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

　　 一本《束星北档案》又勾起了我对老师束星北先生的回忆。束先生是我的科学理论启蒙老师，他对牛顿力学独特的启迪性讲法，使我懂得科学理论的意义和人类理性思维的威力。虽然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曾有过分歧，但从上世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有着同样坎坷的经历。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穷根究底的科学探索精神和耿直豪爽、坦诚开朗的性格，永远令人怀念。

　　 我的科学启蒙老师

　　 我第一次听束先生的课是1939年10月在广西宜山，听他为浙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开的“力学”（即理论力学）课。上课前，听说这门课要从牛顿运动三定律讲起，我很失望。因为牛顿运动定律我已学过四遍（初中三年级的物理，高工一年级的物理和二年级的应用力学，以及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以为自己早已懂得，没有什么可学的了。而我在上大学前读过十几本关于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知道一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知识，急于想跳过250年前牛顿的古典理论，径直学习20世纪的新物理学。想不到听了束先生的第一堂课，我就觉得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原有的自满情绪也就破灭了。

　　 束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由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通过高度的抽象概括，从各个不同侧面，对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透彻的分析，并不厌其详地用各种唾手可及的实例，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能够一通百通地领会、掌握基本概念。他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的提纲；而只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他举止不修边幅，说话非常随便、直率，喜欢在教室里到处走动，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

　　 力学第一课，他先讲物体的运动，接着讲速度，平均速度、瞬时速度；由此引进数学上的极限和微分概念。然后着重论证，是运动的变化，而不是运动本身需要“原因”。所谓原因，是指外界影响，可以叫做“×”，或“鬼”，牛顿把它叫做“力”。以前人们，包括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以为物体运动总需要有一个推动者在不停地推动着；伽利略和笛卡儿却发现，只有当运动状态改变时，才需要有外界的影响。就这样，他把古代运动观和近代运动观作了鲜明的对比，使哲学和物理学融为一体。这堂课，我听得出神，觉得茅塞顿开，精神上得到很大的享受。就这样，束先生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而且回味无穷。对比之下，以前我虽然学过四遍运动三定律和二遍微积分（高工二年级学第一遍），也能熟练地运用牛顿定律解决不少力学问题，但对于运动和力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物理概念，实际上是似懂非懂。由此我才开始真正领会什么叫理论、什么叫原理。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欣赏束先生的课。有个同学就埋怨他讲得杂乱无章，无法记笔记，课后无法温习。这位同学刚从别的大学转学来，在那个大学各门功课都考高分，听束先生的课却不得要领。他很用功，但由此也产生了自卑心理。

　　 通过束先生的课，我比较彻底地了解了牛顿力学基本概念的物理内容，对于古典物理理论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开始有了欣赏能力，认识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养成对问题穷根究底的习惯。这也启示了我应该怎样认真地去精读名著和学习哲学，深入地探索宇宙奥秘，严肃地思考社会和人生问题。

　　 在宜山，力学课只上了一个多月就中止了，因为日寇从钦州湾登陆进犯广西，浙大不得不开始第五次搬迁，迁到了黔北遵义。正当我们陆续到达遵义准备复课时，束先生获悉父亲噩耗，即请假赴上海奔丧。力学课由另一位教授代教。这位教授照本宣讲、平铺直叙，引不起我多少兴趣，因为所讲的内容，任何一本力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我只盼着束先生早日回来。1940年6月束先生回到遵义，给我们讲牛顿力学的发展——分析力学，着重把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顿原理讲透，使我们并不很困难地攀登上古典力学的第二座高峰。

