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先生于2015年7月12日去世，享年八十岁。以他高大的身形、旺盛的精力、平和的性情、优良的保健，去世的消息确实来得有点突然。一个月前，成先生八十岁生日有自寿诗云：“未因權位拋理想，敢憑剛直獻真言。功成名就應無憾，含笑揚眉對蒼天”。[2]他的学生则称：“先生是极少数身居高位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3]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但是，在历任国家领导人中，成思危的特别之处更在于，他是一位在“忠”“孝”之间不得不作出取舍的人。而这，源于他的家庭。
选择尽“忠”无法尽“孝”
成家的政治光谱之宽广，被历史裹挟之深刻，且每一位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表现出的鞠躬尽瘁，堪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纪标本。
成思危，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母亲萧宗让（1905-1964）是留法学生。父亲成舍我（1898-1991），早年入国民党，后脱离，虽曾参加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翻译列宁《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n Policy）（《新青年》1921年6月1日），但是，逐渐形成独立思想和选择，理性地审视共产主义理论。成舍我26岁时，以200大洋在自家房子里创办《世界晚报》[4]（1924），继而《世界日报》（1925）、《世界画报》（1925）?《民生报》（1928,南京），“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就在成舍我出生后的三个月，《立报》（1935）在上海创办。头一年，1934年，成舍我曾因揭露汪精卫手下贪污被关押。他的名言“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5]，给中国报人以持久的荣耀。随着日本侵略，成舍我被迫放弃一地又一地报业，在香港、桂林、重庆一地又一地创业；1952年去台，1956年，创立“私立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制“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即世新大学前身。1988年报业解禁，他以90岁高龄创办《台湾立报》。
成舍我一生秉持非党派立场，不受强权与金钱控制。在第三势力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从知识分子办报到企业家办报，如若不是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或许世界上会有最大的成氏报业王国也未可知。
1930年，成舍我曾游历欧美参访新闻业。他没在海外久留是因：“父母在，不远游”。“吾辈未来之岁月方长，而侍父母之日则很短。”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年过半百，却踏上了流亡之路。1949年举家去往香港。行前，身为地下党员的女儿成幼殊恳请父亲留下，建设“新中国”，被成舍我拒绝。[6]
成思危与同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接受共产主义思潮，在香港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倾向革命。为此，与父亲在家中时有争吵[7]。1951年，他以回国求学的理由知会母亲，只身携带一只手提箱回到广州[8]。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在“忠”和“孝”之间他选择了“忠”。而当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要接受所“忠”之背后的制度、体制、思想体系以及命运安排。
先在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然后，成思危去华南工学、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无机物专业（1952-1956）。[9]从此，进入化工领域。
回到内地填写家庭出身时，成思危填的是“官僚资产阶级”[10]。原以为，背叛父亲和家庭，投身红色中国，足以证明自己的忠诚。怎料，由于海外背景和家庭出身，他被当成“特嫌”，文革期间，一度被弄去烧锅炉。就在不见天日的时刻，1972年冬的一天，他接到指令说妹妹成露茜来到中国，要他去见。于是，他带着女儿来到供外国人居住的北京饭店，敲开门，兄妹依稀认得少年模样，却一时语塞。是妹妹一声“哥仔”的呼唤，将“冷冻多年已经麻木的亲情”[11]唤醒。他得知，母亲因思念，写过数百封信，都是石沉大海，已罹病早逝，享年不到60岁。
周恩来向成舍我问好，并说：“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只此一句，成思危的家庭成份由敌人变成了朋友[12]，从此，他的境遇大为改善，被调到北京。此前，他在化工部几个设计院转，沈阳、华北、天津。1981年，在妹妹和父亲的帮助下，他得以去美国UVLA读书，成为中国最早获得MBA的人，从而有了后三十年在管理科学和财经领域的作为。过去二十年，是成先生身份角色最多，责任最重的二十年。1994年他担任化工部副部长。1995年加入民主党派民建中央，担任民建中央主席（1996-2007），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2008)。除了教学、科研、学术，他也是在世界范围行走的“演讲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使者。
