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与知识分子心连心

　　 胡耀邦同志我只在八十年代初见过两次，并无个人交往，但他的几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读《爱因斯坦文集》

　　 耀邦同志虽然只读过一年初中，但他一生勤奋好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时期，他更是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的书，从而成为中国高层领导中最能虚心学习知识接受新思想的人。他还号召青年团干部每人要读两忆字的书。

　　 大概在一九七七年下半年，耀邦同志受命酝酿重建“文革”时被砸烂的共青团组织，召集以前的团干部开会。休息时，他说自己前不久买到一本好书，就是新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他通读了，除了有些部分看不懂以外，凡能看懂的，受到启发很大。当时在场的有前《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锺佩璋同志（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和我同是地下党杭州工委委员，一九五七年也同成为“右派”），他知道《爱因斯坦文集》主要是我被划为“右派”后在老家当农民时编译的，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耀邦同志，随后又兴冲冲地来告诉我耀邦同志赞赏《爱因斯坦文集》的话。

　　 一九七八年九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前杭州地下党领导人柯里同志约我去中组部看中央刚发的关于“右派”改正的“五十五号文件”，并嘱我约请科学院系统遭遇较惨的几个“右派”到中组部座谈（诉苦）。同时他又告诉我，耀邦同志在中组部干部会上，曾要求大家学习《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文集》分三卷，第一卷是关于自然科学问题和一般自然科学方面的论着，一九七七年一月开始发行；第二卷是专门性的科学研究论文，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开始发行第三卷是社会政治言论，一九八○年三月开始发行。耀邦同志一九七七年读到的显然是第一卷。由于爱因斯坦的文字言简意赅，没有读过大学物理的人读文集第一卷会非常吃力，而耀邦同志硬是用心地认真读了，不仅自己读得有滋有味，还要推荐给党的组织工作干部读，这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可惜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没有进一步了解他是怎样读这本书的，更没有想到应主动同他联系，直接了解爱因斯坦的哪些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以及爱因斯坦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这件事留给我一个追悔莫及的遗憾。

　　 为书记处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

　　 一九八○年二月底，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深知，要致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基本知识。在中央书记处建立后两个月，他就找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要他组织科学家为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领导人讲授科学技术知识。当年五月确定，讲座先讲十次（以后只讲了五次就政治中止了）。第一讲是科学史，由钱三强主讲，讲稿主要由我和李佩珊执笔，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会议厅开讲。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和国务院多数副总理都来听讲，大家围着一张长桌坐，耀邦同志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听得很仔细，不时在讲稿上涂画，很少发言。讲课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课后他留我们吃晚饭，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作陪。

　　 随后，讲稿全文（题目为《科学技术发展简况》）在《光明日报》和《红旗》上发表，并由知识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印了十万册。由此，在全国范围出现了一个学习科学史的热潮，而就在四年以前，近代科学还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在这篇讲稿中，我着意写上这样一个论断：“两百年世界历史的实践证明：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这是对六十一年前五四运动启蒙精神的重新呼唤，相信耀邦同志一定会赞同。一九八一年他就公开提出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决不搞整人运动”

　　 一九八一年五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我被邀列席。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他已于一九八○年十二月接替华国锋，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请大家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他作了热情洋溢的鼓励性讲话，结尾谈到了当时正在展开的“反自由化”。他说，有人很害怕，以为又要搞“文革”那样的整人运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决不搞整人运动！”“如果问我，你能担保以后永远不搞整人运动吗？我可不能担保，因为我不能担保我自己！！”他是在坦率地向我们交了底：只要他还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他是不允许搞整人运动的，但他不能担保他不会被人攻下台。这番肺腑之言，强烈震撼了我，因为我知道，这次“反自由化”的矛头首先是对着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的，而这个剧本的创作曾得到耀邦的认可，高层铁杆左派就借机猖狂地围攻他。

　　 耀邦同志这一坦诚的表态，使我相信，只要他的位置不倒，党还是有希望的。自从一九七四年我对毛泽东的迷信破灭后，对共产党的信心也随之消失。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身份改正后，虽然恢复了党籍，但心情依然十分沉重。使我对党重新产生希望的是耀邦同志，是他的“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私无畏的决心。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邓小平赶下台，使我心中仅存的对共产党的一线希望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点残余信念都彻底破灭了。

