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其人其事

　　 在我的自由阅读中，对殷海光这个人一直有所关注。　　 

　　 殷海光称自己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这从他在公共领域里的某些主张来看，确实受到过一些朋友的赞许或误解，甚至是批评。因而，他又说：“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殷海光的学生、旅美学者林敏生先生认为：殷海光在到台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坚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出的人格素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而让世人瞩目。在“雷震案”爆发不久，为减轻其发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谓“罪嫌”，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这篇由殷海光执笔的“声明”，曾让聂华苓女士对他的个人处境忧心如焚。“声明”这样说：“……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词。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一个读书人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其应有的铁肩道义以及铮铮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时人慨然系之。殷海光晚年坚持民主与自由的一些峻急言论，“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内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同时也体现了他在追求这些理想时所秉持的在公共领域中的情怀与人格。　　 

　　 在年轻时，殷海光就有一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襟怀意绪，这种效晋人宗悫之志、且具造阔的大意象，是他毕生对于政治理想追求的一种真实写照。1969年初秋，傅斯年先生的侄子、著名史学家傅乐成在殷海光逝世后，撰文回忆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同学，说殷海光当时最爱朗诵李白的那首《行路难》，“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寒夜，在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宿舍里，海光兄倚案独酌，曾用他洪亮的湖北腔，长吟着这首诗。当时我已就寝，朦胧之际，正听到前面的四句，声调苍凉悲壮，顿时使我睡意全消，郁悒不能自己”。傅乐成被这种苍凉的“长吟声”所震憾，以致终生难忘，正是因为殷海光感时伤世的一种真实情怀深深打动了他。殷海光当时是西南联大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是金岳霖先生的高足。他经常穿着一件黄卡几中山装，喜欢在深夜里来到同学的宿舍里聊天，冬天则在外面加上一件黑棉布大衣。殷海光说话声音洪亮，远远超过了聊天的程度，“而像是在演讲”，其自信与斩钉截铁简直不像发自他那瘦小的身躯，每每让人感到有一种困学信道的勇气。有一次，殷海光在评价李白与杜甫时，认为“李白是天才，杜甫是白痴”，让同学们大为愕然，于是有人认为“扬之则使升天，抑之则使入地”正是当年殷海光的性格特征。不过，由于殷海光为人真诚，出言率直，往往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每当他高谈阔论，整个寝室都静下来，他口讲指划，滔滔不绝，有时候夹杂着几声怪笑，别人绝少有插嘴的机会”。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春天，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美丽的H小姐，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H小姐也在场。但见殷海光兴致勃发，大谈时局，口若悬河，H小姐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H小姐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尽管这位美丽的H小姐后来还是没有嫁给他，但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史学家”。这件事虽然与殷海光没有多大关系，但他的广博学问与性格魅力一直为朋友们所津津乐道。　 

