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之死

　　（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接替庄长恭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十一时二十分，以脑溢血逝于台湾省议会议场，在任上两年时间未到。他的突然去世，对于刚刚失去大陆不久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是一次意外打击。一九四八年三月选出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未留大陆的只有二十人（萨本栋一九四九年一月即逝于美国，未计在内），赴台九人，傅斯年是其中之一，其余十一人包括胡适、赵元任在内皆旅居海外。谁也没有想到，五十五岁的著名历史学傅斯年，竟成为这二十二位“硕果仅存”中第一个去世的人。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傅斯年和尹仲容是台湾学术界和财经界的两个精神支柱。

　　关于傅斯年之死，多年以来，存在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即“小钢炮气死了傅大炮”。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以一般的材料即可证实此为“误传”。或许是人们出自对于逝者的敬仰和爱戴，有些人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以下即为一例：

　　当时省参议员里面有一个郭国基，比较敢讲几句话，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可在当年已经是了不得了。报上也就封他一个称号“小钢炮”。据笔者记忆所及，郭国基看到报载有一批仪器未运来台大，这批仪器是教育部的，但郭国基搞不清楚，硬说成是联合国的仪器，而有责备的口气。傅斯年对这个头脑不清却自以为是的人，一时气不过，血压直升，发生脑溢血，立时倒下，一命呜呼[1]。

　　此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距傅斯年去世已有三十多年。作者当年系台大学生，与其他同学一样，第二天才从报上得此“晴天霹雳”的消息，“这位深受同学爱戴的大家长就这样离开我们，校园里立时充满了一片愁云惨雾”。惟作者当时不在现场，凭“记忆所及”，一来并不可靠，二来这“记忆”实源于“不确传闻”。实际上，第二天的《中央日报》对傅斯年之死，包括从发病、抢救、至去世，党政要人、学界名流前来探视等全过程皆有长篇报道。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很可能是最受傅斯年赏识的政校新闻系毕业的张力耕。台北《公论报》采访部主任于衡对此有所忆及：

　　十二月二十日午夜一时十分，台北市大雨滂沱，陈诚、王世杰、朱家骅、程天放、陈雪屏、郑通和等十余人，跟随在灵车的后面，把傅先生的遗体，送到极乐殡仪馆，到了一时卅分，大家才把傅光生的夫人俞大綵劝回家去，然后，陈诚夫妇陆续离去，剩下来的是陈雪屏和几名新闻记者。我们在那里看着一些人布置灵堂，中央日报的张力耕躲在殡仪馆的一角流泪……[2]

　　傅斯年赏识张力耕，此语仍出自于衡：

　　傅先生有一次打电话约我到福州街二十号他的家中，他先问我在大学时代念的什么系，我说是法学系。……接着他又问，你看新闻学是一门学问？我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却摇摇头说：他想了很多天，新闻学不是一门学问，最多只能在中国文学系开一门或两门选修课，……他的理论是英国的大学和日本的国立大学，都没有新闻学系。我说在大陆中央政治学校、燕京大学、复旦大学，都设有新闻学系……。他的答复则是，国立北京大学就没有新闻学系。……斯年先生送我出门时再表示了一次他的意见说：“你不是学新闻的，不是新闻记者做的也蛮不错嘛”！不过我补充了一句，“你最欣赏的张力耕，就是政校新闻系毕业的”！[3]

　　应当说，傅斯年在台北南海路五十四号省议会倒下的那一幕，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最有发言权。当时傅斯年从台上走下来，正是陈雪屏第一个发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接着，傅斯年就倒了在他的身上：

　　二十日省参议会开会，一整天都是有关教育行政的询问，下午的会议中开始都由我答复，最后郭参议员国基提出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须由孟真先生答复，他答复完毕为六时十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是一位医生）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文包便做为枕头[4]。

