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把她父亲的一些资料送给了我，其中有一批是书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组知青的信。这件事一直在我心上。最近，重新找出来读。
显然，信都是冒寄的，收信人是：“北京 国家计划委员会 交 薛暮桥主任亲收”，想让薛暮桥读到，却又不知他确切的地址单位职务。
这一封写在很小的纸上，来自河南淮阳郑集公社殷庄：
“薛暮桥所长您好！
我是一位下乡知识青年，也是一位返乡知识青年。我已经十年了，是否可以回城？时间短的可以回，时间长的为啥不可以回哩？这是什么道理？请薛所长回答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吧？”
“薛所长，我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热心邮政工作，想当一名投递员，我愿风雪无阻保证投递暢通。二个是热心列车员工作，愿把工作做到旅客满意。”
另一位城市青年向薛暮桥反映住房问题，起因则是这样的：
“暮桥所长：
您好！我阅读了你七月十八日对北京日报记者的谈话，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内容非常具体，而且是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央精神，各地都大办服务和商业网点，解决大批待业人员，中央军委又做出英明决策，今年征兵全部征社会青年，在职在学不征，又解决了很多待业人员。你是经济学家，我向你反映城市住房的严重问题，希望向中央汇报。”
他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些信，薛暮桥不仅收到了，而且细心地保留下来，作为他调查研究的一个来源。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时年75岁的薛暮桥带吴凯泰、余学本去杭州，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想的是要总结28年的经验教训，清理“左”的错误，实际写起来发现很困难，越写问题越多，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很少。
1979年元旦之后不久，便是羊年春节。这期间，浙江上山下乡的回城待业青年到省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这不是孤立的行动。此时，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人员先后集会、游行、罢工、绝食、请愿、拦火车、进北京、写公开信，惊动中南海，成为“爆炸性问题”。
薛暮桥听说消息，提出要去现场。
面对眼前的青年，他们身处大好年华却走投无路，无事可做，无业可求，令薛暮桥十分痛心。这不仅事关知青的前途，还关系到多少家庭的幸福，和社会安定。而眼下，国家百废待兴，腾不出手来，也没有办法安置巨多的青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薛暮桥大概是最有学者气质的人物之一。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他的调查研究，始于1932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后又加入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中国农村》杂志主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知书店曾出版过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等书籍。1943年，在山东担任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法币、伪币，占领市场、稳定物价，创造了一段光荣的历史。1949年后，他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此时，是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不从理论上找到问题的根本，孤立地研究一项具体管理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薛暮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从根儿上动。根儿在哪儿呢？根就在所有制结构上。
他找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他交流看法。
3月，薛暮桥带着写好的书稿回北京，正赶上劳动部开会，邀请他参加并讲话。
此时，我手里握着这份1979年3月24日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秘书处整理的薛暮桥讲话《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印在黑而薄的纸上。只一读，便禁不住叫好。
“理论界还有‘恐右病’，把资本主义当作瘟神，必须使它完全绝种。……目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第一，可以有一点竞争，使国营经济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第二，填空白，干一些国营经济不愿干的事；第三，满足市场需要，方便人民生活。”
“我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研究一下二十二年来工农业生产发展这样慢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这一套经济管理制度是不是最完美的制度？能不能再灵活一点？凡是国家包不了的地方就让大家自由发展？。”
“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吗？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社会主义反而做不到呢？原因恐怕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国家不能帮助人家广开生产门路，又不准人家自找生产门路，把两只手束缚起来了，只剩下一个嘴巴张着要饭吃。人家看到门路可找，把手动一动，就是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比不过资本主义。”
“过去，各地都在‘堵资本主义的路’，结果把人民的生路都堵住了，‘社会主义的步’也就迈不开了。”
