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

　　华夏文化的光环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从甲骨文算起，有3300年以上的文字记载。经过原始的卜巫文化之后，从春秋到清末2500年中，以儒学为主轴，经历了四次演变：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代的独尊儒术，唐代的儒佛并重，宋代和明代的理学。清末以前，华夏文化为列代帝王服务，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手工业，上层建筑主要是封建制度。

　　春秋战国时候，学者有189家（《汉书•艺文志》），学派有“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等家（《史记》）。诸说并起，百家争鸣，儒学是百家之一。

　　儒学的奠基人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他整理夏商周三代典籍，创立以“仁”为中心思想、以“礼”为行为准则的务实学说。“仁”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是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孔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培育人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礼仪之邦。

　　孟子发扬儒学，认为人心向善，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能辨别和选择道德行为。孔孟奔走四方，宣传仁义，以为民为邦本，反对黩武暴政。孟子重视生产，提倡“不违农时”（耕作）；“数罟不入「氵夸」池”（保渔）；“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家畜）；“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蚕丝）；“斧斤以时入山林”（护林）。

　　秦始皇以刑法暴政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二世而亡。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朝廷官学。学而优则仕，儒生是选任官吏的主要来源。

　　孔孟学说，实事求是，朴质无华。董仲舒把玄虚的“阴阳五行”引进儒学，提出“天人合一、阴阳贯通”的宇宙观，把人际关系归纳为“三纲”（君臣、父子、夫妻）和“五常”（仁义礼智信）。使儒学教条化和玄虚化。

　　先秦多国并立，百家争鸣；西汉统一稳定，儒术独尊。国家由分而合，治国的学说也由分而合，这是历史的正常进程。这时候，儒家吸收各家学说中的有用成分，丰富了儒学的内容。汉代是华夏文化的综合和上升时期。

　　华夏文化长期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使农业和手工业稳步发展。培育五谷，养蚕缫丝，采焙茶叶，制造瓷器，发明纸张。此类重大创造，造福人民，惠及邻邦。近代以前，跟西欧、西亚和南亚文化相比，东亚的华夏文化毫无逊色，或许还略胜一筹。

　　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来，经过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传播，到唐代已经深入民间。儒家在抵抗佛教失败之后，改为学习佛教，使佛教中国化而儒学宗教化。

　　儒学是入世哲学，不谈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中国最早的无神论。佛教重视来生（彼岸），重视死（涅般），重视鬼（阴间），人的生死由众神管理。华夏文化缺少彼岸玄想，佛教填补了这个真空。

　　皇亲国戚，此生享尽荣华，最怕死去受罪。劳动人民，此生受尽苦难，但求来生幸福。贫富同样需要宗教。华夏文化于是从“人”的一元文化变为“人鬼”二元文化。

　　中国民间的原始道教，原来缺少教主，没有经典，借用老子和《道德经》来充数，教义庞杂，长生不老之说向无灵验。群众见神就拜，不辨佛道。“儒佛道”相互影响，“孔释老”三圣供奉于同一个庙宇之中。《孝经》、《心经》、《道德经》，同堂念诵。“三教合一”是世界少见的文化兼容。

　　佛教不是只有一尊泥菩萨，还有印度的建筑术、天文学、数学、医学、语文学、因明学，以及使人耳目一样的音乐、舞蹈、文学。江河不择细流，盛唐的多元文化在东亚放光明，发展了从汉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东亚儒学文化圈，包括越南、朝鲜和日本。

　　华夏文化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以炎黄子孙为核心，经过不断地同化四周民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从宋代算起，辽金统治半个中国337年；蒙满统治整个中国457年。外族武力征服汉族，汉族文化同化外族。汉族和外族成为兄弟民族，合力推进华夏文化。