　　此时是下午六时十分，省议会现场一片混乱。现场的记者，镁光灯一闪一闪地，围着昏迷不醒的傅斯年拍个不停，这时惹怒了一个人，就是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他大声喊道：“你们这群残忍的家伙，人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还在抢镜头，拍照、拍照……你们赶紧走开，让医生来接近他……”连震东即连战的父亲。

　　傅斯年被确诊为脑溢血，只能在议场内进行抢救。相继赶来探视的党政、学界人士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世杰、陈诚夫妇、何应钦、程天放、罗家伦、吴国桢、朱家骅、雷震、杭立武、浦薛凤、董作宾、李济、萨孟武、毛子水、方东美、英千里[5]等人。晚上九时三十分，一度有所好转，血压降低，体温三十八度，接近正常；罗家伦见状，劝慰王世杰、陈诚夫妇先行回寓，傅斯年夫人俞大綵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用手帕在不停揩泪。未料，又出现反复，血压陡增，体温升至四十度，延至十一时二十分终告不治。十五分钟之后，陈诚夫妇闻讯再度赶来，傅俞大綵“哇的一声，哭出了声音”。陈诚时为“行政院长”，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

　　第二天，台大宣布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第三天，移体大殓，送往火葬场火化。十二月三十一日，傅斯年治丧委员会、台湾大学假台大法学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蒋介石亲临主祭。各界前往致祭者达五千人[6]。　　

　　（二）　　

　　一代学人傅斯年，就这样走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台大数百名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先往极乐殡仪馆瞻仰校长遗容，之后来到省议会所在地，里面正在开会。学生们情绪十分激动，派出代表要参议员郭国基出来说明昨天质询的经过。郭未出面，一种说法是他从后门溜走，还有一种说法，在宪兵的保护下离开了议场。台大学生抗议活动一直延续下午三时，在省教育厅长陈雪屏的安抚下才散去。

　　学生抗议之适可而止，其中有一关键因素，就是一年多前台湾大学、师范学院曾经发生过学潮，均有学生被拘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司令部，此即台湾教育史上的“四二六事件”。其时傅斯年甫长台大，对学潮的态度十分明确，一方面是反对，另一方面要保护学生，要为台大创造一个安定的读书环境。事件次日，校方行政会议即决定由傅斯年本人向省主席陈诚接洽，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7]。

　　当年奉陈诚之命从南京赶往台湾处理师范学院方面学潮的刘真（后为师院校长、省教育厅长）证实，“四二六”学潮期间，陈诚与傅斯年频频接触，因为台大是国立的，时为省主席的陈诚不便处理，惟有尊重台大傅斯年等人的意见[8]。傅斯年在强调司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护学生，“一直为台大的美谈，也是他受学生（包括台籍学生）爱戴的原因”（钟博语），但他明确反对学潮的态度在校学生也是人尽皆知。因此，以尊重傅校长生前的愿望，在当时，劝退学生并非是一件难事。更何况，此次抗议的原因十分单纯。

　　学生之所以群情激愤，最主要的还是受某些报刊对傅斯年之死大肆渲染的影响，使他们在情感上一时无法接受。在某些不确切的传闻中，最能搅动人心的一个细节，就是傅校长是被参议员郭国基“气死”的。而“气死”这两个字，又被认为出于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之口，并已见诸报端，因而让人坚信“确有其事”。傅斯年去世当天，副议长李万居代表省议会（省议会议长是黄朝琴）发表公开谈话，其中说道“傅校长是位真正懂得办教育的学者，想不到今天竟会在参议会弃世，这种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9]。未料，“弃世”竟被听成了“气死”：

　　把“弃世”弄成“气死”，记者自然要负相当的责任，其实主要还要怪李副议长的不肯好好把国语学好。李副议长在抗战期中，虽然帮助过王芃生，办理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国家有莫大的贡献，可是他的蓝青官话，一直十分蓝青，回到台湾以后，时常演说，外省人认为他说的是台湾话，而台湾人却知道他讲的是国语，妙的是大家都能了解他说的是些什么，因而更使他积非成是，自以为国语说得满成功了[10]。