接着，薛暮桥呼吁取消禁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如果安排就业的办法不改，“总有一天会把劳动局的大门挤破。” “劳动局一安排，就是‘铁饭碗’，一包到底，不好好干活也不能开除，开除出来还要劳动局再替他安排工作。”
“能不能搞一点自负盈亏的建筑队伍。车站码头食品供应，组织一批一小贩来干。……城市居民最忙的是吃饭，卖小馄饨、烤白薯等类的小摊贩也可以恢复起来。洗衣也是一项繁重的家务劳动，现在家庭买不起洗衣机，洗衣作坊有可能买一个洗衣机，这样职工在星期天就可以不至于半天洗衣，比平日更劳累。”
北京市委有位负责人说：北京市的“资本主义漏洞”很多，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很容易。
薛暮桥反问：“可不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1979年7月，薛暮桥去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的所有制结构。”
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外国公主到了机场愿出十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然而没人干这个活。公主走遍全世界，就是到了中国，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
他提到过去车站、机场有人帮助搬行李；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都办得好。
薛暮桥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的青少年是在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无锡度过的，曾经体验过市场经济，对其活力和效率留有深刻印象。
这个报告得到胡耀邦的支持，7月5日在中央党校理研究室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
三十年后，有的人可能忘记了，有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是从哪里起步的，是在怎样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下起步的？
透过文字，仿佛在听薛老讲话，听他发问；穿越时空，又回到那个年代：
“听说最近北京市有一些退休的建筑工人自动组织一个包工队，工程质量好，施工时间缩短几倍，很受人欢迎。当局因为他们领了退休金，下令取缔，但就是取消不了。能不能准许这些老工人带上一批青年人组织合法的包工队，解决房屋建筑和修理的困难呢？”
“现在看病这么难，想找退休的老医生。但是国家规定退休的老医生不准看病开药方，因为他们已经领了退休金。为什么一定要使他们有力无处使呢？”
“铺子里补一双鞋要等一个星期，摆一个小摊子可以当场取货。衣服破了找不到人缝补，桌椅坏了找不到人修理，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设些小铺子、小摊子来为居民服务呢？”
“过去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漏洞’改成大门。城市中不仅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磨刀的、补鞋的，最好也不要完全砍光。”
7月18日，《北京日报》摘要发表了这篇讲话，《北京周报》把它翻译成各国文字，《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也都转载。接着，《北京日报》开始了一场关于打破“铁饭碗”的辩论。薛暮桥的建议在北京地区首先试行。前门摆起了大碗茶、天坛开了燕京书画社、个体户挎个包或推个小车照相的生意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者一切税费全免。
家住王府井红霞公寓的薛暮桥，每天早上去天安门散步、打太极拳。看到有个体户在那儿照相，他很高兴。这天，他特意上前照顾他们的生意。当他在取相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那位个体户激动地说：“噢，是您啊？就是您说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他高兴地给薛暮桥照了好多相片，坚决不肯收钱。
一般来说，个体户在天安门一天可以拍到100份照片，一份7毛5分，成本大约2毛钱，晚上在家里冲洗，第二天就给客人寄出去，一天可以挣个二三十块钱。而那时的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
1980年中央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终于逐步得到了解决。自薛暮桥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成，并向薛老提出新的问题请他解决。这就回到了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薛暮桥把一个具体问题提到了最高的层次，使知青成为受益者之外，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由此起步。
2006年薛暮桥夫人罗琼去世时，为了寻找和父亲一样的骨灰盒，女儿薛小和去了同一家卖骨灰盒的小店。薛小和向店老板描述她想要的样式，只见老板从里间捧出来一个，有点骄傲的说，“去年，薛暮桥家买的就是这种。”店老板如数家珍地说起薛暮桥的生平，还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没有我这个小店”。当薛小和告之自已正是薛暮桥的女儿，这一次是为妈妈选购时，店老板掏出100元钱，要求二老骨灰安葬时，代买纸钱。薛小和婉言谢绝了。
然而，老实说，30年后，中国的劳动就业体系，还没有实现薛暮桥的理想。
在我写这篇文字时，薛小和正在广州替父亲领取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30人的一个奖。当《南都周刊》的记者电话通知她时，她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还没有忘记他，真有良心。”
是薛老真有良心。
谨以这个发生在三十年前此时的故事，向改革的拓荒者薛暮桥致敬。
（ 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2月8日 ）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