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在呼唤

　　王则柯可能是中国惟一一位曾经在数学和经济学两门学科上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他待人接物和气谦恭、真诚朴实；对教学研究认真苛刻，对弄虚作假的学风深恶痛绝、直言不讳。　　

　　他向往“远山在呼唤”的意境，热爱草原、海洋、森林。　　

　　发现　　

　　柳红：您的家庭令人羡慕。您与妻子曾合作《童心与发现》一书。儿子王尔冈是个影评家，他的“小强填字”吸引了无数热爱者；女儿王尔山能写美文，采访过美英主要报刊的主编，你们父女译校了《美丽心灵》，编有《爱心护天才》。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您这个绝对书香门第之家里，子不承父业，三辈人中呈现出古代—现代—后现代这种“与时俱进”的事业轨迹：您父亲王季思先生是著名的戏剧史家，元曲专家，花费了半生心血研究《西厢记》；您专攻数学，40岁以后又进入经济学领域；一双儿女则是时尚的媒体人士。您曾说，您觉得您父亲写文章不漂亮，而您的儿女也“看不上”您的文章。由此可以窥见您自由开放的家风。对于儿女的教育，您有什么体会？　　

　　王则柯：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恢复考试制度以后成长起来的，受完了可称满意的高等教育。他们纯朴正直，但是很难说他们会比别的孩子聪明。当听说一些孩子从小学或中学开始就不许看电视经常要熬夜做功课的时候，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孩子总是晚上十点钟以前就睡下，他们还能够从一些别的家长不鼓励孩子看的电视节目里学到许多终身受益的东西。一个寒假，妻子在清理孩子扔到废纸篓的旧作业本的时候，看到孩子在高二上学期的两篇作文颇有意思，就鼓励孩子抄正寄给上海《文汇报》试试。想不到文章先后都给登了出来，编辑还来信希望多给他们供稿。对于这些旅游题材的评论性作文，语文老师原来的批语是“说服力不强”。后来文章发表，老师很高兴，并且对其他老师说，我早就说他的作文很有水平。　　

　　柳红：可能恰恰是这一次从废纸篓中的细心发现，影响了您儿子的一生。这对于我们的教育者真是一个提示。从您写的《游学北美》、《感受普林斯顿》和《排队的自由》等书中，可以看到您兴趣广泛，对于各种美妙事物充满了向往和好奇。　　

　　王则柯：科学发展到今天，再出现一个像达芬奇那样文理工艺医的全才恐怕已不大可能。但是就整个人类文明来说，文理艺、商管法、工农医各学科的渗透，东西方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在更高的层次富有成效地进行。所以，每一次游学海外，我都用欣赏的目光和投入的心态，观察和体味全新的世界。兴趣广泛的人如果去考察，收获会大些；如果做实验，还有可能捕捉到预想不到的“节外生枝”的现象。兴趣广泛常常是发现和发明的先导。爱因斯坦曾说：现代教学方法如果没有完全扼杀人类神圣的好奇心，就已经可称奇迹。　　

　　柳红：您关注杰出人士的人生轨迹和性情特征，从中有什么发现？　　

　　王则柯：我发现，他们与我们印象中的老夫子、老学究的形象不同，这些学者全都是极富个性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础深厚，兴趣广泛，对新发展富有远见。他们不是死守一块阵地，而是为开拓不惜改弦更张。一旦认准了目标，锲而不舍，务克全功，决不半途而废。我的体会是，理论固然重要，做学问的方法更值得体味。　　

　　大学　　

　　柳红：您撰文提倡名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并身体力行，乐在其中。　　

　　王则柯：是的。因为我现在能够为国家做一些事情，就是得益于大师级老师们的教益。我是1959年秋天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的。一年级时，闵嗣鹤教授主讲数学分析。他是我国继华罗庚之外在数论问题上的第二号人物，当年陈景润的论文写好以后，就是他审阅确认的。习题课老师是周巢尘，主讲解析几何的是姜伯驹，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讲高等代数的是丁石孙，他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师给一年级新生上课是当年大学的制度安排。现在一些人认为，高水平的教师应该专注于研究工作，次一等的、研究做不上去的，才去上课，特别是基础课。这种错误观点和做法，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危害很大。像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规定所有现职教授原则上都要同时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开一门课。目前，普林斯顿大学在职教授当中，有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新生一入学就能接触到的人物。本科生接受大师级学者授课，会使他们终生受益。　　