　　方言普通话，旧时称为“蓝青官话”，即指不纯粹。那么，省参议员郭国基在质询中到底有没有恶语相向？或者说，心存芥蒂，有意而为之？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傅斯年先生年谱》，还是《中央日报》的现场报道，以及目击者若干回忆文字中，均未有提及；不仅如此，陈雪屏当时对在省议会前抗议的台大学生就有所澄清：

　　孟真先生是否确为郭大炮滥施轰击所气死？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搀杂火药气味[11]。

　　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协助陈雪屏一同劝退学生，也明确讲道：

　　郭国基那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之处，言词也不过份[12]。

　　参议会质询，大庭广众之下，如若发生点什么，尽在人们眼皮底下；即使陈雪屏、李万居心存侥幸，欲为郭国基遮掩或开脱，大概也不可能。而事实上，十二月二十日省议会第五次会议，并没有出现学生所想象的那种过于激烈的场面。相反，傅斯年在答复时有点激动，很符合他的“大炮”性格。台大历史系教授韩复智所编《傅斯年先生年谱》中有记载：

　　五时四十分，他接着陈雪屏厅长上台，答复参议员的询问。当答复完教育部抢运来台存放台大器材处理，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后，他还高呼：“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持他们。”之后，他说完“我晚上八点不能来开会了”以后，回头看墙上时钟已经指向六时十分，于是，他慢步返回座位[13]。

　　郭国基在台湾是一位颇具影响的政治人物，并非像大陆某位作家所形容的是“流氓恶棍”。李敖一生臧否人物无数，入眼的人不多，惟对郭国基一直抱有好感。上世纪二十年代，郭国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留学期间，参加台籍学生组织发起的“新民会”，因其经常批评台湾时政，被“台湾议会之父”林献堂称之为“郭大炮”，他本人参政后亦以“郭大炮”自诩。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参选，以高票当选高雄市参议员，随即参加由市议员间接选举的省参议员，在只有一个名额的选举中脱颖而出，当选台湾省参议员，以敢言、勇于批评国民党各项施政，言词尖锐犀利而著称[14]。

　　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叫作“台北帝国大学”，名义上是文部省管辖的国立学校，经费却要仰丈于台湾总督府，实质上受台湾总督的监督。国民党到台之后，因袭这个传统，名义上是教育部管辖的国立大学，经费仍由台湾省政府拨发，和其他省立各学校一样，校长要到省议会去接受质询，台湾谚语说“食人饭，凭人问”，就是这个道理。

　　傅斯年做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接手台大校长后即辞去），参加过“旧政协”会议，以他多年的参政经验，质询他人或接受询问，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到台大后，一次举行有九十多人出席的校务会议，“法学院的教授们向这位曾经被选为参政员而又是有名的大炮手开起连珠炮来，自然他应付得裕如”[15]。以朱家骅的评价，傅斯年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闳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16]。郭国基虽也是一门“大炮”，在傅斯年的阵地前，火力未必够足？

　　傅斯年之死，确实是发生在省议会会议之中。从议会的性质和作用来看，参议员郭国基对傅校长的质询本无可厚非，即使态度有点生硬，也不能怪罪于他。傅斯年去世不久，郭国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个人对傅先生的敬意，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

　　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17]。

　　傅斯年是在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去世的，郭国基一九六九年参选增额“立法委员”选举的投票日，这一天，正好也是十二月二十日，他在第二选区与吴基福、梁许春菊等人同时当选。此时已患直肠癌，半年未到，复发不治，以李敖的话说是“死在立法院任上”，也应了他本人所说的“赐我光荣死在议坛”，较之傅斯年多活了十五年，终年七十。　　

