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议在关于“曹雪芹”史料发现问题上吴王二人的历史角色
关于“曹雪芹”的几种重要史料，如《春柳堂诗稿》、《延芬室集》、《懋斋诗钞》原稿本以及《绿烟琐窗集》等，是吴恩裕在1954年首先“发现”于恩华故宅的，这一史实无可置疑。
但是，王利器却一直坚称这是史料是他本人于1955年首先发现的。今年年初，南京孤鸿道人又披露了陶洙伙同吴恩裕等人篡改《春柳堂诗稿》。这些事实促使陈林认为王利器在发现“曹雪芹”史料的问题上只是一个受骗上当的被动角色。
随着对五十年代“红学”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陈林感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王利器的历史角色并非那么“弱势”，相反，吴恩裕才是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他的欺骗行为有着难言的历史苦衷。
陈林目前研究的重点在《红楼梦》小说本身，对五十年代以来“红学”龌龊肮脏的历史实在没有多大的兴趣（当然也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因此本文的写作，只是抛砖引玉的简要回顾和零星感想，希望能促使有心人做更多扎实细致的研究。
陈林对吴王二人历史角色的重新思考和评价，是因黄肃秋《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一文而触发的。在这篇发表于195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里，黄肃秋攻击俞平伯和吴恩裕垄断“红学”珍贵资料，其中提到吴恩裕“在一家‘旗人’后裔的家里，发现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资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写成的几篇论文。这当然是吴恩裕先于王利器发现《春柳堂诗稿》等涉曹史料的重要证据。
欧阳健先生早在10年前的《红学百年风云录》中就提到了黄肃秋的文章，但是欧阳先生并没有深究黄肃秋其人其文。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在其《红学：1954》专著中也简要地提及了黄肃秋的文章，但是孙玉明竟然把黄的名字写成了“黄素秋”。孙玉明的人品和学术能力都很低下，犯这种错误一点都不奇怪。南京大学的副教授苗怀明在其《风起红楼》中也谈到了黄的文章，他认定黄就是在诬陷俞平伯。我的确很看不起苗副教授，我当然不会跟我看不起的人讨论黄肃秋究竟是不是诬陷了俞平伯。
为了弄清楚吴王二人历史角色，我们有必要首先对黄肃秋其人其文做一番了解。陈林找了很多种资料来了解黄肃秋，现概要综述如下。
黄肃秋，生于1911年4月9日，死于1989年7月1日，名毓霖，字肃秋，曾用笔名林莽、皇甫春、张左、苏囚。原籍山东省即墨县，生于吉林省榆树县万全岭。1930年至193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期间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1932年7月至1945年，先后在山东、安徽、河北、江苏等地中学任教。1946年赴台湾，参与创建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国文系。1949年5月返回大陆，赴解放区，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结业后调中共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工作。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黄任职古典文学编辑部（第二编辑室），后调第五编辑室（古籍刊行社）。1966年至1972年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后退休回京。1979年任教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曾校注《西游记》和《醒世姻缘传》等，著有诗歌散文集多部。育有二女（黄山、黄坤）一子（黄钺，现定居荷兰）。
黄肃秋之为人，其子黄钺评价甚高。但是，其老同事聂绀弩和萧乾等人对他的评价就很糟糕。简而言之，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部主任的聂绀弩很不喜欢黄肃秋这个人，究其原因，似乎是黄肃秋在工作时好闲谈乱走动，飞短流长，有一个时期还老是向聂绀弩借钱，以致后来聂绀弩很不愿意见到和理睬他。
萧乾和文洁若老两口本是黄肃秋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难友，但在萧乾心目中，外号“圣人”的黄肃秋就是个长袖善舞、逢迎巴结、没有怜悯心、子女没教养的十足小人。
1958年11月，钱锺书下放在河北省昌黎县农村劳动改造，曹道衡、胡念贻、黄肃秋和周汝昌等人先后分别在《文学研究》和《光明日报》上发文猛批钱的《宋诗选注》，黄的文章是《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评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传记作家李洪岩评价说，“这些文章，比他（指钱锺书）捣的粪还要臭，比他吃的发霉白薯粉加玉米面窝头更噎人”。
深入了解黄肃秋之为人，对理解吴恩裕和王利器二人的历史角色是很有帮助的。陈林在检索有关黄肃秋的史料过程中，震惊地发现黄肃秋和王利器曾是“并肩战斗”的亲密同事和“战友”。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隶属文化部，首任社长是冯雪峰。这个“皇家出版社”是由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授意成立的，最初的人员全部来自文化部艺术局属下的编审处，黄肃秋即在其中。
黄最初分在第二编室（即古典文学编辑部），与文怀沙是同事。后来，顾学颉、汪静之、张友鸾、舒芜、王利器、陈迩冬、周汝昌、严敦易、赵其文、王庆菽、麦朝枢等人陆续加入。再后来，第二编室分出去一部分人，与新来的钱南扬、童第德、冯都良等人成立了第五编室（文学古籍刊行社），黄肃秋也在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对古典文学出版工作抓得很直接，很多出版物都是经胡亲自审核的。
请注意，黄肃秋和王利器是同事！那么，黄肃秋于1954年10月攻击俞平伯和吴恩裕垄断珍贵资料时，王利器知道不知道呢？陈林的判断是——王利器没有任何理由不知道！也就是说，王利器知道吴恩裕已经从恩华家得到了关于“曹雪芹”的多种史料并且“垄断”不肯示人！
既然如此，王利器怎么可以口口声声白纸黑字说是他自己首先发现了《春柳堂诗稿》等史料呢？！这说明什么问题？！要深入了解这一点，还是得从黄肃秋说起。
黄肃秋攻击俞平伯“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不应该把红楼梦的脂砚斋评本借给别人看”，事实真相如何呢？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其中就下结论说，指责俞平伯“垄断古籍”的说法“并无根据”。果真如此吗？陈林认为，事实本末未易明也，因为黄肃秋从此之后再未对事实真相有过任何公开的说明。