　　 发动并领导思想解放运动

　　 一九七七年三月，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他上面有校长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大后任副主席），不过他们都是兼职，党校日常工作由耀邦同志主持。他主持党校工作后，不顾上有两个手执“两个凡是”权杖的婆婆，下决心冲破多年来的造神运动形成的个人迷信，打碎束缚全国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就是要发动一场象五四运动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对访问他的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的编辑说：哲学研究者应该积极投入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但这是要担风险的；历史上很多哲学家都没有好下场，你们应该为此作好思想准备。这番话是当时哲学所的一位同志告诉我的，使我肃然起敬。从此以后，我就比较留意耀邦同志的一言一行。

　　 正像一九一九年一月陈独秀大声疾呼，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遗憾的是，一九二〇年九月以后，由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都把民主看作是“资产阶级专有物”完全否定，使中国民主启蒙运动受到夭折。）耀邦同志发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抱着“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他针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凡是”派的教条，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人们的共识。他不仅受到党校两个婆婆的斥责和“凡是”派文人的辱駡，还受到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胡乔木的非难。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流行的误解，这就是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事实上，这是所有严肃的科学探索者的共识，是近代科学思想的ABC。爱因斯坦一九五○年就说过：“唯有经验能够判定真理。”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着作《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曾说明这个问题。这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是常识，并非马克思主义所专有。但在只准一个大脑思考和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成为时尚，要回到常识、说出真话，往往招来杀身之祸。耀邦同志这种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气，永远令人景仰。

　　 发动并坚持平反冤假错案

　　 一九七七年三月，耀邦同志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除了考虑如何发动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又在悉心思考如何为“文革”和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数以百万计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早在一九七七年春天，他就找了中央党校和《人民日报》的几个干部多次讨论这个问题，要他们写一篇题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长文。他指出，要拨乱反正，首先要平反冤假错案，把千百万受迫害者解救出来，这是顺应民心、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这篇文章矛头对着坚持“两个凡是”那种思潮的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由康生一手提拔、把持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长达十年之久的郭玉峰。此文经过十七次修改，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初正式发表。在强大的民愤和舆论压力下，两个月后郭玉峰不得不离开中组部。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放手带领组织部干部排除重重障碍，把几十年来造成的冤假错案一一平反。他始终坚持：“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这种大无畏的坚决态度，一般人是难以置信的。例如，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去桂林参加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见到一位一九五七年在中宣部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广西的同志，我告诉他，一个月前我在中组部看到了“右派”改正的中央文件，他竟完全不相信，认为不可思议。

　　 关于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贡献，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有详细记载，其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但这本书遗漏了一个重要情节，这就是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始终紧抓不放，即使他调离中组部后还是如此。他在中组部只工作了一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就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时又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八○年二月又当选为总书记。但他始终惦记着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希望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限以内，把全国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完全平反，不遗漏一个！他每年都要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向中央汇报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有的地方组织部以为自己辖区内的冤假错案能平反的都已平反，因此对年年复查汇报的要求感到不耐烦。浙江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的同志于一九八六年就曾向我流露这样的情绪。耀邦同志以人民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决不让一个冤假错案留在人间，这种情怀感人至深，可惜并未普遍为人理解。

　　 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宽容和信任

　　 一九八〇年十月至十二月间，北京市各区进行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各高等院校学生纷纷自发地开展自由竞选活动。竞选者都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有些还对历次的政治运动、目前的体制，以及今后的政治改革提出尖锐的意见，并且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各校校园空气异常活跃，尤其是北京大学，大字报贴遍校内三角地，竞选演讲会和辩论会经常出现。面对青年学生如此高涨的民主政治热情，思想僵化的教育部领导人却感到惊恐。

　　 当时耀邦同志去外地考察，留在北京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受到这种惊恐情绪的感染，否定学生的竞选活动，并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学生参加竞选，如执意参加，则开除党籍。好在这个使矛盾激化的命令下达后没有几天，耀邦同志就返回北京，他立即加以纠正，声明党组织对学生竞选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由此，各校的竞选活动得以继续顺利进行，直至最后选出区人民代表。

　　 在竞选期间，教育部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当前学生政治思想情况的报告，把多数学生都恶意地加以丑化，认为必须开除一批，并逮捕几个活跃分子。耀邦同志怀疑这个报告的真实性，要中央办公厅抽调十名干部到北京大学进行深入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完全否定了教育部的报告，认为当前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很优秀的，所有活跃分子都不存在所谓政治问题。负责这个调查组的同志当时告诉我：当前的大学生是高考停止十年后考进来的，无疑都是优秀的青年；如果他们都不可信赖，中国还有希望吗？

