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吴恩裕教授《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

马克思的方法论的辨识

吴恩裕的这篇博士论文写于1937－1939年，从其思考和写作的基本思想构境支点上看，他可能既没有受到前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传统解释构架的直接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当时欧洲已经独成气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起意。他自称：“我只是对马克思的学说，做纯粹学术的研究”。 平心而论，这倒像是英国式的一般马克思学的格致理路。这是一个进入吴恩裕理论构境层的立场入口。此外需要指出，虽然吴恩裕的此篇论文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并且他明确标示了主要关注马克思1840-1848年的文献，可是，他竟然没有留心1932年已经出版的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错失了一种人本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异质性比较研究的可能。同时我也观察到，在此文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讨论中，除去《神圣家族》和《致卢格的信》，吴恩裕几乎没有援引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写下的文本，而此后的文本，除去引用刚刚整理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贫困》以外，倒是较多地使用了马克思中后期的经济学论著，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

通读文本，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论文的前三章中。以下，我们先来看他在论文第一章中对马克思方法论的一般解析。

首先，我注意到，吴恩裕当时已经十分深刻地体认到，马克思的方法之所以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恰恰在于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过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一种形态，它并不是一静固的状态：它有它的过去和将来”。正是因为斯密和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略了资本主义的交换方法之特别的史的性质；而误认资本主义的交换方法是‘大自然给任何状态的社会所永久确定的’唯一交换方法”。 这是对的。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同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生存的自然（天然）形态，视为亘古不变的东西。还原到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原始出处中，他的原话是：“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artificielles），一种是天然的（naturelles）。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la bourgeoisie sont des institutions）是天然的。” 所以，“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Ainsi il y a eu de l'histoire, mais il n'y en a plus） 。真实的社会历史性，构成了马克思方法论思想的独特视角，这是一个正确的质性确定。

然而吴恩裕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首先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并且，“马克思研究法的主要特征，是推求一切现象之历史经济动机的方法（historico-economic motivation）”。 很遗憾，这显然是够不准确的理解。将马克思的方法同质于经济决定论，这是第二国际的误认诠释构境。可能，这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马克思学界同时屏蔽苏式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特定历史情境相关。

其次，依照吴恩袷的解释，马克思的方法也就是所谓“历史”加“唯物论”的方法，或者直接地说，也就是“经济地唯物的史学分析法”，其中，马克思“不但用物质来解释概念，而且以经济的动机去研究概念的产生”。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真伪交织的复杂学术构境。需要辨识的是，这里的“历史”，已经不是吴恩裕前述的那个马克思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形态的哲学历史性，而成了一般社会历史领域之意，而“历史”加“唯物论”的逻辑，如同传统解释构架中那个“辩证法”（黑格尔）加“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一样，都是过于外在和简单的拼接。当然，从内容上看，吴恩裕此处思考的第一构境层是深刻的，因为这是他所直觉到的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原则上的重要改变，不是物质决定观念，而是经济动机制约概念的生成。应该说，吴恩裕正确的理解之处，在于他发现了马克思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向新世界观中社会存在制约论的转换，但在他的第二构境意向中，却犯了第二国际将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普适化的错误。在马克思那里，他的确指认过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动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的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存在的性质，进而制约人的整个观念世界，然而，在根本不存在经济动因的人类原始部族生活中，观念从何生成于经济？同时，吴恩裕还指认，马克思在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分析中，将社会上层结构中的各种变化最终归因于经济动机。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这是对的，可是根本不存在现代经济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地方，这种判断也会是一句错话。这一误认，与长期以来我们抽离了马克思那篇著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具体构境限定相关，马克思在那里只是描述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特殊运行规律，而人们却将其泛化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去责怪七十年前的老前辈，而只是划一些在进入他特定历史思考构境时的一些边界，以防思之僭越。

其三，吴恩裕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解读，更深地基于他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十分有见第的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实在的理解不同于以往的一切旧形而上学，因为我们关于对象、感性和实在的认识都只能基于作为感性活动的物质实践。这也是他前述马克思的新哲学中“不是物质决定观念”的文本基础。吴恩裕说：“马克思给实在的问题加上‘实践’一概念，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全然无关的。因为形而上学的内容全都是在讲一些抽象的范畴，如心、物等，它无意跻于实践的科学之列”。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新哲学恰恰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吴恩裕这里的判断与海德格尔“马克思是第一个颠覆形而上学的人”一语是相近的。吴恩裕为此还专门例举了一个近似逻辑实证主义分析路径的例子：与只是关注X、Y、Z一类独立对象（心、物）的形而上学不同，马克思更关心的是改变世界，即通过实践的应用范围（a，即applications的简写）使独立的X、Y、Z变成Xa、Ya、Za。这一重要的构境层面对理解下述更深一层的思考有前提性的意义。如果说，“形而上学无相关事实（relevant fact），只是纯理论的抽象系统”，而马克思的方法则是聚集于“分析事实，分析事物之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请一定注意，这个方法论意义上的事物之性质及其相互关系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进入到下一步吴恩裕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构境层的关键性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