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麽是"科学精神"的问题，我没有带论文，就即席讲两三个和"科学精神"有关的故事，形象地讲讲"科学精神"的某些内容。我想也许对大家有一点用处。
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物理学家吴大猷前几年说过一句话：中国创用"科技"这个概念是最大的不幸。它对基础科学、理论科学的发展很不利。我认为他的这个讲话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我是赞成的。只是觉得他说的"创用"两个字不这么符合事实。1956年，我们开始搞全国1956－1967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第二年制定规划的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国家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中南海办公，聂荣臻是主任，我是一个既管自然科学，又管社会科学的副秘书长。1958年，这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黄敬为主任的"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合并以后那个机构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研究以后就用了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个名称。"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名词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第一次连在一起使用。用得多了"科学"和"技术"两个名词就简化成一个名词"科技"开始用开了。后来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老是把科学、技术简称为"科技"。"科技"变成一个名词不是某一个人提出的，它是经过研究作出决定，然后使用开来的。因此说"创用"一词未必合适。
"科技"当然仅仅是语言上的"简称"，是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本身并没有什麽错，但是"科技"成了一个名词之后，时间长了，加上有些人喜欢用"科技"两个字，不那么喜欢用"科学"两字，在该用"科学"的时候也用"科技"，许多人的头脑中，就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概念，似乎"科技"。可以代替"科学"。比方有人把李约瑟写的那本《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明》硬翻译成《中国科技史》就是一例（至于把国外通用的"高技术产业"译成"高科技产业"这种译法的是非功过，我暂时不论）。在"科技"这个名词这样使用了有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有了问题。首先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这样的语言很少说了。世界有没有"科技精神"，"科技方法"，"科技态度"的说法？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听说过。恐怕这样的概念也难以成立。世界上只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但是有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只老讲"科技"，不那么讲"科学"，使得"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这些概念就不大讲了。近年来为了反对伪科学才把它们强调出来了。我们这个会议不是正在讨论科学精神吗？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个故事是我小时候的一个亲身经历。关于这个故事，前两年我写过一篇个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这样的老师现在多不多》。我不记得自己是在哪个学校上学（这是我在中学时发生的事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上过三个中学，由于我记不清那是我在哪个年级的事，也就说不清是在哪个学校）。有一天老师抱着一捆纸和尺来到教室，然后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一把尺。我看了那纸是很普通的信纸，上面什麽东西都没有。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发完以后，老师就讲话了。他说，"现在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和一把尺，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手上那张纸的面积准确地说究竟有多大。你们手上的纸，虽然看起来差不多一样大，可是认真量过之后，你们就可以知道它们有大有小。它们的面积是有差别的。你们量过和计算好之后，把纸的面积和本人的姓名写在纸上，然后和你座位旁边的同学交换，互相检查，也把检查结果也写在纸上。最后由我来评定谁量得准确"。接着老师随便问一位同学，"你打算怎么个量法？"那位同学回答说："这很简单，先量长和宽，然后把量得的长宽相乘，不就是这张纸的面积吗？"老师对他说"你没有量，怎么知道我发给你的那张纸是长方形，用计算长方形面积的公式来计算这张纸的面积？你那张纸也许是平行四边形，也许是不规则的四边形，如果不是长方形，你那样去算就不对了。我方才不是说要量得准确吗？你那样去量是不符合科学要求的"。当老师向那同学提出问题和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我都注意着听。我一面听一面想，假如老师问我，我会同那位同学一样的回答。因此老师对那位同学最后讲的那些话，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要运用某个几何学定理来计算几何图形的面积时，先要弄清楚你面对的是不是那个图形。可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一到实践中就忘记了。原因是平常不要求准确，现在提出了准确的要求，就不知道该如何了。其实很简单，只要先量一下你手中那张纸的四条边就可以了。不过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下面的事也不简单。
接着同学们就开始动手去做老师要大家做的作业。我正埋头量纸的时候，老师走到我的身旁，看了我一阵子，又讲话了。并且要全教室的同学暂时放下正在做的事听他说话。他拿起我的那把尺，并举起，指着尺的两头说：你们看，这尺的两头是有磨损的，不只一把，所有的尺都会有这个问题。你们看，用这把有磨损的尺子怎么能够量得准确？我从他的手中接过那把尺一看，它的两头果然有磨损，而且已经摩圆了，不是平的。老师接着说，量东西要准确，不能用磨损的头，要用尺的中间的某一条刻线对准纸的一头。再对准尺的另一头。仔细看看它对的是尺上的那个刻度。而且针对我把尺平放着去量的做法说，你这么量也不行，尺有厚度，如果你的眼睛的位置不同，那么看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你的尺要立起来量。立起来，眼睛稍微偏差一点不太要紧，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听他这么一讲，我才知道简单地用一把尺量长短，也有这许多讲究。