　　 一九八五年三月，我和方励之在杭州共同主持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当时，方励之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教育行政改革上作出了显着成绩，浙江大学学生请他作报告，谈中国的改革问题，，反应很热烈。随后讲稿在合肥、北京高校中流传，引起了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注意。他抓住讲稿中说马克思和列宁的有些话已过时，断定方励之是反马克思主义，应开除出党。当时耀邦同志不在北京，代管书记处工作的胡启立听从胡乔木意见，准备开除方励之党籍，并指示科学院不准他出国访问。耀邦同志回京后，否定了这个决定，认为要开除党籍不能如此草率，至少先找本人谈话，听听他的申述。于是胡启立找了方励之谈心，彼此取得了信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高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在不少掌权者眼中，被看重的是那些听话的、甘当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而那些坚持独立思想的，只能是“敌对分子”。我自己于一九七七年在科学会堂就亲耳听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这样警告。他对参加几个学术会议的知识分子说：“我愿做你们的后勤班长，但如果你们不好好干，我有办法对付，那就是我在新疆搞的劳改农场！”一九八一年九月，还有职位更高的铁腕人物、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发出耸听的危言：“目前形势比一九五七年还要严重，知识分子要向我们夺权！”显然，他是想再搞一次反右派运动，可惜时代变了，人心变了，他自知没有本钱可以发动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只能虚扬声势地每隔一年搞一次小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

　　 耀邦同志的心态与王震、邓小平这些人完全不同，他是真心实意地尊重知识，尊重并信任知识分子。他断然中止了实行三十年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废除“思想改造”口号，把知识分子当作知心朋友。一九八一年中国科学院院长产生办法的改变就是一个例子。中科院院长以前都是由中央指派的，1981年则改由学部委员（九十年代改称院士）选举产生。先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再由主席团选举院长、副院长。当年选出的院长是卢嘉锡。耀邦同志随后找卢嘉锡和科学院党组主要成员谈话，明确指示：今后科学院工作由院长全权负责，党组应好好配合，不可干扰。可是党组负责人回科学院后硬是不向其他党员传达这个指示，根本抗拒执行，使卢嘉锡无法真正执行院长职权。这是卢嘉锡于一九八二年初在友谊宾馆怀着一腔怨气向我诉述的。这位正直坦诚的科学家十天前在福州病逝了，他那一天的肺腑之言永远留在我心中。

　　 由于阻挠改革的旧势力根深蒂固，耀邦同志的许多设想都无法实现。进入九十年代后，许多事情都恢复了原样，甚至倒退的更远。中科院院长的产生也再与选举无缘了，连向科学院的科学家徵询意见都被认为是多余的了。

　　 一九八五年一月，国家科委邀请全国将近两百位科学家聚集在京西宾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第五稿，我作为科学史界的代表也应邀参加。在会上我和王淦昌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对该讨论稿中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提出了批评。讨论结束时，我郑重地向科委主任宋健建议：把原来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合并回中国科学院；目前社科院受中宣部领导，意识形态控制过严，缺乏像科学院那样的学术自由，不利于学术研究和探索。宋健同志当时面有难色，但他答应把这一建议向耀邦同志汇报。他向中央汇报回来后告诉我：耀邦同志很重视这个建议，准备在两年后考虑解决。当时社科院院长正是发动“清除精神污染”的胡乔木，要考虑两院合并，显然有无法克服的阻力。可是两年后耀邦同志就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职位，我的这个建议和其他的希望也就完全落了空。

　　 从爱上《爱因斯坦文集》，到爱护、信任知识分子，耀邦同志可以说是与知识分子心连心、共命运的。要他去搞以“反自由化”名义的整人运动，要他把人道主义当做“精神污染”去清除，无异要他背叛自己的良心。他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下台，实在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他含冤去世，激起千百万人的悲愤，唤起广大青年学子的报国热情，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二○○○年六月十四日于北京中关村)

　　 后记：此文曾刊于香港亚太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怀念耀邦》第三集。现在文字上稍作改动。

　　 二○○五年十月四日(收入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主编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纪念文集时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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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原载《怀念耀邦》第三集279-287页,

　　 《怀念耀邦》第三集，张黎群 张定 严如平 李公天主编，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香港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