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奥斯勒《生活之道》，几乎同时，北大出版社重印了加纳罗《艺术，让人成为人》。奥斯勒通过他的作品，传递作为志业的医生的“生活之道”，就是2400年前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教导的，医师必须以爱心对待每一位病人。一次给学生的演讲中，奥斯勒说道：“……如果你们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利益，把一份崇高神圣的使命糟蹋成一门卑劣的生意，把你们的同胞当成众多交易的工具，一心只想着致富，你们定可以如愿以偿;但如此一来，你们也就卖掉了一份高贵的遗产，毁掉了医师为人类之友这个始终维持得很好的名衔，也就扭曲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与受人尊敬的行业。”在“行医的金科玉律”中，他大声疾呼，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使命而非行业，所以要求“用心如同用脑”。加纳罗的作品，原名为The Art Of Being Man，直译为“人之为人的艺术”，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为人之道”。在《经济学与人类行为》这篇传世文献中，弗兰克·奈特写下这样一句名言：“群体的最终基础是道义与情感，而不是知识。” 加纳罗向我们不断提醒的，就是译者总结的那句动人的话语，寻求为人之道的全部努力，正是为了“告慰良知的乡愁”。
奥斯勒和加纳罗，在不同时代，针对不同主题，说的是一件事儿，即中国古人常爱说的一个词儿：安身立命，现代人挂在嘴边的问题“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中国儒家有句名言，“衣食足则知荣辱”，即现代人意义上的——生存问题解决了，人们自然会做精神上的追求。由此，我们大致可做一个归纳：生命本来的意义，吃饱穿暖、衣食无忧之外，还有一层更加根本的，即精神需求。当然，按马斯洛需求理论，还有个中间层次：荣誉感与自我实现。
这本来似乎都是常识。可一些人不厌其烦，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见，兹事体大，兹事知易行难。
2006年，徐迅博士发表《陈寅恪与柳如是》时，围绕陈的工作意义，笔者与徐博士有过一次对话。结论大意是：陈穷其一生，试图为传统的安身立命之本被彻底毁弃的现代中国人，寻找新的安身立命平台。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做广义理解：它不仅是针对思想学术的，更是对中国人未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期许——抑或陈寅恪原本认为中国几千年文明生生不息、遗世独立的源泉，正是他所谓独立精神、思想自由传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儒家作品被介绍到大陆，读书人才知道海外有那么多士子做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工作，从牟宗三到杜维明。陆陆续续，国内的学术思想家，也开始了新儒家脉络上的持续探索。据说李泽厚先生是集大成者。他的几位高徒，赵汀阳、刘东、赵世林等，还有私淑弟子陈明，沿着不同方向，继续乃师未竟的工作，走得最远的，是陈明终于在本世纪初发明了“儒家自由主义”学说，刘军宁、秋风等学人，一度与之合唱，声音颇响亮。此条线路之外，蒋庆、甘阳、刘小枫等，或显或隐，或明或暗，从事的工作中相当部分仍然是如何拯救儒家某方面理论于“水火”之中，再与当今国人的生命状态，做无缝链接。蒋的《公羊学引论》和《政治儒学》，甘的《通三统》，刘的一系列著述(特别是《儒教与民族国家》)，可看作他们各自努力的成果。但要强调的是，三人意出一源，结论或大相径庭。
由此可观，加入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工作的，包括了思想光谱中每一段落不同思想立场的很多知识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
回到此文开场，笔者只能说，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相当一部分知识人认识到，为庞大的中国人群体找一条安身立命的精神道路，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这条道路，说一千道一万，要将中国传统思想、精神资源囊括进来，且儒家理念、学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有强调其他资源的，比如有人看重道家和兵家，有人突出墨家、佛家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关心的，是“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中，基于生活常识，韦伯意义上的职业伦理——这正是奥斯勒著作中强调的——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人缺少宗教传统，近世以来亦缺少信念体系的建构，如何在现代生活基础上，奠定起生命中精神层面的基座?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方案是可欲的么?——加纳罗的理念与之不谋而合。
破碎的终究破碎了。“创造性转化”，虽然暗含“外来价值”需要本土化努力，如认不清眼下中国人的生命现状，最终怕是流于口号。或许汪丁丁的看法，甚或他的愿望，是值得琢磨的：价值观念的本土化表达，最后落到每个人的生命切实感受中，要用三代人的时间，五六十年。很多年前，笔者读过蔡尚思先生一大作，名字忘了，他开篇说，每个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着孔子的血。当时颇受触动。几十年下来，我已对此说极为怀疑。孔学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今存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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