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案”于2002年9月4日在台湾获得平反。这时距雷震先生遭至政治构陷而入冤狱正好四十二年，距他去世也有二十三年了。台湾媒体包括海外的一些报刊对此事极为关注，曾引用于右任先生的著名诗句“不容青史尽成灰”来形容“雷震案”的平反。也就是在这一天，台湾“国史馆”出版了两册《雷震案史料汇编》，其中一册是雷震在狱中十年的手记，可见当时雷震在与台湾威权政治统治者抗争时一种复杂的心历路程。之所以说它复杂，因为雷震不仅与蒋介石有过良好的公私关系，而且一个二十岁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了国民党、有着三十七年党龄的人，又是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之一，在自己的晚年毅然决然地为了民主自由理念，不惜与自己的那个党决裂，通过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与专制进行殊死的抗争，赢得了当时台湾社会和民众的敬意。因此，胡适先生说台湾的人应该给雷先生造一座铜像。
1949年对于国民党来说，是一个风雨飘摇、存亡绝续的年代。这一段历史大陆的读者不会过于陌生，但对于国民党那边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本书第十六章“政治上的抉择”谈到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混乱情景。这一年胡适先生已去了美国，雷震则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不久被任命为“国策顾问”。《自由中国》是在这一年十一月创办的，发起人是胡适、王世杰、杭立武、雷震这几个人。但不久，国民党内部出现分歧，他们在审视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派以蒋经国、陈诚等人为主，认为就是民主太多、自由太滥所造成的，而远在美国的胡适以及在台的雷震等人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自1928年以来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才导致了这一结局。胡适、雷震等人是少数派，他们意见不可能得到当局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雷震以及刚刚创办不久的《自由中国》将其视野从国际开始向台湾社会内部，发现了许多问题，开始批评国民党的一些做法，从1951年始直至1960年因雷震被捕、《自由中国》被迫停刊，一直没有停止过。蒋介石对雷震大为不满，认为你雷震是在做我的官，怎么可以像青年党、民社党左舜生、张君劢、徐傅霖那些人与我较劲。从此，两人关系渐行渐远，直到雷震被注销党籍。
《自由中国》在开始时确实得到过台湾当局的一些津贴，如台湾的“教育部”、省政府等。可后来因为当局与雷震、胡适等人有了矛盾，尤其是在理念上发生了冲突，这些部门不敢再补贴《自由中国》了，军队中原有的订数也没有了。未出二年，《自由中国》变成了一份地道的民营政论刊物，完全靠雷震一个人托朋友四处筹措资金以维持杂志的生存，后来杂志有了广泛影响，卖得也不错，情况才好转一点。可这时在印刷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反反复复地，不知换了多少家印刷厂，后来胡适回到台湾居住，从中说了不少好话，帮过不少忙，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自由中国》有多么仇视，可这些雷震一个人都扛了下来。所以，我们说《自由中国》之所以能在那样形势严峻的状态下生存十年之久，雷震功莫大焉。当然，胡适先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是《自由中国》最初几年的发行人，也是编委之一。胡适对雷震的影响最大，雷震这一生对胡适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牢里还不断地给他写信。在雷震六十五岁生日时，胡适借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为狱中的雷震祝寿。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理念，同时也惺惺相惜，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一种互动,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称雷震是胡适在推行民主自由理念时最好的一个传人。
对于台湾民主宪政来说，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十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在台湾，像柏杨、李敖这样的人都曾受到过《自由中国》的影响。雷震入狱期间，李敖去探望他；雷震出狱时，又去迎接他，尽管扑了一个空。作家聂华苓是《自由中国》编委之一，当时负责刊物的文艺版面，她后来回忆起《自由中国》及其同仁时这样说：“包括雷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是大陆以外最好的中国头脑，他们那种不畏强权敢作敢为的风骨，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人都应当是这样的……”李敖也说过，《自由中国》是一个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刊物，他替《自由中国》写过稿件，当时才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雷震是一个具有民主宪政理念的人物，他后来之所以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最强大的敌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个必然结果。雷震早年留学日本学的就是政治和宪法，与国民党元老人物戴季陶、张继有一定过从，也见过孙中山，后来主要是与王世杰关系密切。王世杰原为武汉大学校长，早年留英留法，学的也是宪政，王世杰当时是法制局局长，后来是教育部长，再后来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由于王世杰对雷震的赏识，为雷震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雷震本人在政治上的突出才干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他在国民参政会和旧政协中，从议事组组长，到副秘书长，进而秘书长，特别是与在野党及民主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使他对中国的政治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在国家制宪工作中，雷震也是关键人物之一。雷震的民主宪政观是渐进式的，反映出当时具着民主理念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中的真实处境。雷震不像胡适等人受到过英美宪政的影响，他是留日的，面对国民党“训政”时，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很容易站在党派的立场上给予认同或支持。后来雷震终于明白了“训政”是有问题的，容易导致专制思想的进一步萌生并影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雷震与胡适有了更进一步接触，从此两人在思想上不可分离。我的一位朋友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雷震比胡适更重要”，我虽然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涵义，却不同意这种说法。雷震是受到胡适的影响才出现转变并主办《自由中国》的，没有这个源头，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2000年9月，当“雷震案”在台湾获得平反时，南京学者邵建教授提醒我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个月后，我透过台湾友人提供的一些史料写出一篇有关“雷震案真相”的稿件，《南方周末》“往事”版编辑刘小磊先生很快将它发表，知名读物《老照片》执行主编冯克力先生又约我和邵建兄写雷震、胡适与《自由中国》的文章，这才开始进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去。我是一名记者，而且干了十多年。实际上，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中国新闻记者所采用的表述语式与学术语境还是两回事，写惯了报纸上的官样文章，很难把握这类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且有点偏向于学术性的文字。我本人并不认为这本书写得如何如何，主要是雷震这个人在政治上大起大落的一生太精彩了，他对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有着重大意义，一个被胡适认为值得造铜像的人并不太多，可见雷震其人的重要性。
杭州学者傅国涌先生在评论这本书时认为是以史家的笔法而不是文学家的笔法，这有点过誉了。我毕竟是一名记者而不是历史学者。我写这本书首先是因为自身有一种情怀，其次是这件事比较有意义，再其次，大陆与台湾至今没有一本关于雷震的个人传记。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实际上是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无私帮助的一个结果。如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还是他告诉我研究雷震这个人就必须读《雷震全集》，当时我还不知道台湾出版过一套四十多册的《雷震全集》，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高华教授也提醒我要注意当时“改造委员会”这一历史背景，雷震就是与“改造委员会”中的那些人在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后来才走向决裂的。我写这本书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那一段历史、对那一群人、对一本杂志，包括后来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必须怀有一种极大的敬意去面对，否则就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雷震生前所写的文字有数百万言之多，不少都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焚毁掉了。雷震说民主自由是靠争取来的，他本人就是一个最勇敢、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虽然十年牢狱之灾，输了自己的后半生，但《自由中国》十年，却赢得了一个时代，这充分说明雷震与《自由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超出了一个时代有限的表述。雷震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这是傅国涌先生的评价，我很同意他的观点。这本书的出版，对研究中国民主宪政以及希望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来说，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如果能起到这种效果，我的任完就算是完成了。
（原载2004年9月1日《读书时报》第35期，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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