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吴恩裕是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恩裕与周汝昌、吴世昌鼎足，在当时的红学界呼风唤雨，有人称为“两吴一周”。三人都以考证见长，周汝昌专攻曹雪芹的家世，吴世昌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吴恩裕则致力于搜求曹雪芹生平及逸文逸事逸物。这三人还有点，均患有目疾。六七十年代之交，吴恩裕在干校期间，瞎了一只眼睛。

吴恩裕有意栽花，却关系，放弃了从事多年的老本行，去改营副业；论文范文，他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改行，却成就了一位著名红学家。

那么，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名副其实的“元老”，吴恩裕先生后来为论文范文会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呢？他在政治学研究上的付出，不亚于红学，但为论文范文他红学家的显赫名声，反而会后来居上呢？“文革”后他本来在红学之外再摘得学术殊荣，但为论文范文这些又会与他失之交臂呢？

解答这些疑问的最佳人选，是徐大同先生。

众所周知，吴恩裕先生（1909-1979，辽宁西丰人，满族）是著名的红学家；一提起他，人马上就会想到他的这重身份。论文范文，并不广为人知的却是：吴先生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却并非红学。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是很晚才红学研究的。，他已经钻研了多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且拥有骄人成绩；，他又常常“念兹在兹”，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结束后，他确实了机会，并且有望为1949年后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与发展，作出诸多开创性贡献。论文范文可惜的是，他却终究顺利地重新回到这片园地。

徐大同先生生于1928年，新成立不久，他就认识了吴恩裕。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对前辈吴先生，他历来是“以师待之”的。之间的业务来往和私人交往，一直持续到吴逝世前夕。后来，徐先生为1949年后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做了“”的工作。而这些“”，徐先生本人所说，原来有些是要由吴恩裕先生亲手来完成的。遗憾的是，天不假年，造化弄人，不等着手，吴先生就已经逝世了。

指点江山已成梦

1933年，吴恩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做过短期的报刊主编等职。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过，令他苦恼的是，他考上的是历史公费生，改修哲学，就将丧失公费资格；而他对学历史，是有成见的。他这样：“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改习历史，这几乎是能的事情。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是一杯白水，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引人入胜。”

幸好在苦闷中，他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拉斯基教授。跟随这样一位大家，改习兼容哲学思辨色彩与治世用世情怀于一体的政治思想史，无疑能让年轻的吴恩裕安下心来。从此，他便潜心学习政治学，并打算以此为业了。从负笈伦敦，到1939年回国，再到后来的关系从事老本行，甚 【论文格式范文】 至而蒙受诸多不公正待遇，“他毕生下工夫最深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吴恩裕夫人骆静兰语）。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 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1945年，该书的中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日，它仍旧是研究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书。回国后，他在重庆 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过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了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据吴恩裕说，即使后来1952年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但他在改营副业——红学之余，仍旧各样的机会，写出有关政治思想领域的文字达五六十万。

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早年曾加入费边社，后来参加英国工党，并出任过该党执委会主席。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均为其学生，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也奉他为宗师。对眼前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拉斯基教授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1938年末，政府命令：“与抗战无关”的学科，立即停止公费。吴恩裕研究的政治思想，自然也在“与抗战无关”的学科之列，照章应即停止公费。当时他不但论文未完稿，距离考试期也还有学期（英国大学每学年分三个学期）多。，他拉斯基的私人资助，才得以渡过难关。1939年，他博士学位，拉斯基又表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他去美国任职（当时的欧洲政局不安宁）。论文范文，吴恩裕却作出决定要回国，对导师的这些许约，他都予以婉言谢绝。吴恩裕的儿子吴季松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了他父亲当时的想法：“我是人，处在战火之中；我是东北人，东北沦陷在铁蹄之下；兴亡，匹夫有责，亡了，学问还有论文范文用？我怎么能心安理得地留在国外呢？”

回国，正当壮年的吴恩裕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的 宪政出力。书生意气的他，不免也“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或是受他导师渐进改良思想的影响，吴恩裕在《与道德》等文章中表现出了他对 宪政的热情，他强调它的与国民教育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似乎有很大的兴趣，这也影响了他对于时局的。关于马克思政治思想，他这样说：“（我）既不取感情上的赞成态度，也不取感情上的反对态度。我对马克思的学说，做纯粹学术的研究。”但他在读完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却曾经和拉斯基教授有过这样一番对话，他的信心：