成思危不是在体制内的官僚系统内一步一步走上去的，而是因为命运的戏剧性转变，使他从被排斥的，一个基层普通科研人员，到被信任，委以重任。早年，成思危一心想为国尽忠时，无门；后来，则是国家需要成思危。这一生命转机，正是他所背弃了“孝”的家庭带给他，使他得以尽“忠”。毫无疑义，成思危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能够恰如其份地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后人所看到的成思危，是这个成思危，而不是早年的成思危。
随着民国人物在大陆逐渐解冻，成思危的传奇身世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当成思危先生被媒体问及如果时光倒流，还会不会做那样的选择？成先生没有我们期待的：“不会”，而是说，还会做同样选择，“忠孝不能两全”。他回答时，外表平静。说到曾经遭受的委屈，也只用“迷茫”二字，“无怨无悔”。[13]
父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951年，成思危是把父亲当作“守旧势力”的，他喜欢巴金《家》中的觉慧，冲破束缚，追求理想，心怀“对新中国的憧憬”。父亲的伤心和恼怒可想而知。1951年端午节，他有一文：“誰迫使我們骨肉離散”（《自由人》，1951-06-09）文中写道：
“佳节思亲”，乃人类天性的表现。”他痛斥“叫人们废弃‘亲’的观念，父子，兄弟，夫妇，亲戚，要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大义灭亲，去亲手枪毙自己父母”的作法。他说：“世间最非暴力所可有效镇压的，莫如人心，及天伦之爱。”[14]
在大陆“文革”兴起之时，成舍我也有文章指出：“利用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甚至天真无知的儿童，去做政治工具，为一人一党牺牲学业，呐喊卖命”。在他写下这些字句时，内心里想必都有对爱子成思危的牵挂。悠悠天地，你在哪儿？
少年成思危之否定父亲，是因为他太年轻，思想力不够，对于父亲的了解也不够。当他自已成为父亲，经历磨难，对父亲的理解才有所变化。从已经披露的不完全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父子短暂的接触：
第一次，1979年9月，在分别28年之后，相聚在洛杉矶小妹家。父亲时年81岁，成思危44岁；
第二次，1983年．成思危获得MBA。成舍我从台湾到美国。他希望儿子留在美国，待时机合适，去台湾子承父业。但是，成思危觉得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父亲尊重儿子的选择；
第三次，1985年在美见面。成舍我预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两岸总是要谈的”；
第四次，1988年，在香港见面。成舍我特意要成思危陪他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
第五次，1990年，成思危第一次去台湾。为母亲上了坟。在医院陪护父亲。他睡在病房外的沙发上。临走前一晚，回家收拾行李，没有住在医院。父亲早上醒来没看到儿子，就一定要护士陪他回家。到家后得知成思危已去医院向他辞行，又匆匆赶回医院。当成思危看到父亲回到医院后衰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情景，禁不住热泪盈眶，伏在他的身上，久久不忍离去。父亲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成思危，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他的头。他们预感这将是永别。翌年，父亲去世，成思危奔丧。[16]
历史翻过了这一页。1998年，成思危在父亲百年诞辰时表达了他的感情：
“父亲是一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但在他心中却是情深似海，这种深情厚意只有在事后追忆时才感到它的可贵。真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四岁时就教我读唐诗，六岁时就给我讲“资治通鉴”中的故事。1944年到重庆后，曾先后暂时寄住在黄少谷和李中襄（母亲的姑父）家，父亲每天都教我背诵“资治通鉴”，还常给我作些讲解。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父亲离我而去已有七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跃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还会悄然进入我的梦中。但是当我真要提笔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时，却深感思绪纷杂，不知从何处下笔。”[17]
兄妹：异中有同，那个“同”是承袭家训