从黄肃秋的文章来看，黄是抓到了切实的把柄的，即俞平伯写了信给北大文学研究所。俞平伯是否要“垄断”“庚辰本”呢？从黄的文章和俞平伯的反应来分析，俞平伯的动机本非如此。
“九三学社”的一份资料写到了社员俞平伯对黄文的反应，即“对某些不符事实的批评，如黄肃秋批评他垄断孤本，他非常不满”。因此陈林认为，俞只是担心“国家出版机关的青年干部”（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肃秋、王利器和周汝昌之流）对“庚辰本”“不够爱护而造成污损”。但是俞平伯的这番心意却被黄肃秋歪曲放大了。
陆定一为什么要出面对问题下定论呢？陈林认为，这不是因为黄肃秋的说法“毫无根据”，而是陆定一根据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做出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阶段性结论。
俞平伯是当时被当局用来攻击胡适（即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把利剑，然而俞平伯被批判后，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如果俞平伯再不肯开口，大批判就没法顺利进行下去了。鉴于这种尴尬，九三学社总分社“在党委领导下，研究了情况，认为对他的帮助不能采取简单急躁的方式，于是规划了一系列的步骤”。
九三学社首先分析了俞平伯抵触情绪形成的几个原因，黄肃秋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随后，“社中央和北京市分社决定以沙滩支社为主，采取热情关怀、朋友谈心的方式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热情关心他的生活、健康、睡眠等”，“在空气和谐的漫谈中很自然地”让俞平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危害，俞平伯终于写出了书面检讨，发表在1955年第3号的《文艺报》上。
从历史事实来看，陆定一的结论对俞平伯的心态起了进一步的积极作用。1955年7月，俞平伯从浙江农村考察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就老老实实地初步总结了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认识。9月，俞平伯又在一次大会上表态说，“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九三学社总结说，此时俞平伯“已经没有灰心失望的情绪了，比较积极地要求学习马列主义，要求思想改造”，“工作也比从前主动、认真和积极了”。
诡异的是，尽管陆定一做了结论，发文攻击俞平伯的黄肃秋却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按陆定一的结论，黄肃秋的攻击文章当然是赤裸裸的污蔑和诽谤，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然而，黄肃秋好像没有任何问题，在当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中，黄肃秋又披挂上阵，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55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篇幅专栏《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室赵其文、王利器、黄肃秋等九人来信”：
我们读了《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后，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和仇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基本骨干，有的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分子，有的是反动军官，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有的是革命叛徒和自首变节分子，二十年来，不知欠下了人民多少血债。解放以后，他们潜伏在人民内部，大肆活动，企图颠覆我们的革命政权和事业，这是我们所不能容许的。我们要求人民政府彻底清查这一群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罪行，依法给予惩处，不让有一个漏网。
请注意，这杀气腾腾的九人来信，被拎出名字来的就有王利器，而且排名在黄肃秋之前！我们可以说，王利器和黄肃秋，当时都是被组织上充分信任的角色，是可以被使唤着利索砍人的刀具。正因为如此，黄肃秋才不会因为“污蔑诽谤”俞平伯而承担任何严重的后果。
了解了王利器的历史角色，我们再来看吴恩裕，吴就很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说，吴恩裕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被当局信任的人，他的政治学和法学专业当时已经被边缘化了，吴恩裕只能转行赶潮流去搞热门的“红学”。糟糕的是，吴恩裕一边批胡适，一边又肯定考据，当场被何其芳抓住了要害。
更糟糕的是，从九三学社的资料来看，吴恩裕在1954年的大批判中得不偿失，竟然被暗中定性为了“坏分子”。九三学社的资料写道：
当时还有坏分子吴某去拉（俞平伯）后腿，一方面写文章批评他，一方面又向他表示不得已而为之，很为他抱不平，企图激起他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挑拨他和别的批评者的关系。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黄肃秋攻击吴恩裕垄断珍贵资料，完全是有备而来的，而且很可能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授意。事实上，胡念贻随后也在《人民文学》上发文攻击吴恩裕“继承了胡适派的烦琐的牵强附会的主观主义传统”。这种腔调不是可以容许对手反驳的学理辨析，而是要直接取对方性命的定罪。
吴恩裕连遭重炮轰击，整个儿就蔫下去了，再不敢乱说乱动，只能用沉默换取息事宁人。对比王利器，攻守之势异也。
陶洙此时来窜通吴恩裕，究竟意图何在呢？陈林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是——陶洙本想通过吴恩裕来诈骗谋财，不了吴恩裕身陷逆境，陶洙的豪赌顿时被套牢了，只能转谋风头正劲的王君利器。
此时的吴恩裕还敢垄断曹雪芹史料乎？曹雪芹史料哪怕是他的心头肉也得割下来献出去立功赎罪了。于是就发生了石晓晖出面来拉王利器同学下水的故事。
王利器可真是个狠角色，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他就敢一辈子铁嘴钢牙地说是自己首先发现了《春柳堂诗稿》等宝贝！王利器的腰杆自然是笔挺的，整理《水浒全传》的工作是他跟顶头上司郑振铎一起完成的，发现“曹雪芹”重要史料的“伟大功绩”还要分给郑振铎一份，如此得了好处又卖了乖，何乐不为？！
要是王君利器地下有知，知道这些所谓的珍贵史料不过是文化败类陶洙伪造的一堆垃圾，他该如何在阎王老子面前洗刷自己的罪名？！
（完了）
来自新浪微博：陈林破译红楼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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