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4年认识朱厚泽同志的。那年8月中共遵义地委党史办在湄潭、遵义召开为期10天的座谈会，讨论浙江大学1940~1946年间的革命斗争史，邀请15位浙大校友参加。我们路过贵阳时，贵州省委接待了我们，开了半天的座谈会和晚宴。主持这项活动的是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晚宴时，他和我同在一桌。他比我小11岁。席间他诉述1964年“四清”时，贵州是重灾区，钱瑛大姐带领中央几百名干部到贵州来整顿，有几百人被开除党籍，他也在内。他被开除党籍后，下放农村监督劳动，直至1979年才平反。同桌有类似遭遇的，除了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以外，还有另一位浙大校友安毅夫（安粤），他比我晚毕业3年，57年也被打成右派，还受到20年劳动教养。他是贵州人，父亲是六盘水的土司。解放前他和朱厚泽都在贵阳从事地下工作。我们共命运的三人相聚一起，心心相印，互诉衷肠，激动舒畅。当时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11个月后，胡耀邦调他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高层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异常严峻。1979年祭起“四项基本原则”大棒的邓小平，1980年借胡耀邦支持的白桦的小说《苦恋》（后改编为电影《太阳与人》）而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于9月发出危言：“目前形势比1957年还要严重，知识分子要向我们夺权！”1983年又在胡乔木、邓力群支持下搞了一次“清除精神污染”。由于遭到胡耀邦、赵紫阳的抵制，28天后就收场了。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朱厚泽接替左王邓力群出任中宣部长，是何等艰险。为了让他尽可能地更多了解实情，我给他写信，约他见一次面。他没有回音，可能是因为我多年来被官方认为是自由化代表人物，他不便直接接触。
1986年5月，6个学术团体召开纪念“双百”方针30周年座谈会，我们都参加了。不过他因另有活动，迟到早退。他坐在我身旁，对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事情要慢慢来，不着急。”在此之前他已提出“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方针，让人沐浴在清风之中。
但好景不长，4个月后，胡耀邦以“反自由化不力”罪名被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罢黜。厚泽立即主动辞职。一直到20年后的2006年，李锐同志发起并主持《中国向何处去》的小型座谈会，参加者不到10人，共开过3次会，我们两人都参加了。他发言不多，但有新意，简洁明了，常常一语中的。表明他思想深邃，有洞察力。例如一次谈到“新民主主义”，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新”字是指由共产党领导，要由共产党领导，能有民主吗？休会期间，李锐说：“党内出了个胡耀邦，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他随后对我说：“胡耀邦给我们带来了幻想。”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出现了普世价值的争论。王德禄主持的研究所把争论文章汇集成册，并于9月开了一次座谈会，我们两人也都参加了。我们都肯定普世价值，反对操控意识形态官僚所发动的反普世价值逆流。我们认为这场斗争要继续下去，研究工作也要深入下去。
以后听说他在网上开了博客，能通过博客方便地与人交流思想。可惜我因视力极差（仅0.1）和手指不灵活，不会用电脑和上网，希望他能把博客内容经常寄给我。这样的奢望太不现实了，转而希望我们能见面谈谈。他答应了。可是他兴趣广泛，交游广，爱山水草木，爱摄影，经常出外旅游，见面时间难以确定。不久他不幸患了口腔癌，我要去医院看望他，他却提出等他病好以后来看我。想不到这个愿望落了空，2010年5月9日他离开了人世。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惋惜。两天后，在医院举行告别仪式，我也去了。大家都为苦难的民族失去这样一位熠熠生辉的思想栋梁而悲痛。
20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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