成思危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成之凡（1928年生）和成幼殊（1929年生）。她们的母亲杨致殊（杨璠）女士，杨端六先生胞妹，曾与成舍我一同艰苦创业，后离异。大姐成之凡，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钢琴专业，1951去法国。她被余光中夸赞“成之凡，成之不凡”，心有四窍：作曲、繪畫，寫詩，收集中國宮廷的古裝。还不仅如此，成之凡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姐成幼殊，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参加新四军。1950年代入外交部，后作外交官，出使联合国，现在北京离休。她的诗作《幸福的一粟》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位家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对于弟弟影响不小，不知她如何反思在大时代之下家庭与个人的命运。只见她这样写道：“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小说更像‘小说’”。[18]
成思危之后，萧宗让又生了两个女儿成嘉玲（1937年生）、成露茜（1939年生）。小妹成露茜，亦多有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她是UCLA社会系教授，创建并担任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16年，关注性别、种族、阶级领域，以及底层弱势群体权利，热衷社会实践和运动，1985年在洛杉矶获教育女斗士奖（Woman Warrior Award in Education, LA,1985）。1972年她只因寻找哥哥姐姐的念头，勇往直前。父亲晚年，将《立报》交给她接掌。她在父亲的基础上，又创办《破报》和各少数族裔语种的报。大妹成嘉玲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世新大学董事长。
相比较于其它姐妹，成露茜是改变成思危命运的人。
第一次改变，便是1972那次来访。当露茜告诉父亲说想去大陆时，父亲对他说：你哥哥可能老早在文革中死掉了；你姐姐是共产党员，大概还在，可能是在外交部。因为他注意到中印边界冲突时，印度人冲进中国大使馆，法新社发了一张照片，有个女子站在大使馆门口，说这是中国领土。父亲认出那是自己的女儿。虽有了兵乓外交，中美并还没有建交。露茜到香港旅行社说希望回去找姐姐和哥哥。她按要求填了一张表，在地址和职位栏中，写哥哥，不知道；姐姐在外交部。表送进去之后，有人出来向她询问了成舍我的情况。等了两个星期也没有回复。她对旅行社说如果再不行，就要回美国教书了。结果，人家说你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先进去好了。于是，露茜特意穿了一件蓝衣服，买了一个书包，从罗湖进到大陆。她住在北京饭店，独来独往。有一天早上，她被告之今天晚上不要出去，有重要活动。当晚，她被带到人民大会堂，原来，周恩来要接见台湾保钓青年。这场会面从晚上九点持续到早上三点。之后，露茜被留下来。周恩来问她父亲怎么样，好不好。露茜告之还不错。周恩来说：请你转告你父亲，我们都错了。他指的是1949年，他们在广播里说“人民公敌成舍我”，没收《世界日报》，这是不对的。[19]“他是民族资产阶级嘛！”。
第二次改变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露茜帮助成思危去UCLA念书，使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工商管理硕士的人，由化工科研人员改行进入管理科学，投身1980年代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并有了后三十年对于一些经济改革决策事项的参与。
这一改变至关重要。它使得成思危成为同代人中格外幸运的人。虽然兄妹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凡俗的朝夕相处，但是，这些特殊机会的提供，使他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得以观察和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观念、思潮、社会运动；彼此重新认知和回归亲情。
成思危对妹妹的情感，在最后时刻，2010年2月27日露茜追思会上，倾泄而出他唤她：“我最亲爱的露茜小妹妹”，“71年往事历历浮上心头。”他说：“在个人行事作风上，露茜几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她生活简朴，处处节约，很少追求个人的享受，把工作当作最大的乐趣。”“尽管我对露茜的一些言论和观点不尽苟同，但我十分赞赏她对理想的执着与奉献。在改革开放初期，她致力于推动中美学术交流与合作，帮助许多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人生如梦一般变幼无常，万万没有想到我最小的妹妹竟先我而去。她一生为保护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公平而奋斗，活得绚丽多彩，走得潇洒利索。”[20]成思危对自己这个有学有术，敢于出格，手脑并用，理论实践同行，同时做二十件事的妹妹的爱和评价，也反映了他的内心价值取向。
除了小妹，家中两位姐姐的音乐艺术诗歌才华，以及大妹的经济学思维和商业才干，对于成思危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多元的、色彩斑斓的家庭。成思危说一家人在一起不能谈政治，一谈就吵。小妹最为激烈。然而，他们又水乳交融，其特质是：“多元化的广度，国际性的世界主义关怀，讲求手脑合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发挥媒体公正、独立的精神。我们异中有同，那个“同”是我们兄妹的共同特点”[21]。
人伦亲情，从背叛到回归，这背后是比现实政治更大的“政治”。如果没有亲情的复归，可能也不会有成思危日后出人头第的机会。
舍小我，成大我
舍我，是父亲为自己取的。每一次称呼，都提醒“舍小我，成大我”的人生追求。无论这一家人各自的政治倾向和选择为何，父亲之名始终高悬在上。