　　 我还有幸在三年级听束先生开的“热学”（即势力学）课。他讲热学也像讲力学那样，用一个月时间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他用高度的哲学概括，把自然界中的变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回复的，如人的死亡、生物的生长。一种是可回复的，如两个H2分子和1个O2分子合成两个H2O分子；一个物体从A处位移到B处。而可回复的变化又可分为“真变化”和“假变化”二类。真变化是指：在变化后虽然可以使其中一物或状态回复，但在还原过程中必然要使另一物或状态引起变化；即使再令这种变化还原，可是其他方面又发生了变化。如此继续下去，纵使竭尽种种方法，也终不能使一切事物或状态都恢复到变化以前的情况。两个不同温度的物体相接触所出现的就是这种真变化。假变化是指还原过程中至少可以用理想方法使之丝毫不留任何痕迹于宇宙间的那处变化。卡诺热机的运行，平衡状态下压缩气体，都属于这一类。这样，他就把不可逆的变化称为“真变化”，把“熵”理解为真变化的精确量度，使物理概念增添了丰富、深邃的哲学内涵。

　　 平等待人富有正义感

　　 束星北先生和王淦昌先生一样，都开朗坦诚、待人平等。这是我一年级旁听“物理讨论”课时的感受。“物理讨论”是为四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王淦昌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就物理学的前沿作系统的报告。两者都每周一次，每一次报告前几天都在教室门口张贴小布告，写明报告人和题目。我出于好奇和好高骛远的心理，在一年级时就常壮着胆站在教室门口旁听。讨论时发言最多的是束先生和王先生。别人报告时，他们常插话或提问；两人之间又常发生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声音很大。大学教授竟像小孩吵架那样地争论科学问题，初见这种场面，我感到十分惊奇和有趣，以后才慢慢领会到这种学风的可贵。只有这种真诚的态度，才能探索科学真

　　 正由于受到这种精神的启迪和感染，我以后听束先生和王先生的课时，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例如束先生在讲热的分子运动论时，说电子似乎有“自由意志”，能够轻易地自动选择在人类要费很多功夫才能计算出来的复杂的轨迹上运动。我就同他争论起来。关于电子有自由意志的说法，1938年我考大学前在一些新物理学的通俗读物中已读到，它是作为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一种哲学解释，当时我是相信的。但不久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就把它否定了。于是我就以唯物论的观点来反对束先生的观点。他并不生气，而是耐心地、完全平等地同我论辩。有时一节课就这样争论过去了。记得1940年秋天一个晚上，在遵义柿花园浙大教职员俱乐部，以物理学会名义召开的浙大物理系全体师生一年一度的联欢会上，在束先生发言后，我又同他争起来，我们两人争论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在场的没有第三者插嘴，就听我们争辩。当然，这种哲学问题的争辩，是谁也驳不倒谁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实在幼稚可笑。但教授与学生之间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这种平等的争论，是永远值得怀念的。比照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中的师生关系，真是有天渊之别。那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束先生曾对我们说过，物理理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原理性的，另一个是计算的。前者很难，如有突破，就会取得像爱因斯坦、玻尔那样的成就。后者只要肯花苦功夫，总会有成果的。他说自己以前是搞原理性研究的，结果“一事无成”；因此，建议我们走后一条稳妥的路。可是那时我的志向已经不在专攻物理，而要献身于革命了。他对于我这样的学生似乎不能理解。有一次在物理系办公室里，他突然责问我：“你生活一定过得很舒服，这边学校有贷金，那边家里又会寄钱来，为什么要装穷，衣服穿得这样破烂？”我告诉他，我上大学完全靠贷金和工读维持生活。他似乎不相信。这大概是由于他家里比较富裕，父亲是帮大实业家张骞管账的，自己也有很多财产。

　　 尽管在哲学和政治上，我和束先生的看法有分歧，但在科学上，我对束先生始终是十分敬佩的。同时我还认为，束星北先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严重，浙大原有的进步学生社团的活动发生困难，我和两位工学院同学商议组织一个自然科学团体。这个团体于1941年4月成立，名为“质与能自然科学社”，定期刊出壁报，举行读书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刚成立时，我们特地请束先生作一次学术报告，题目就是《物质与能力》。可见他对我们的这类活动还是支持的。