　　儒学到宋代和明代，演变成为“宋明理学”。受佛道渗透，理学挂着儒家招牌，而实际上儒教和佛教及至道教的混合物。理学的哲学范畴，例如“理、气、性、命、太极”；“理一分殊、体用一源”，“义理、气质、身心性命”等等，都有浓厚的佛道色彩。儒学失去了固有的朝气，变成理论空洞，行为消极，离开孔孟之道的务实精神越来越远，儒家的纲常名教被提高到神圣天理的玄虚高度，结果脱离群众，丧失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华夏文化于是盛极面衰，进入衰老时期。

　　清代的考据是理学的附庸。在大兴文字之狱的恐怖中，文人学士明哲保身，只好钻进考据的故纸堆里。日本学习中国一千年，到了清代，日本认为不再值得学习，华夏文化维护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告一段落，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开始了时代的转换。

　　华夏文化的阴影

　　华夏文化既有光环，又有阴影，阴影有时盖过了光环。高声歌颂光环面不敢正视阴影是自己欺骗自己。正视阴影是争取进步的起点。这里略谈数事，以见一斑。

　　对华夏文化的影响，老子仅次于孔子。老子的重大“贡献”是他的愚民哲学。他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智慧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韩非子也说：“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欲得民心则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使“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使“愚者畏罪而不敢言”；说得多么直率！愚民哲学使文明古国成为文盲古国。

　　钳制言论，一字成狱，这是历代帝王的专制手法。秦始皇焚书坑儒，历代厉行文字之狱，清代更加疯狂。文祸诗狱，愈演愈烈，血肉斑斑，不堪回顾！当国掀起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帝王正热衷于文字之狱（《文祸史》）。

　　佛教、道教和理学教条，软化了中国。这跟基督教使西欧进入黑暗时代有相似之处。西欧文化以希腊和罗马的创造精神为基础，后来从东方（巴勒斯坦）传入基督教，在抵抗失败之后，罗马精神和基督教混合成为基督教文化。看看罗马教廷承认“地球绕太阳旋转”是那么困难，就不难理解慈禧太后必然扼杀维新运动。

　　天不变，道亦不变，进化论违背天理。理学提倡玄想，跟科学的实证精神格格不入。于是，《黄帝内经》成为最高医学，“千年秘方”成为万应灵药。学习古代是学问，研究现代不是学问。“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意想用它来教化21世纪。

　　中国有民本思想，但是民本思想不等于民主制度。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戊戌变法失败。提倡法治。包龙图大行其道。既有特权，又有保密权，如何廉洁？卖官鬻爵，捐班做官，是千年惯例。秦始皇宫中泄密，查不出主犯，就杀尽可疑之人（《史记》）。

　　孟子重视生产，可是士夫们向来认为生产好不好只是农民的事情。孔子说：“均无贫”，“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怕穷，只怕大家穷得不一样。“均无贫”的教导不仅牢记在文人学士心中，而且扩散到广大群众。“安贫乐道”才是君子，经商致富君子不为。以农立国，小农生产，重农轻商，厘金盘剥，经济受封建的重重束缚，怎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呢？

　　清末革新派提出的改革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是封建为体、枪炮为用。体用分裂，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分裂，这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名为革新，实则保旧。

　　“格物致知”没有发展成为科学；“民本思想”没有发展成为民主。科学和民主是西欧脱离中世纪进入现代的关口。跟西欧相反，华夏文化吸收佛教的出世思想，从儒学的入世哲学变成理学的“准出世”哲学，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不幸进入了误区。

　　以上所谈，远非阴影全景，可是足够触目惊心了！阴影的危害，还因为它忽隐忽现，随时暴发，甚至以美好的名义行丑恶的勾当。为封建制度服务了2500年的华夏文化，要想转化成为现代文化，那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如果对华夏文化的阴影，在理论上不敢彻底批判，在制度上无法严格防止，那么，我们将背着阴影遗产进入第三个千年纪。只有清算过去，方能开创未来，华夏文化任重而道远。

　　1999-03-18，时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