　　柳红：您真幸运，早年受教于这么多优秀教师。您怎么评价现在大学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王则柯：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本科生的素质最整齐。前几年有人说，在一所比较好的大学里，可以预期70%的本科生潜质比较好；到了硕士生，就是40%；至于博士生，大概20%左右。比例或可商榷，现象大体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本科生的入学要求最严格，硕士生次之，博士生的入学要求最不整齐。我曾经在好几年的时间里给本科生和硕士生开实质上同样水准的“微观经济学”课，本科生的回应明显比研究生好，成绩也比较好。而研究生的基础和能力不允许我对他们讲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好在，这种情况在最近有所改善。　　

　　柳红：而现实中，对考试制度批评最多的是对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其实，它可能是一个相对公正的制度，能够网罗好学生的制度。而研究生入学制度中的漏洞就太大了。　　

　　王则柯： 曾经有“废了高考”的呼吁，我不敢苟同。因为在渴望大学教育的学生面前，理想学校的学位是稀缺资源。目前找不到比它更公平的选拔制度。研究生入学考试范围窄，招生计划中的未来的导师，对考试和录取的影响就比较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位市场很好的博士生导师，在面试的时候舍弃笔试成绩最好的几位考生，录取笔试时两门专业课和一门外语课不及格的考生。问题是制度上他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　　

　　柳红：您曾经对一次博士生入学考试中微观经济学课目的考试情况做过分析，结果发人深思。　　

　　王则柯：是的。在一份50分满分的考试中，考试的34人中有10人的分数低于10分。博士生教育是最高学位教育。如果一门学科连自己是否进了门都不能作出起码的判断，怎么会有勇气报考博士学位研究生呢？根源还得到现行博士研究生培养上去找。现在一些大学里，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不修任何认真的课程，招进来就是为了帮导师查资料、做计算、写文章、做课题。一些大学还有“课程班博士生教育项目”，入学实际上没有门槛。在一些热门博士点，博士生可以“批量生产”。许多官员、老板在日理万机之余，周末偶尔进进课堂，就把博士学位拿到了，我国博士生培养这种良莠混杂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　　

　　柳红：您这一生都与大学有关。游学海外时，对于大学也有许多观察，特别是您有浓厚的普林斯顿情结，可以想象大学在您心里该是一块“圣洁”之地。　　

　　王则柯：可是遗憾得很，如今的大学为创收疲于奔命，奉大款惟恐不恭。学位制度抵挡不住“课程班”的融通。奔驰、宝马进校园成了传媒讴歌的景象。世界上没有别的校园，会像中国的校园那样，任由官员的奥迪和老板的奔驰进出，甚至大模大样地停在刚刚艰难养护进来的草地上。在我看来，奔驰带来的是一股霸气，亵渎学术尊严，让大学斯文扫地。　　

　　经济学是一门学问　　

　　柳红：二十余年里，经济学家逐渐学会利用现代经济学，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做出贡献。如今，经济学成了显学。也出现了一些有悖科学精神和学者良心的经济学家，被人诟病。　　

　　王则柯：市场导向的改革呼唤现代经济学，而我们的高等学校又未能提供像样的现代经济学教育，这就引发了一种不协调：少许读懂一点现代经济学，甚至只是比别人早几天使用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就可以现炒现卖，成为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而不管这些术语概念用得是否正确。人们惊叹，中国之大，已经没有几张经济学的冷板凳。虽然大家学习现代经济学的热情很高，但是经济学在我国仍然经历着一个缺乏学术标准的年代。就具体的经济活动来说，叱咤风云的学者到处演说“人民币不出半年一定贬值”，“重量级”经济学家大胆鼓噪政府要为股市“不振”负责，都是可成经典的例子。　　

　　有人曾经调侃地说，现在只要你喜欢读报，口才又好，你就可以在某些大学里讲《经济学》。现实往往是不必讲究逻辑、不必对自己的学术轨迹负责的学术宣传员，地位比讲究逻辑讲究学理的学者高得多。经济学并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只要关心报纸，多记忆一些数据和事实，多使用一些专门的术语，就谁都可以对经济问题发表高见。经济学是一门学问。　　