拉斯基:“吴，你延安 是真的在革命吗？”

吴:“是的，是在为人民谋幸福的。”

拉斯基:“懂得马克思吗？”

吴:“我懂得。”

拉斯基:“的理论著作。”

吴:“实际实行的确是马克思的理论，这里不易的理论著作。现在又正在忙于打日本侵略者。”

拉斯基:“你的事业有希望吗？”

吴:“有希望。的希望就在那里。”

徐先生说：“吴先生关心国事，世情怀，但毕竟在本色上还是学者。他人一见面就能让人感受到他浓厚的学者气质，无论在衣着，还是在谈吐上，他讲究风度的。他是受西式教育回国的学者，对西方政治思想，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都精深的研究，他临去世时最大的心愿，用他的话来说，‘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写出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他重建西方政治思想史科学，并且希望‘能在集体讨论而拟定的总提纲的指导之下，分工合作，集体写成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他愿望，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

1978年4月，吴恩裕调入社会科学院，继而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年近古稀的他，了重理旧业的机会。不过，在他手头上，有亟待完成的曹雪芹传记故事，还有一些约稿文章等等，他要完成这些任务，才能与中断二十几年的老本行再续前缘。这一年11月，无情的自然规律似乎给他敲了警钟——心肌梗死向他突袭而来。幸好抢救及时。吴恩裕复苏后，仍然抱病工作了一年，授课、开会、写作，还逐字逐句审校了即将出版的共计六十万字的两部书稿……论文范文，患病的躯体这时终于支持不住了。次年12月，他笔头一掷，驾鹤西去。

吴夫人骆静兰在吴去世前后编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的“附记”中说：“我，直到他死，他头脑里还想到死；他还是满怀信心，殷殷寄望于他耗费心血最多、感情最深、可望亲自参与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写成。如今，这只能生者的惋惜和逝者本人的千古遗恨了。”吴夫人在文中还说：编写这部书，是吴恩裕将“引以为快的事”，“念兹在兹的愿望”，所幸据我所知，这样一部书，“在不远的将来”，确实会出现，“我又多么希望他有灵知悉这一喜讯而心怀快慰于泉下”！

吴夫人说的这部书，正是徐大同先生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先生说：“骆女士是在我以前去吴先生家拜访时认识的，1980年后同在政治学会任职，就更熟悉了。我主编这本书是受教育部委托，始于1982年；骆女士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她可能更早就从教育部得知了编写计划，所以她能在吴先生逝世不久后就向他的在天之灵宣布这一‘喜讯’。后来，骆女士还是我这部书稿的评审专家，亲自为吴先生遗愿作出了贡献。”

却将心事付红楼

吴恩裕有意栽花，却关系，放弃了从事多年的老本行，去改营副业。论文范文，他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改行，却成就出一代著名红学家。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从业者，显然要受影响。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大背景。论文范文，除此之外，他作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

徐先生说：“据我所知，吴先生调离北京大学后，在新的工作单位并受到重用。他从事老本行的机会，也几乎不。北京大学想调他任教，当时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法律系也曾经想调他，但都成功。‘文革’后，他去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有了条件后回来做他的政治思想研究，还评上了二级教授，显然他是非常高兴的。”

1952年后，吴恩裕被调离北大，转入新学校。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长期在该校工作，后来还担任过该校校长，他就曾经对吴恩裕之子说：“您父亲是我的恩师，吴教授睿智，学识渊博，当时的让人有点清高。”不少人还回忆：吴对当时新的上级既不硕士论文又缺乏调查；而吴直言不讳的性格，更是很招致的不满。