老师的话还没有完。他还问，如果纸的另一头并不正好对着尺的某一条刻度上，你怎么办？他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根据你的目测作出估量。他告诉我，你看纸的另一头所对的地方是在两条刻度的什麽地方，如果目测是正中间，那就记下0.5。如果在一半以下，就记下0.4、0.3、0.2。如果目测在一半以上，那就记下0.6，0.7，0.8，0.9。如果你不去做这种目测和估量，能够达到准确程度你不要，那就是放弃这个精确性。但是目测是不可靠的，他又讲了一个概念，就叫做在十进位记数法中不可靠的数字，只可以保留一位，因为十位数如果已经是不可靠的，个位数就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了。十位数都已经是不可靠的了，个位数还有什麽意义？当然没有意义了。把不准确的说成准确的，那就是冒充准确，虽然你主观不想冒充，但客观上是冒充，我们是不能那样做的。这位老师接着在黑板上给全班学生讲了最后一位是带有不可靠性数字的四则运算。讲了一个"不可靠的数字加减乘除无意义数字，得出的结果当然是无意义数字。可靠的数字和不可靠的数字加减乘除不可靠的数字，得出的结果也是不可靠的数字"的道理。那一堂课虽然只有几十分钟，但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上对我的教育却非常深刻，七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
可是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那个老师了，因为那个老师姓什么，我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是一位男老师，可是连他的模样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都不记得了，以后他怎么样也从来没有关心过，一点不知道。这个老师在我心目中可以和那一堂课划等号。因为这一堂课给我的教育实在太深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老师现在还多不多。我希望有而且会更多起来。
有关这个故事的事我想还写下去。还是记不清在哪一年，我招收经济学的博士生时，有七个人来报考。我出了一套题目：某单位大概有二十三个人，大概每人每个月平均吃十五个苹果，这个单位每月大概共吃多少苹果？七个报考经济学的博士生的人中没有一个回答得出来，23×15这样一个小学生都会觉得很浅的题目，只是加上了几个"大概"就把那七个考生难住了。其实这是极容易做的题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过有意义数字的四则运算，他们都交了白卷。我后来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有意义的数字和有意义的计算》，其中讲了一种计算方法――标记法，即把所有不可靠的数字和可靠数字作上记号（其实只要在两种数字中的一种上作标记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在一个数字上作了标记，同时也就是为另一个数字作了一个不加标记的标记。），按照我小时候那个老师教给我们的可靠、不可靠数字的加减乘除就可以把乘积中的所有数码，不论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实际都带有标记，再按照在十进位记数法中只允许留一位的原则，就可以把我们要的数字得出了。这是一种计算方法，当然还有其他计算方法，我在《工人日报》的文章中未作介绍。
还有一件事同上面讲的故事有关，现在在出版工作中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规定，那就是出版物中凡是用方块字表示的数量，都要改用阿拉伯数码来表示。因此在出版物中经常可以看到"5000多"，不到"650000"，大约"2000亿"这样的表述。作者原来文稿中写的五千多，不到六十五万，大约两千个亿被改成相应的阿拉伯数码。我很早就反对有关政府部门作出这样的规定。我也不能忍受这种改动陷我于不科学的境地。有许许多多作者、编辑和其他方面人士以各种理由反对这样的规定。而规定的制定者和发布者虽然说不出什麽理由，但是巍然不为许多责难所动。我的主要理由是它是一个明显违背科学的错误的规定。一个数字表现两个方面，一是表示数量的大小，还有一个方面是表现它的准确性。会计记帐，1763533500.00元，表示这笔钱一角一分不差，它就有这样一种准确性。所以我们只能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能说"不怕10000，只怕0.0001"，这一万是个大概数字，10000中的第四位的"0"必须是可靠的，最后一点是不可靠的，也可以马马虎虎。而在会计工作中连第五位也必须可靠。
我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奋斗的一件事，就是想反对掉我国七个单位制定的那个《规定》。首先我拒绝执行这个规定。我请人刻了一个图章，希望不要改动我文稿中对数字或数码的表述。图章中刻了这样的话"请亲爱的编者、校者，文中我用方块字的请保留方块字的，我用阿拉伯数码的就保留阿拉伯数码，谢谢了。"我还想，假如因此被罚款的话就从我的稿费里扣。不过这样的事还没有发生过。
我讲了这么多，你们看出七十多年前我的那个老师借用尺量纸这件事对我进行的关于科学精神的教育的影响在我身上有多么深。
再简单地讲一个故事，1958年夏天有一天，聂荣臻同志带张劲夫和我两个人到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卧室汇报科学工作范围内"大跃进"的情况。
聂总要我汇报全国各地农民大跃进的情况，因为在中央科学小组中由我分工管地区的工作。就在那天上午，我接到山东省委给党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里讲山东某县有个农民取得一项重大科学研究工作的成绩。这个农民"破除迷信"，经过一番研究，做到把正在生长的苹果摘下来，对苹果把做了处理，插在正在生长的南瓜里面去，多少天后南瓜长老大老大，苹果也长得老大老大。上午收到这个报告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聂总汇报，就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我就把这个文件上省委报告的内容未作分析和评论向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对这一点未加重视，似乎没有听见。当我们快汇报完毕时，毛泽东讲了一些关于炼钢和水压机的事。谈话快要结束，我们就要离开游泳池时，我突然感觉到我这样把山东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真是糟糕，怎么会那样按照省委报告去向毛泽东汇报呢，在农业中植物枝茎的嫁接成活的事是常有的，但是两个果实连接后还可以继续生长，这怎么可能啊？我本人在大学是学自然科学的，现在分管党的科学工作，又是参加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而汇报的对象又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最高的领导毛主席，我怎么能这么去汇报？我感到真是丢脸。我不能原谅自己。这件事我以后常讲，我认为自己一定要从中取得教训。当时我反思的是自己的工作态度不严肃，向毛泽东汇报这样一件大事没有认真作好准备。看了山东省委的报告自己来不及想，也来不及向聂总汇报就不应该向毛主席汇报，这又不是什麽紧急情况。后来联系我在"大跃进"时期自己的其他一些情况。我才觉悟到自己有一个在想问题时不是把科学精神放在最前面，而是让"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干扰自己的科学思维。针对这样个情况，后来我在科学处提出我们科学处不能只关心发展科学事业，还要关心保护和发扬科学精神。以后我们科学处一直坚决反对伪科学，是我们定下这条方针的一个结果。
（下面于光远同志还讲了一些问题，于老说稿子已经很长了，可以略去。）
2001年3月19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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