　　 在1947年“于子三运动”中，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大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当局杀害学生的暴行。1947年10月2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逮捕，三天后惨遭杀害。第二天上午全校教授集会，在听取竺可桢校长、校医和学生代表的情况汇报后，束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残酷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无法容忍。教授会应该以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还愤慨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不敢罢教！”在场70多位教授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以浙大教授会名义作出决议：为抗议于子三被杀，全体教授罢教一天，并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权。全体教授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它有力支持了浙大学生和竺校长的正义行动，推进了全国的反迫害运动。这次运动随后就命名为“于子三运动”，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我正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于子三运动后期任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对束先生仗义支持我们的斗争，我无限感激。

　　 1948年7月以后，浙大“舜水馆”物理实验楼一直成为浙大地下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场所，不但地下党浙大总支会议都在这里开，有些分支部也常在某个实验室里开。而当时在浙大7个学院30个系中，物理系是地下党员最多的。我们在“舜水馆”的频繁活动，物理系有些教授可能是有所察觉的，但他们始终是默默地保护着我们。1949年初，有位同志（也是物理系助教）不小心在实验室丢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被束先生捡到了，他猜想是我的，把它秘密保存起来。这件事，直至1982年他才托人转告我。

　　 束先生为人的另一面

　　 束星北先生科学造诣很深，为人坦诚豪放、有正义感，令人敬佩。他是一个轮廓鲜明的人，优点非常突出，缺点也非常突出。2005年9月15日《南方周末》上樊洪业写的《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一文中，如实地反映了浙大校长竺可桢心目中的束星北，就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人。竺校长的日记有120余处提到束先生，其中有些情节真是匪夷所思，但仍合乎束先生的性格，与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是一致的。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他过分看重钱，也铸成了他一生的一个大错，这就是1944年春主动去军令部技术室工作，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才回浙大。这个单位是军统特务机关，稍有开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我原来以为是浙大电机系学生徐名冠（他是我浙大高工的同班同学，在浙大公开以军统特务的身份活动）介绍束先生去的。读了《束星北档案》才知道，当初徐名冠只想找物理系的助教去，束先生知道后，主动说，如果给他每月1万元，他就愿意去（当时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徐名冠喜出望外，据上级批准后，束先生不仅自己去，还带了两个助教去。这段经历，使他在1949年以后一直成为公安部准备镇压的对象。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公安局就要逮捕他，交到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讨论，我坚决反对的理由是：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他带去的两个助教都参加了军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会上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束先生就被保了下来。可是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在青岛）和我（在北京）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1957年又都成为“极右分子”。

　　 《束星北档案》之可贵与不足

　　 《束星北档案》是一部令人心酸和令人深思的历史著作，它详尽地描绘了一个有很深造诣的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折磨和羞辱，所引用的材料全部出自官方的档案，本人的交代和检讨，以及他人的回忆。在标榜“以人为本”、要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回首这段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意义深长。这部震撼心灵的《档案》，确是上乘之作，我们要感谢作者的尽力和良苦用心。

　　 这本《档案》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一些史实上的讹误。如把浙大的“理学院”都错成“理工学院”，把“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错成“四类分子”，把“二机部”错成“三机部”，把开设“军事物理”课的1939年错成1945年，把“贵州”错成“黔贵”，把“青年军”错成“义勇青年军”。又如，1945年王淦昌先生在湄潭、遵义做关于原子弹的报告时，束先生还在重庆未回浙大，书中却说这个报告是束、王两人合作的；而且束先生并未在核物理上花过多少功夫。

　　 其次，也是比较原则性的，作者对传主是仰视的，把他看得太高大了，难以平等地、客观地去观察、分析。如书中第三章标题竟是“天下第一才子”！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谁有资格戴上这顶桂冠？任何正常的人不可能如此评价束先生。自视很高的束先生，在逆境中出于逆反心理，可能会出现这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感觉，作者则应冷静对待，不可当真。

　　 第三，书中回避了束先生与爱因斯坦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是作者的谨慎，值得称道。但作为《束星北档案》竟只字不提因束星北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并产生了不小影响的文章，总是一个缺憾。

