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教授走了，尽管有这个心理准备，但这一刻真正来到时，却又不能接受。
而且，我还相信，12月26日那天晚上，高华本人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一次吐血之后，他只对家人说，“觉得难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人渐昏迷，再也没有醒来，没有为亲人和朋友们留下任何一句话。
就在十几天前，我还去医院看过他，当时他对我说，有信心活下去！可从他的气色看，感到情况并不是太好，已需要靠输血来维持。同来的何满见此情形，一下子未能忍住，夺门而出，跑到病房走廊上泪水直流，高华夫人连声安慰。不过，这一幕，高华并没有看到，当时有北京的客人来看他，高华正在与她谈话。我拿出相机，想替他拍照，他不肯，甚至冲着我喊了一声，今天样子很难看，不要拍！
高华是可以对我发火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外人。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尽管，骨子里，高华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但有些话，他不对别人说，但会对我说。就在那天，他告诉我，龙应台女士想让他前往台湾去做一次彻底检查，费用由台湾的朋友共同来想办法，可此番好意，已不可能实现了，实在没有气力行走，只能从心里去感谢龙应台！
高华从得病到去世，坚持了近五年时间。一度传出，并非绝症，但我仍不放心，对他说：千万不能大意，还是要当有病去治。现在看来，香港医生的诊断还是准确的。发病初期，南京大学年轻教授李永刚把高华的所有病历带到香港，若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请香港中文大学萧今教授找过专家作过一次全面诊断，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五年！我想永刚不会把这话告诉高华，我也从来没有对他提起过，即便在他的面前可以口无遮拦，但这样话，又怎忍心说出？！
我认识高华是因为李永刚，那时正在做雷震传，永刚说，你必须与高老师谈谈。于是，有天晚上，在南大附近的半坡咖啡厅，我第一次见到了高华，他提醒我，不要忽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那个历史背景，这对于了解威权体制之形成会有很大的帮助。之后，我做什么题目，都会事先与高华商量，他往往会给我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有一次，甚至对我说，民国史固然有意思，但中共党史则更加惊心动魄！我懂他这话的意思。那年进京做李昌先生传记时，他十分支持，并关照我要注意哪些细节。某天下午，我随李昌夫妇还有陈远正准备出发去访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女士，这时高华打电话给我，得知此事后，托我一定要带信给李昭女士：一想起耀邦，心就痛！
高华长年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应当说，在这一领域独树一帜，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寻常的认知，更持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在表述上清晰明朗，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可见思考的深度，因此，卓然成家，无怪其然。他曾经对我说过，研究历史的人要有大历史感才行，从宏观到微观，都得具备从容驾驭的本领。话虽然是对我说的，实际上，也是针对许多史学著作而谈起。高华那部成名作，几乎耗去他十年的时间，不知查阅多少文献和史料，家中的书籍堆得到处都是，而早年居住条件又不好，为了不致影响夫人和孩子休息，晚上就在厨房间的小方桌上继续自己的写作，一支二十几瓦的灯泡从头顶上吊下来，好多年都是这样，这个细节是他的公子后来告诉我的，我问过他，他一笑而过。
高华未生病之前，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抽烟较多，生病之后，才不得不戒。记得张鸣先生写过一篇高华的文章，就是说他抽烟的事，张鸣的神来之笔，活脱脱地勾勒出生活中一个真实而有趣的高华，尽管高华对我说过，一直不愿意朋友们写他。高华戒烟，实在是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了，其实，他还是想抽烟的，就在生病第一次手术之前，还是未能忍住，硬是猛吸了几口烟才进的手术室。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他抽过烟。我不知道抽烟是否与他的病有关，但他最终能把烟戒掉，是让家人和朋友们都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
最后的五年，高华进出医院不计其数，每次去医院看他，都会看到有许多新书放病床旁边的小桌上。如果说，高华一生最终可以离开烟，却不能没有书，他对书的珍爱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我借过他的一本书，则不断提醒要还给他，我说你都像沙叶新了，什么都可以借，就是书不能借。十几天前，我去看他那天，他刚看完《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年代》，说写得不错，视野很开阔。突然又说，某本书你一直没有带给我看，下次来一定别忘了。其实，我是有意不带给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实在不想再耗去他早已不多的体力。
那天下午，他被输了好多血，我还帮他用棉签按住那个针眼，这时他的凝血机能已很差了，他特意关照我按住的时间要长一点，并说：别人的血进入身体内实在不好受，全身感到发痒。他说这话时，我差不多也要流泪了，就这样，我与何满从下午三点多一直坐到天黑才离去，万未料到，此次见面，竟成永诀！不得不感叹人命的短浅，倏已淹忽，再也见不到了。
刊于2011年12月29日《新京报》第C02版。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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