　　（三）　　

　　客观地来讲，傅斯年之死，是由于情绪波动引起身体不适，又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下，突然发病而导致的。接受质询只是一个“事实”，或者说是“诱因”，但整个质询并未掺杂任何不良动机。傅斯年长期患有高血压病，而且相当严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47年6月下旬，傅斯年携夫人与公子仁轨赴美治病，至次年8月才返国。临行前，美国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然则，赴台之前，傅斯年对急转直下的大陆局势，心绪一落千丈，对国民党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对中共又无法接受，这种莫可奈何，以致于让常将“死”这个字眼挂在嘴边，甚至问历史学家姚从吾教授（时为河南大学校长）何时一起跳海？

　　以傅斯年的身体状况，之所以同意接长台大，固然可以说是他的“公而忘私”，但若不是朱家骅苦心相劝，未必慨然履新（之前代理北大校长）；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回国后一直坚持不就，在陈雪南先生敦劝下，才勉强接受。一九四九年二月，傅斯年对陶希圣说：“我不愿做这个校长，但在这危难中间，我也没法辞。”[18]去世前几天，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一语成谶，朱家骅悔之晚矣，说“有负良友”[19]。

　　傅斯年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可见当时的心情之糟糕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对他的健康来说，无助于很好地恢复，相反，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如果非要说傅斯年之死是因为郭国基而起，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将他给葬送。既然选择了风雨中同进退，令死而不屈，风骨俱在，最后能交出的只有自己的性命。当时的生存环境与空间实在困苦逼仄和险象环生，而以傅斯年刚直不阿的性格，再加上本来的健康问题[20]，稍有差池，出事是迟早的一天，除非，他能挺过来！

　　《傅斯年先生年谱》中多处提及赴台前后他对局势的无比绝望，此时“死”对于他来讲，早已置之度外：

　　陈槃云：……“此君乃不知吾心。余绝不托庇异国，亦不作共党顺民。将来万一不幸，首都为共党所乘，余已无可奈何，则亦不辞更适他省，又不得已则退居穷乡。最后穷乡亦不保，则蹈海而死已矣。”

　　冬，戡乱战事失利，首都危急，先生伤时忧国，加以故旧零落，精神大受刺激，遂有自杀殉国之念。

　　陶希圣云：“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里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陈槃云：“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念头。”

　　陈槃云：“……来台之议（指史语所他徙），自孟真师发之。或言台湾民情隔阂，二二八事件可为前鉴。师决然曰：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有之！”

　　先生为台大教授黄得时书一短幅，曰：“归骨于田横之岛”。具见先生志节之高，盖久有蹈海之意矣。

　　另有《陶希圣未刊年表》记载：

　　我到台湾大学晤傅校长孟真（斯年）先生。孟真说：“希圣！你以为我是来做校长，我死在这里。”不幸孟真此话竟成谶语[21]。

　　傅斯年到台湾，住在福州街二十号，与教育厅长陈雪屏的寓所近在咫尺，两人时时往来。陈雪屏说：“这时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颇可虑，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22]可见此时的身体已不堪重负，侄子傅乐成教授回忆去世前的真实情形：

　　他平时向不量血压，因怕得知病情后妨碍工作，他为工作把病撇在脑后。今年春上，血压突然增高，医生亲友无不劝他作长期的休养，但他不听。夏天他又患胆石症，稍见痊愈便又办起公来，最近因钱教务长赴法，使他更为忙碌[23]。

　　傅斯年是抽烟的人。台大校长每月薪水只有四百多新台币，并不够他的开支，“他把当时最坏的新乐园香烟的烟丝剥开，装在他的烟斗里。更使人伤感的是一九四九年冬天，主持《大陆杂志》的董作宾教授，约他写稿，答应提前给他稿费，他告诉他的夫人俞大綵说，等钱拿到了，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给他自己做条棉裤，而且要厚厚的扎裤脚的，但后来他还是因为棉花和料子太贵，没有做成……”[24]。