实际上，从反右到“文革”，和其他有名的教授相比，吴恩裕所吃的苦头并不算是多、大。，不管怎么说，此时的他想要再做愿意的事业，显然是很艰难的。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参加过反动组织”、“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6年，他的《论的起源》一文在他的学校组织的科学讨论会上宣读，被评为一等奖。到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这篇文章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一些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那时北京大学也他是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家，三次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兼任培养教师的导师。，面对他调动工作的请求，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徐先生说：“更好的条件再做政治思想研究，但吴先生转向红学，却并非完他被动的选择。在他心目中，政治思想当然一些，红学研究硕士论文他的一种兴趣。舍此就彼，内心若失是理解的；能做另外一种有兴趣的事，也算不幸幸运了。需知当时人，是连这一点幸运也的。当时的大学体制和现在也不一样，并不太强调在本专业范围内对教职员工考评；尤其对1949年前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所以吴先生在政法学院任教，却并不妨碍他从西方政治思想史转向红学研究。”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这本书作者曹雪芹的考证，才过他的兴趣；后来，他就几乎做过这的工作。他还说，的变化，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西方政治思想史）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论文范文，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要做一名曹雪芹生平的员，写出一本严格意 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徐先生说：“吴先生治《红楼梦》，路径是有点与众不同的。对《红楼梦》本身，他钻研得并不多；他谈得较多的是曹雪芹，曹雪芹再来看《红楼梦》。在红学界，吴先生属于晚到者，，他做出的成果，尤其是他对曹雪芹生平的研究考证，却是影响很大的。”

吴恩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干校期间，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只剩下独眼一只，但吴先生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更有意地实地考察，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有关曹雪芹的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说：“在文字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有关雪芹的口头，硕士论文值得珍视的。”他珍视口头传说，可不说说而已——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在香山附近的村子里，他还租过一间小屋，并不时去住上一住，以盼更多。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跑野外、搜，勤奋读书，流的汗水，都结成了硕果。他考证出新的曹雪芹生平，不少还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策略和论文范文，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论文范文在学术上受到损伤。”吴恩裕先生也谦称：“我搞的这些东西，给别人准备，大建筑我搞不了。”，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徐先生说：“吴先生在治学上，真是多得的大才。而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为治学舍得下工夫。现在的人已经难于想象当时吴先生实地考察、体验所付出的劳动之艰辛。就拿他去香山探寻曹雪芹足迹来说，那时北京西郊的道路和交通可不像现在那么方便，香山在当时根本就公交。吴先生家住东城区的老北大沙滩，往返都论文格式范文一件小事；况且，他在那边的实物、证据，搬运，都得想办法。”

徐先生说：“人的气质和他选择的职业，常常是并不完全对等。况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并不像现在一样，自由随意地选择职业。吴先生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肯下那么大的力气，他对红学确实有探索的兴趣。”

不过，从吴恩裕对曹雪芹的评论，轻易窥见他对老本行的感情。他的政治思想瘾，即使在最讲究冷静客观的考据中，还是不免要时时发作。曹雪芹，不但被他说成是政治思想家，还在他笔下，与西洋政治思想史上的诸位先贤一较长短，并被评定为和但丁一样，在思想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是“旧人，新最初的人”。

徐先生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这和从事的职业是有关系的；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也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一味地悲哀叹气，另辟蹊径，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且从头开始，了瞩目的成绩，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坚持与开拓，出学者应有的本色。”

遗憾，总是有的。即使是1974年，吴恩裕听说 对他的红学研究时，他还这样说：“这当然是让人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但喜中有悲的是，的还致力于经济建设，我也还干不成老本行。”至于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遗憾与自嘲，真实情绪的流露。论文范文它们有则有之，却阻住吴恩裕向前走的脚步。红学，是他的一种兴趣，硕士论文他不得已之下的一种寄托。，他却能把它经营的一种事业。在学者只能虚掷光阴的，他另起炉灶，做出成就，这当中有比别人幸运的因素，，又何尝论文格式范文他在困顿之时，仍能超乎寻常地付出努力之结果呢！

徐先生说：“吴先生的学者本色，还在他的谈吐、兴趣当中。也许生而为知识分子，都比较能说会道吧！吴先生确实格外健谈，我多次领略他的极佳口才。专业以外，他还有不少其他兴趣，比如书法，又比如京剧。我比较晚才得知他爱好京剧。这些关系吧，约定得空时再相聚谈戏。遗憾的是，不等这一愿望，吴恩裕先生就已经西去了。”

吴恩裕先生的离去，与起烟消云散的，还有他那重返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夙愿。可怜一代红学家，终究赶在命运的前面，亲自来耕种那块他“念兹在兹”的田地，并在老本行内再一次开花结果。

俱往矣！未完成的事业，都只能留待后来人去完成了。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