　　 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樊洪业用这个题目在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一篇长文，里面引用了不少我的话。为了把问题讲得更准确，需要作一些回顾。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1982年，束先生通过周志成和幼女束美新一再邀请我去青岛聚谈，说他有很多心理话要向我倾诉。他还建议我要研究社会史，着重研究能让后人深刻接受的历史教训。我准备待书稿《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完成后，于1984年去看望先生。孰料先生竟于1983年10月30日猝然病逝。

　　 1987～1988年间，辽宁作家协会专业剧作家张大凯多次来访。他为束星北先生传奇式的一生所感动，写了一部电视剧，曾在青岛住了半年以上，进行过大量采访，并查阅过全部档案。1988年7月他给我看了束先生于1954年和1964年填写的两份履历表，表中都未提到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之事，我就开始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打电话问王淦昌先生，他说从未听束先生向他谈起与爱因斯坦的关系。1989年我为《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撰写《束星北先生传略》时，就没有写上这段光荣历史。但估计束先生既然在德国“游历”了几个月，去看望爱因斯坦还是可能的，于是想当然地写上“在柏林时，曾慕名拜访爱因斯坦”。1997年才知道，连这一点也不符事实。

　　 为了核实历史真相，我查阅手头所有的爱因斯坦传和有关史料，都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不符。我断定此文是虚构的，完全不可信。一向以正直耿介著称的束先生为什么会在1979年要伪造这段历史？我从张大凯诉述的束先生1957年以后的遭遇找出了答案。1958年他被戴上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判处管制3年（到1965年才解除管制，1974年才摘掉这两顶帽子），每月只发生活费20元，而全家十口，生活之窘迫已难以忍受；加上无尽止的精神折磨，人格和尊严被无情摧残，过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更有甚者，他的大儿子原在空军当军官，因受他牵连被遣送回家，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希望他尽早检讨过关，可他秉性倔强，不肯检讨认错，儿子无以容忍，经常训他，他竟不吭一声。一个刚直耿介、极其自傲的人竟能忍受儿子的训斥，实在无法想像，惟一的解释是，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家庭内外的恐怖的“改造”压力下，他被压垮了，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束星北这个桀骜不驯的彪形大汉终于被改造成一个附首贴耳的可怜虫，这段心灵被完全扭曲的悲剧，《档案》一书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文革”时他说的和写的全是红卫兵的假大空语言；对打扫厕所竟非常“热爱”，要包下全校的打扫厕所工作；“文革”后他所器重的一个研究生说了一句“不妨让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帮忙改革”，就拧着他的胳膊提到所长办公室，要开除这个思想糟糕的学生，更荒唐的是，“文革”时他竟主动参加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见樊洪业文章中所引的竺可桢日记）；可是“文革”过后，他又杜撰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神话。

　　 心灵被扭曲了，原来的是非标准都会颠倒过来。特别是1957年开始，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的得势，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会“觉悟”到，你们都大说假话，我为什么不可以？1979年2月，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这项活动是我于1977年倡议的），会上唱主角的是他并不服气的周培源（周先生1974年向我透露过对束先生的不满），他心里一定有气，要设法宣泄。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他于1979年3月虚构了1928年的那个神话。

　　 1992年束先生家乡江苏邗江县政协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要出一个文集，我写了一篇《忆束师星北先生》。我还告诉他们：1979年《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漏洞百出，显然不可信，建议文集不要收。如一定要收，希望把我的意见也一道刊出，以供研究参考。我写了8条意见，内容如下：

　　 1.1927年7月至1928年9月间的经历，束先生在1954年（肃反、反右以前，当时他是山东省政协委员）填的表上是这样写的：“流浪在欧洲大陆，经过日本、朝鲜、满洲里到莫斯科、华沙、柏林、哈奴佛及汉堡等地，后在德国混了一阵。”1964年是这样写的：“欧洲及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 1965年6月10日束先生填的《职工登记表》上是这样写的：“德国柏林、哈奴佛，波兰华沙，苏联莫斯科等处（无固定工作）”。1983年11月束先生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第五届山东省政协委员提名登记表上也写：“在欧洲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及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4年填的。如果他确在柏林大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教，他没有理由在4个履历表上都不填写，而只写上哈奴佛工业大学。