　　 殷海光本名福生，是湖北黄冈人。在中学时代就善于思考，有“鬼才”之称。高中二年级十七岁那年即翻译《逻辑基本》一书。“七七”事变后，于1938年入昆明西南联大就读。1949年到台湾，在台大哲学系任讲师，几年之后升任教授。这时，著名学者牟润孙也来到台大执教，经徐道邻之介绍与殷海光结为好友。牟润孙读过不少殷海光主张自由及反奴役、反专制的文章，“对他的议论和见解非常佩服”。在牟先生眼中，殷海光是一个诚朴天真的人。有一次，两人在台大文学院门前相遇，牟先生邀他到家中坐谈，那时殷海光还没有结婚，便问：“你请不请吃饭，如果不请，我就不去了。”牟先生大笑，说“当然请了”。殷海光这才去了他家。当时牟先生的院内种了不少美人蕉，殷海光见了就说：“太难看了，我家里有开红花的美人蕉，好看极了，我给你重新栽吧？”语毕，不由分说，动手就拔，一霎间拔得净光。聂华苓说过，殷海光就是一个爱花的人。过了两天，他果然带着自家的蕉秧来了，亲手栽上。完事后，拍拍手，也不洗，进门坐下就吃饭。那时大家都住日式的房子，进门要脱鞋，殷海光的皮鞋永远不系带子，说是“这样省事”。还有一次，牟先生全家人外出，殷海光来后不见人，就走到院子里坐等，还把院里的杂草拔了一番。牟先生回来时，邻家太太告诉他“学校派了个工人给你们拔草，直着眼睛向前走路，一脚踏在泥里……”牟先生闻后感慨万千：“这种率真坦白的泥土气息，农村味道，在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身上，我从没有发现过。海光不仅治学，就是为人，也是超绝世俗的”。话虽如此，两人在对待中国文化问题的态度上却有着分歧严重。1954年，牟润孙应香港新亚书院之邀离开了台大，殷海光个人表示极力反对，他十分郑重地对牟润孙说：“你为什么加入那个集团？”实际上表明了当时殷海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种不屑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牟润孙一直没有弄明白，常想“如果海光专心治他的数理逻辑之学，不要讲什么文化，岂不甚好。……与其抱入世之心，希图以言论改善现实，倒不如尽力去研究自己所长之学，在学问作出成绩以贡献于国家，比较起来，后者为更有意义些”。其实，殷海光一直自诩“五四后期人物”，不断地为“五四”的反传统而辨护，甚至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他又认为一个人应当以生命来坚持和落实自己的理想，他在给自己的学生一封信中这样说：“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此时殷海光正在积极介入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身为编委之一，他写下了大量批评时政的激越文字，不断与国民党威权政治发生激烈的言论冲突。这一期间，殷海光对于现实政治极为不满，对台湾的前途更是悲观。尤其在“雷震案”之后，他判若两人，在公开场合下，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同时，他对胡适先生也多有误会，就因为胡适在当时没有去探望狱中的雷震先生，便从此不再提“胡适”这个名字。胡适先生去世时，也未去吊唁。可见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维运兄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殷海光虽与老友们有意疏远，却益发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在台大每次演讲时，总是挤满了听众，学生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然而不久，在钱思亮任台大校长时，殷海光在种种压力之下被迫“离开”了台湾大学（后又改为只领薪水，不许授课），他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这样说：“十八年来，从中国大地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毕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殷海光对傅斯年却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时，殷海光于深夜独自在他的灵前痛哭不止，并作长文追悼之。陶希圣三公子陶恒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一件往事，当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时，台湾当局高层就有人暗示傅斯年让殷海光离开台大。傅斯年与陶希圣先生商议之后，决定不予理睬，继续留任殷海光。殷海光与陶希圣是湖北同乡，常去陶公馆聊天，可算忘年交。傅乐成后来说，倘若孟真先生能多活十年、二十年，殷海光“或许不会遭遇后来的横逆”。 　　1954年，傅乐成赴美国耶鲁求学期间，殷海光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殷海光曾到傅乐成的住处盘桓了两三天。傅白天陪他去参观耶鲁的图书馆、艺术馆及当地的博物馆，晚上二人促膝谈心，泛论上下古今。临别时，殷海光若有所思地对傅乐成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美国，一定到耶鲁来，并希望与傅乐成同在耶鲁一起读几年书。实际上，殷海光回到台湾后，一面在台大教书，一面为推动台湾的民主宪政而竭尽全力，对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批判态度未曾有过丝毫改变，但台湾当局再也不允许他出岛了。以傅乐成的话来说，殷海光以其“辛辣动人的文笔加上长江大河般的辞锋，使他的声誉鹊起，成为一般青年学子的偶像”。与此同时，殷海光对时下批评他的文字一概不加理会，也让傅乐成大惑不解，他认为“讨论学术，辨别是非，有理则据理以争，有错则坦白承认，又有什么关系”？为此，傅乐成曾多次与他交换过意见，发现《自由中国》时代的殷海光无论在思想或态度上“确实变了”。在西南联大求学阶段，殷海光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右翼青年”，与“一二九”中的那些激进的“左翼青年”在政治上大相径庭，如台湾的徐高阮，如大陆的李慎之。后来居正之子居浩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撰文评价殷海光与徐高阮，认为这两个人在“个性遭遇方面十分相同，所走道路却正相反”，他本人虽然“十二万分同情殷海光的遭遇，却丝毫不同情他的标榜民主”。殷海光在学生时代虽然就加入了国民党，但晚年在当教授时，则不遗余力地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这种“逆转”在台湾引起了许多学人的不满，甚至对殷海光的人格也有所攻讦。而在大陆，后来的情形又恰恰相反。李慎之晚年在给舒芜的一封信中提及殷海光这个人，说那时他们这些“左派”自视甚高，“昆明西面联大有一个叫殷福生的人，年龄大概与我们差不多，专与学生运动作对。十来年后，他在海外华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根本不入我们眼中的，因为无非是一个‘反动学生’而已”。