成思危一度官至“国家领导人”，在世俗意义上，不可谓不“成功”，然而，以他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地位，似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惜没能在历史的天空上刻下如父亲一般的刻度，老天爷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但是，他竭尽所能以另一种方式报答生命之赐。近年来，他在讲演中较多谈论五个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他说，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没有解决；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收入与分配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这些“终极中国问题”需要修建一座什么样的桥梁才能通达？117年前出生的成舍我为之奋斗过，80年前出生的成思危为此奋斗过，76年前出生的成露茜为此奋斗过。
成思危在悼念妹妹时的一段话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意：“人总是要走的。重要的是如何过这一生，父亲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自强不息。这是父亲最重要的遗产。人是星球上的过客。有的人早走一点，走得潇洒，走得利索，没有什么遗憾。”成思危终于得以去和饱受离散之苦的父母和亲爱的露茜小妹长相会，也未尝不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成舍我是严父。孩子们一生都想得到父亲的肯定而求之不得。不知在天国里，80岁的成思危能否口吐真言，“敢持庭训报先亲”否？他们又会继续怎样的争论？
中国啊，让每个中国人都死活放不下！
[1]取自成思危之父成舍我先生《八十自寿》，全诗为：八十到頭終強項/敢持庭訓報先親/生逢戰亂傷離散/老盼菁英致太平/壯志未隨双髻白/孤忠永共萬山青/隔洋此日夢垂念/頑健差堪告故人！1982/04/25http://csw.shu.edu.tw/Article/ArticleCollectionDetail/842
[2]成思危女儿：以父亲八十自寿诗答谢凤凰网友慰问，凤凰网2015年7月12日
[3] “我们痛失恩师，国家痛失栋梁。作为学生，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先生是极少数身居高位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先生千古！”7月12日，@光远看经济新浪微博。
[4]本文关于成舍我先生的基本情况资料，来源于成舍我纪念馆http://csw.shu.edu.tw/。
[5]顾训中：《成舍我与〈立报〉》，原载《温故》第五辑，2005年8月
[6] Leslie Evans:”洛杉矶加大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成露茜女士”，载《传记文学》第九十六卷第四期，第210页。
[7]参见“雷颐：我是八亿人的科长”，http://dajia.qq.com/blog/476117115682123
[8]据成思危接受采访，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3NzA5ODI0.html?from=s1.8-1-1.2
[9]参见成思危简历，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3/content_250849.htm
[10]同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属于三大敌人。
[11]成思危：“永远的女斗士－我的露茜小妹”，在Lucie追思会上的发言。载《传记文学》2010年4月
[12]采访视频见http://csw.shu.edu.tw/Article/ArticleCollectionDetail/842
[13]采访视频见http://csw.shu.edu.tw/Article/ArticleCollectionDetail/842
[14]根据：http://csw.shu.edu.tw/Article/ArticleCollectionDetail/169
[16]成思危：“成舍我的四種精神”，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8年底月；又载http://csw.shu.edu.tw/Article/ResearchDetail/3177
[17]成思危：“成舍我的四種精神”，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8年底月；又载http://csw.shu.edu.tw/Article/ResearchDetail/3177
[18]参见成幼殊：《幸存的一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19]成露茜口述，温洽溢记录整理《成露茜教授口述自传》，载《传记文学》2010年4月，第152-159页
[20]参见成思危在成露茜追思会上的发言视频；成思危：“永远的女斗士－我的露茜小妹”，在Lucie追思会上的发言。载《传记文学》2010年4月。
[21]据成嘉玲：“编辑室手记”，《传记文学》，2010年4月
致谢：由于无法google，特请在台湾和香港的年轻朋友帮助查找资料。他们源源不断地发来，丰富我对于成家的认知。特别是看到成思危先生为妹妹露茜致悼现场，让我有感觉到他不同的一面。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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