　　傅斯年逝世时，十五岁的儿子傅仁轨正在美国读中学，没有钱回台奔丧，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安慰的信，这是全文：

　　亲爱的母亲：

　　希望您看到这封信后，能使您鼓起勇气来，为了死去的父亲，继续勇敢的工作下去，我虽然想到，我已经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了，但我并不介意，只有想到您已是单身一人，失去了丈夫的依靠，才使我深深的感到难过。父亲是祖国所需要的重要人物，但我时常对自己说：人死是不可避免的，终有到来的时侯，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死而悲伤呢？那些已经故去了的生前有丰功伟业的人，都受到后人的赞颂，我确信父亲也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一定也能受到后人的赞扬，我并不迷信，但是永远没有人能够使我相信人死就是“过去”，人死身体虽然毁灭，骨头虽要变成灰烬，但是他们的灵魂，那里去呢？我确切的感觉父亲正在守护着我们。

　　这些日子功课太忙，没有时间早给你回信，当我在打字时，有一位摄影记者来到打字间，他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等冲洗好后，给您寄去。

　　请告诉我您的生活近况，现在您在教书吗？您的薪水能够维持吗？这都是我想知道的。

　　您的爱子仁轨上，十二月廿六日　　

　　俞大綵是前交通部长俞大维的妹妹，他们的母亲是曾国藩的长孙女，陈寅恪的母亲是他们的嫡亲姑母。俞大綵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前身）英语系，时为台大外文系教授。傅仁轨后来毕业于哈佛大学。据说，个性很像傅斯年，特别是自奉甚俭，待人诚实厚道。从他十五岁时写给母亲的信中，就能看出傅仁轨是一位特别懂事、内心充满仁爱的人。傅斯年有这样的儿子，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注释

　　[1] 钟博《傅斯年是怎样的一个校长》，台湾《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页39。

　　[2] 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台湾《传记文学》1973年第22卷第5期，页58。

　　[3] 同上，页58。

　　[4] 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件往事》，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第28卷第1期，页16。

　　[5] 英千里时为台大外文系主任，即英若诚的父亲。傅斯年夫人的顶头上司。

　　[6] 参见韩复智编《傅斯年先生年谱》，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1月，页303。

　　[7] 钟博《傅斯年是怎样的一个校长》，页37。

　　[8] 参见陈三井、沈怀玉《访刘真先生谈郭廷以所长》，收录于《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中研院近史所，1995年2月初版，页152—153。

　　[9] 邱国桢《近代台湾惨史档案》，台北前卫出版社，2007年6月初版，页211。

　　[10] 赵效沂、洪炎秋《关于李万居与傅斯年》，台湾《传记文学》1972第21卷第2期，页40。

　　[11] 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件往事》，页16。

　　[12] 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页59。

　　[13] 韩复智编《傅斯年先生年谱》，页302。

　　[14] 参见邱国桢《近代台湾惨史档案》，页210。

　　[15] 那廉君《傅斯年的故事》，原载台湾《中外杂志》1977年第21卷第6期，收录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东方出版中心，页131。

　　[16] 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研院史料丛刊（3），中研院代史所1977年5月初版，页742。

　　[17] 参见邱国桢《近代台湾惨史档案》，页210。

　　[18] 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原载1950年12月23日《中央日报》。

　　[19] 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页744。

　　[20] 早在1941年重庆时，傅斯年一度生命危殆，此后病魔一直缠挠着他。他平时只以不吃盐和肉来作抵挡，每天吃一点不放盐的青菜及米饭，有时还吃一点凤梨和柿子。

　　[21] 《陶希圣先生年表》系其家人所编，至今尚未公开。由陶希圣三公子陶恒生先生复印于我。

　　[22] 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件往事》，页16。

　　[23] 参见韩复智编《傅斯年先生年谱》，页302。

　　[24] 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页61。　　

　　刊于2011年10月《悦读M00K》第二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