和科学认识论截然对立起来，完全否认哲学认识论的意义，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哲学认识论和科学认识论作为研究主――客体认识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在本质上是互补的。〔15〕同时，由于皮亚杰不懂得社会实践这个根本之点，因此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类认识活动的社会历史性特征。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认识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也是（并且首先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离开对认识活动的这种社会历史性特征的把握，仅仅从自然层面描述认识过程的认识论学说，必然是片面的和跛足的。＊

注释：

〔1〕G.赫尔曼：《科学哲学的新进展》，见《世界哲学年鉴：19 88――199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2〕L.劳丹：《规范的自然主义》，见《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3〕〔7〕〔8〕〔12〕J.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 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17、23、90、37页。

〔4〕〔9〕〔10〕〔14〕J.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15页、103页、79页、19页。

〔5〕J.皮亚杰：《心理学，学科间的联系和科学体系》， 见《心理学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

〔6〕〔15〕参见拙文：《评皮亚杰论科学认识论》， 见《科学?经济?社会》1995年第1期。

〔11〕〔13〕J.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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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Piaget on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sychological Studies

Huang ShaohuaAbstract A naturalist epistemological trend appears when the foundationalist logical empiricism has been examined by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That Jean Piaget emphasizes on the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utdy of psychology represents in idealogical approach to this trend. According to Jean Piaget, as an embryology of mental development,psychology not only shows a way for mental development machinesition but also offers an explantion to the origin and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categories. Jean Piaget's ideas may be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further study on epistemology itself.Key words Jean Piaget; psychology; scientific epistemology;naturalist epistemology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晓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