　　柳红：您一直教授微观经济学，曾规定做习题的学生才能够参加考试，为什么这样规定？　　

　　王则柯：不做习题，训练不出合格的经济学学生。这种训练，就其方法论哲理来说，就是假设推理的逻辑训练。这正是现代经济科学“理科”特性的一个反映。就是要通过做习题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条件，还可以设计一些实验，做一些简单的研究课题。　　

　　在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学，经济学学生拿的可能是“科学”学位。这和我们迄今把经济学划入“文科”大相径庭。读完一本喜欢的著作，是否能够把要领学到手，不是一个凭感觉就可以说话的事情。我自己有不少这样的实例。曾经有一位非常聪明、不做习题的明星研究生一再说怎样喜欢我听我的课，说收获如何大，坚持要我让他试试。最后我想也好，让他切身体会一下不做习题的学习是怎么回事，就让他试试。他拿到考卷，很兴奋地看了一会儿了，就没了动静。后来他说，看了卷子，才知道规定不做习题的不能参加考试有道理。我感谢他坦率的反馈。连学会了没有也不能判断，怎么算是学会。　　

　　柳红：我体会您对于经济学是一门学问这样一个事实如此强调，还隐含了针对当前社会偏好炒作、轻视基础的毛病而言。　　

　　王则柯：看到一项新的发展，一些人动辄说“推翻”一个体系，或者说树立一个“里程碑”之类。比如，说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推翻了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其实，学术都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学问要讲究基础。如果微观经济学不甚了了，却要奢谈信息经济学，甚至什么“中观经济学”、“综观经济学”；均衡搞不清楚，却赶时髦论述非均衡、反均衡，很难有什么好的结果。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学问做到一定程度，这种价值观念就要出来，参与左右大局。对于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似乎人人都会，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真会还是假会，差距就在这里。　　

　　文风　　

　　柳红：您曾经批评人文社会科学的泛哲学化倾向，质疑它背离科学精神。　　

　　王则柯：“终极关怀”、“人文精神”、“话语权力”等等“后现代”词汇，是最时髦的陈述。这样子强调“给经济学引入人文关怀”，究竟是科学精神的要求，还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学终于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可以为人类文明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本来是非常可贵的学术演进。如果“白马非马”那样的哲学思辨广泛进入经济学讨论，对于经济学问题的思考，对于民生和国运，未必能有多大意义。比如，有一本由国家资助的、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的成果《信息经济学》，其目录充满了诸如：陈述、命题与判断、本体论和认识论、理由与法则、务实与务虚、工具论、工具的技术性与物质性、时间和空间、符号与意义、语法与语用、灵魂、人性等等词汇。我也算对于信息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但是不明白这些标题和科学意义上的信息经济学有什么实在的关系。　　

　　当然，学科都是联系的，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哲学必将出现。我是说哲学的色彩或者哲学的味道，而不是哲学的考证和哲学的陈述。文字里那么多哲学和哲学家，轻易就要“深入”到“阐释学”、“存在哲学”的“理念”层次，我禁不住要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柳红：时下有些作品虽然采用老百姓的习惯语汇，所用的字、词，所论之事均为大众熟悉，可读者还是较难懂得作者的本意。　　

　　王则柯：现在杂志和一些作者的文章越来越读不懂了，而这些文章讨论的却是诸如效率和公平这样的理应许多人关心的事情。我觉得是否可以提出民用词汇的学术赋义要注意社会兼容性的问题，尽可能不要在读者和社会上造成太大的语义分歧。在可能的时候用老百姓听得懂的、不容易产生歧义的语言讲话，是学者的可贵的品质。　　

　　像科学家，如果能把自己的高深的科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那么他对自己的理论的掌握，就算是炉火纯青了。相反，如果离开那些艰涩的术语符号和繁难的运算公式就什么也讲不出来，可能正说明他自己还处于似懂非懂之中。　　

　　柳红：最后，请您简单概括一下自己对于学问的看法。　　

　　王则柯：学问讲究心得之喜悦和发现之乐趣，我平生满足于此。我认为，简明精炼是一切学问追求的佳境。　　

　　柳红：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分享如此宝贵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