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先生走了，在那个深夜，一直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出现，不论他的家人或朋友，都无法接受这一无情的事实。
一连几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海内外电话不断，这样的场面令人动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高华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著作并不太多，但影响之大却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或者还可以这样说，高华的著作，包括对历史的深刻体悟，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中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而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对于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57岁的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在最能达到“融会贯通”这一学术境界之时，却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体力和精力，以至于不得不放弃许多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和撰述。作为朋友，我当然知道，他真的是心有不甘！高华生前对自己的病情变化一直有所了解，每次相见总要详细述说。在闯过一次次险境之后，他显得更加坚强和乐观，可是朋友们的担心依然存在，因为他的体力越来越弱，气色更加不好，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我认识高华，是在八九年前。那时我正在做雷震传，有许多问题要向他请教。有一天晚上，在南京大学附近的半坡咖啡厅，我第一次与高华见面，立刻就被他温和谦逊的风度所打动，对于我的问题，他是有问必答，他还提醒我，在了解威权体制形成过程中，不要忽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那个历史背景。之后，我做什么题目，都会事先与高华商量，他往往会给出一个最直接的判断和建议。我做民国从政学人研究时，拟从个案入手，想做一下陶希圣，去征求高华的意见，他一听就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透过民国从政学人个案，可以深入了解权力与知识之间的两难，他的这一看法给我带来很大的启发。
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们就成了那种无话不谈的朋友。应当说，在更多的场合下，高华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这可能与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他父亲是右派，从小受到的歧视可想而知，但我们之间，他对我从不设防，有些话，不会对别人说，却会对我说。高华是在近五年前查出患有肝癌的，当时所有的朋友都感到震惊。记得我在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时，他已在前往上海复诊途中。高华得病的消息传出后，海内外朋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关怀。在某个春节前夕，我去看他，交谈中，他给我列出一长串朋友的名字，我知道，他之所以说起这件事，实际上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由衷感谢。
我一直觉得高华是一个对现实抱有情怀的人，他关注的社会问题十分广泛，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这方面的话题。有一次，他突然发来一个短信，询问谢泳的近况，因为他听到了一些什么。我立刻告诉他说，那只是一件旧事，现在已经过去，他这才放心。尽管如此，高华又不是那种人们常说起的“公知”，除了“张鸣事件”外，那是他少有的一次公开表态，高华在本质上是一位“循循儒者”，更主要是透过学术的方式表达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认知，他似乎有着天生的超人记忆力，对于诸多历史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如数家珍。他第一次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访学，安排他演讲两个小时，他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令在场的同行无不感佩。
不过，高华在某些时候的实际处境并不是太好，简单说来，就是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就我所知，研究项目也好，科研经费也罢，统统与他无缘。只是对于这些，高华本人早已淡然，从某种角度来讲，或许这也是他自己的一种选择，他从内心对于那些世俗功利、蝇营狗苟之流深恶痛绝，不屑为伍，因而一生清贫不可避免。因此，高华的学术地位，在当下中国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有人认为，他在海外的影响往往胜于内地。
我最后一次见到高华，是十几天前的一个下午。这次高华的气色已大不如前，我内心也是暗自吃惊。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会成为我们的最后一面，高华还提醒我，某本书一直没有带给他看，下次来一定别忘了。我说第二天要到杭州参加一个会，他问有哪些朋友参加，并要我向这些朋友问好，尤其是国涌老弟。我说一定转达到，让他放心！未料十几天后，再见到高华时，已是在家中的灵堂，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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