事实也正是这样，在“一二九”运动中仍是左翼青年领袖之一的徐高阮却也变了，变得正好与殷海光“背道而驰”，徐从所谓“左”转向了“右”，殷则从所谓“右”转向了“左”——如此表述，固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并非准确，或许更过于简单，但这似乎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徐高阮在“一二九”之后与中共分手，固然有着他本人在当时对中共北方局最高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在天津的某些指示有所不满，但他也未必意识到国民党的专制同样也是对个人价值的否定以及对民主、自由的一种最大摧残。殷海光虽然是一位学者，虽然在一生用心最多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无更多的原创贡献，但他确实是一位不畏逆横而反专制的坚定人物之一，用他的学生李敖的话讲，他最终的成就“恰恰是在人格上的”。殷海光曾经这样说过：“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这是对民主与自由一种最具理性的认识，可在当时，殷海光刚毅而清醒的声音，非但未能对当局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反而惹来了当政者的厌恨。在这一点上，殷海光的“转变”与雷震的个人政治经历却颇为相似，雷震从国民党高官，成为蒋介石的阶介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于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不加认同。殷海光与雷震等人透过当时的公共论坛《自由中国》半月刊将民主政治理念阐释得准确到位，这对于日后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真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蒋介石曾在国民党党部召开的中常委会上说：“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 殷海光之所以“不辞冒险犯难”，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就是因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他的这些主张“具有持久的、人间现实的真理性、福利性、与公共性”，台湾社会及人民的福祉就在于将来能否实现宪政的民主，而这一切则端赖今天所从事民主的基础建设工作。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无不悲伤地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殷海光的晚年是孤独的，一头忧郁的白发，几多黯淡的心情。他甚至不愿与过去的老友有更多的接触和来往，这时能够到松江路殷宅访他的客人多半是他的学生。聂华苓回忆道：有时，老朋友来了，也不一定邀客入室，“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有时也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这种忧郁的心境，主要是因为殷海光对当时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再加上诸多老友对他的不理解，以及自身耿直的个性所致。有一次，傅乐成委婉地对他说起两人当年在西南联大曾经说过的“旋转乾坤”之类的豪语，殷海光半晌无语，最后闭目摇头说：“如今已是智竭力穷了。”而在目睹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那场沸反盈天的“中西文化论战”之后，殷海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则有所转变。殷海光临死前，东海大学的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后来甚至在信中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牟润孙认为这是殷海光“服从真理的态度”。他的学生陈鼓应曾编过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这样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有人认为，殷海光在文化取向上的这一转变，主要是想“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谋求在两者之间做一些会通的工作”，这正如林毓生在给殷海光的一封信中所说：“如果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弃了传统，他们即使高唱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根基的。”也就是说，他想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新以及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为自由、法治与民主的落实提供文化根基与精神土壤”。殷海光自己也说：“中国的人生态度和基本价值取向，既不进又不退。中国人好称古道，效法祖宗，现在看起来是很令人感到可笑的事。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精神是进步主义。以至于中国被迫放弃原有的价值取向，弄得大家积非成是……”殷海光一生著述甚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翻译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以及德贝吾的《西方之末来》，著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两册，《政治与社会》上下两册，《殷海光全集》十八册等。1967年，哈佛大学邀其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未获台湾当局的许可。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患胃癌而去世，只活到了五十岁。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其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专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国》社同仁罗鸿诏、殷海光而建。殷海光的墓碑由雷震亲笔题写。移葬之时，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特意从美国致函雷震先生，嘱咐其墓碑一定要镌刻上"自由思想者”这几个字。雷震受此启发，遂将这块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哲人已逝，世事沧桑，二十多年后，殷海光身后的那个世界毕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大概是他生前未能预感到的。　　 

　　 （原载《老照片》第三十七辑，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