　　 2.《光明日报》文章开头说：“1928年，我在美国甘萨斯大学毕业了。”而束先生自己1954年2月17日填的简历则是：“1924.9～1925.6 之江大学（一年级）”，“1925.6～1926.1齐鲁大学（二年级）”，“1926.9～1927.1美甘萨斯拜克大学（三年级）”， “1927.10～1928.6旧金山和加州大学，与蒋希曾办报”。可见他到德国时大学并未毕业。根据他填的表，他是1930年1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

　　 3.该文说束先生1928年5月见到爱因斯坦，在他身边“工作了一年”。可是他自己1954年、1964年、1965年和1983年填的4份登记表都说他是1928年10月就去爱丁堡大学读书了。

　　 4.该文说：“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助他做点事情。”事实上，1928年爱因斯坦已聘请到一位终生的私人秘书Helen Dukas（1896～1982）小姐。她是1928年4月13日开始到爱因斯坦家工作的，在该文所说的束先生拜访爱因斯坦前一个月！根据爱因斯坦的女婿 Rudolph Kayser以笔名“Anton Rsiser”所写的《爱因斯坦传》（1930年出版，爱因斯坦认为书中“所讲的事情都是确凿的”），爱因斯坦1928年初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即去瑞士 Davos疗养，回柏林后又卧床4个月。夏天全家到德国北部Lüｂｅｃｋ海滨疗养。他的病拖了一年，才逐渐恢复健康。至于爱因斯坦的工作助手，１９２８年不仅有新来的很能干的秘书Ｄｕｋａｓ小姐，还有一位已合作了十多年的数学家ＪａｋｏｂＧｒｏｍｍｅｒ。Ｇｒｏｍｍｅｒ是俄国犹太人，在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大学获数学博士，１９１７年爱因斯坦发表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中，爱因斯坦特别感谢他的合作：“在数学家Ｊ．Ｇｒｏｍｍｅｒ的诚挚帮助下，我研究了有心的对称的静引力场。”（见我们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３５５页）１９２５年爱因斯坦在论文《引力和电的统一场论》结尾，感谢Ｇｒｏｍｍｅｒ“近年来在广义相对论领域中的所有计算给我诚挚的帮助。”１９２７年他们联名发表了论文《广义相对论的运动定律》。当时Ｇｒｏｍｍｅｒ在柏林，是得到爱因斯坦任所长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资助的，１９２９年他回前苏联，在明斯克大学任教，１９３３年去世。据１９８２年出版的著名物理学家ＡｂｒａｈａｍＰａｉｓ写的《爱因斯坦传》介绍，１９２８年在柏林，爱因斯坦还有两位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已经有很深造诣的助手。一位是匈牙利人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Ｌａｎｃｚｏｓ（１８９２～１９７４），他是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开始，在柏林工作了一年。另一位是波兰犹太人ＨｅｒｍａｎｎＭｕｎｔｚ，爱因斯坦曾在１９２９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提到他。他于１９２９年被列宁格勒大学聘为数学教授。在１９２９年Ｌａｎｃｚｏｓ和Ｍｕｎｔｚ离开后，爱因斯坦即聘请黎曼几何专家、奥地利人Ｗ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ｙｅｒ（１８８７～１９４８）为助手，他们一直合作到１９３４年。由此可见，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间，爱因斯坦先后有４位研究助手，他们都比束先生大１０岁以上，都是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束先生当时大学还没毕业。

　　 ５．该文说：束先生帮爱因斯坦“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还说，好在束先生的“数学和物理基础还可以，能够胜任他交给的”工作。事实上，爱因斯坦１９１３～１９３３年间任柏林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虽然也兼任柏林大学教授，但后者只是个名誉职位，他并未在柏林大学正式开设课程，只是偶尔对研究班作个报告和进行指导，不可能有什么“卷子”要他批改。何况整个１９２８年他都在病中，不可能去柏林大学讲课。而且爱因斯坦１９１４年离开瑞士以后，再没有在任何大学里讲授本科生的课程，偶尔应邀去作学术报告，内容也都同他自己最近研究成果有关。束先生１９２８年尚未读完大学物理系的基本课程，要完全搞懂爱因斯坦１９１５年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恐怕都有困难，而爱因斯坦１９２２年以后已转入统一场论的探索，用的数学非常高深、复杂，需要找Ｇｒｏｍｍｏｒ、Ｌａｎｃｚｏｓ、Ｍｕｎｔｚ、Ｍａｙｅｒ这样成熟的数学家合作，当时的束先生能帮上什么忙呢？他能“胜任”研究统一场论所需要的“计算” 吗？

　　 ６．该文说，爱因斯坦告诉束先生，他大学的数学教授敏考斯基（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在讲学时曾讲到过四维空时，而这一点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不符史实。爱因斯坦是１９００年大学毕业的，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提出四维空时理论则是在１９１１年，是对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狭义相对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７．该文描述：１９２８年５月束先生拜访爱因斯坦的谈话主题是四维空时的问题，这是符合束先生自己当时的物理理论水平的。但要知道，这在物理学发展史上不过是１９１１年前后的水平，而１９２８年的爱因斯坦早已前进了两个历史阶段。很难想象他怎么会选用一个大学尚未毕业而德语又说不好的小青年当他的“研究助手”。而该文所说的“爱因斯坦研究室”，恐怕在爱因斯坦自己的研究所里和柏林大学都不会有。因为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自己家里做的，根本不需要另设研究室。在他的研究所里，充其量只需要一个办公室。

　　 ８．如果束先生确曾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一年，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也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理由在历次填写简历表时都故意隐瞒，而且不告诉浙大物理系的任何师生，连对王淦昌先生这样同龄的知交挚友也要隐瞒，究竟为的是什么？如果他到１９７９年觉得有必要把这段实情公开，向《光明日报》记者披露了，那又为什么１９８３年１月填的登记表上却又不写，偏偏依旧写着：“１９２７年７月，在欧洲及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及工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

　　 结果，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的《邗江文史资料》第６辑《物理学家束星北》专辑中刊出了１９７９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附录也收了我的上述意见，同时还有李寿木丹反驳我的信。他坚信束先生不会说假话，也从不沽名钓誉，而对我质疑的８条意见并未正面回答。

　　 4年后事情有了转机，这就是发现了：

　　 束先生1943年12月17日给爱因斯坦的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我招了两个物理学史研究生，其中一个叫胡大年，他想研究爱因斯坦。可是还没有开始做论文，他就去了美国，辗转几年后进了耶鲁大学，在著名物理学史家ＭａｒｔｉｎＪ．Ｋｌｅｉｎ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原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我建议他改成《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论文的删节本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即将在上海出版），并提供他许多有关资料，由于ＭａｒｔｉｎＪ．Ｋｌｅｉｎ当时正担任《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接触爱因斯坦档案很方便，我就请胡大年查阅爱因斯坦档案，看是否有与束星北有关的材料。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他回了信，说没有找到他１９２８年当爱因斯坦助手的材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封束先生１９４３年从湄潭寄给爱因斯坦的信。

　　 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最后有手写的签名“ＨｓｉｎＰ．Ｓｏｈ”，日期为“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发信地点为“中国湄潭浙江大学”。信的第一句是：“Ｉｔ ｉ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ｇｒｅｔｔｅｄ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既然直到１９４３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１９２８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信中还郑重其事地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来安度晚年！谁都知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这个设想也实在太离奇了，怪不得爱因斯坦没有给他回信。

　　 我拿着这封信的复印件去看望在医院养伤的王淦昌先生（他被一个鲁莽的骑车者撞倒骨折），他说他知道那年束先生曾寄论文给爱因斯坦，但不知道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当时我提出，这封信复印几份分寄给关心此事的人，但不宜扩散，以免损害束先生的声誉。王先生表示赞同。

　　 现在，５２万字的《束星北档案》出版了，而且在知识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人们需要更全面投入地了解那个时代，了解束星北先生这样一位受尽折磨的科学家的思想和为人，就很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摘自《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