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杜明明 整理　　

　　编者按：4月5日，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李锐、何方、袁鹰、郭道晖、顾骧、江平、吴明瑜、冯健、蒋彦永、胡德华、陆德、钱理群、张宏遵、孙旭培、王彦君等编委和作者，以及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下边是发言摘要。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与途径　　

　　杜导正：最近两个月，温家宝同志三次发表加紧促进政治体制循序改革的讲话，特别是3月14日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他突出地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更尖锐地说，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认为温总理向我们大声疾呼，呼吁大家都来参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完成的。温家宝的讲话是自1980年邓小平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再一次发出的紧急呼吁。

　　我们作为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也是对祸国殃民的“文革”悲剧有着切肤之痛的过来人，应该对这样的主张有所呼应，上下结合，把滞后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序地加速推动。　　

　　李锐：我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真正研究了党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今年要开十八大了，这个意见我还得提。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关于党内民主，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选举制度：1.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不得操纵，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中共中央委员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应当由全体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

　　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的。时间已过了31年。十八大以后应当组织班子切实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

　　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

　　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

　　五、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的现象，已经离职的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不应当享受原来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世界第二，到底这个模式好不好？

　　我们这个模式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打黑，其实是黑打。因为他有权，他就在重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我到现在，对薄熙来事件持坏事变好事的态度，大家对不改革的后果更清楚了。薄熙来事件彻底暴露，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党还会不断培养出薄熙来一类的人。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违法问题，而是企图让被全党彻底否定的“文革”路线死灰复燃的问题，是一场路线斗争。　　

　　何方：今天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理解得不完全一样，官方的理解和老百姓的理解差别大。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两回事。什么党政分开，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都不是民主化。我建议“炎黄”在这方面放开一些，就是要讲民主化。民主化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讲这些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明白。

　　1985年以来，世界上两个潮流非常强劲，一个是经济市场化，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全世界出现经济市场化。我们1985年开始经济市场化，大约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进行得不顺利，这个潮流我估计不会太久就会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1985年以后两大潮流的力度。

　　那么政治民主方面，现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我以为还是属于专制体制。现在不能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化，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政府机构的改革只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江平：“文革”的发生有一个要素，是党权和政权高度合一。在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党政必须分开，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进取的很重要的一步。现在不仅没有做到，比1989年还倒退了，很明显的倒退。1989年前，高等学校原来已经改成校长负责制，1989年以后又改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不是倒退吗？最近我们学校任命一个副校长，首先是教育部党组和教育部来任命，因为副校长要教育部批准，他要成为党委委员就要党组来批准，而且把党组还摆在了教育部的前头。

　　党政不分有四大弊端。第一，严重影响选举制度，因为党政权力不分根本没有民选，人大选举出来的多是假的。第二，严重妨碍了法治。我们国家现在并不是真的法治，我们是党治，以党治国。在党治的情况下，有走向法治的可能，但也存在着极大的走向人治的危险。所以现在法院、检察院、搞法律工作的，非常关心谁当党委的政法委员会的书记，这个书记主宰着政法工作，很可怕。第三，很多情况下会影响权力的透明度。第四，责任不清。本来是应该谁有多大的权力，谁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现在有权的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权力的人反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有的群众问：我现在到法院去告市委，为什么法院不受理？因为我们的法院只受理政府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你告党委肯定不行。实际上就是党权过大。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党政不分的问题。

　　十八大的动向关系着我们的未来。很多人盼望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作为我们十八大的一个方针，而且要落实到实际中，作为方针提出来。　　

　　顾骧：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普世价值观，我觉得很有必要，要有这个态度。我们现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宪政民主。李锐老写过“何时宪政大开张”，写了多少年了。我比较悲观，像我这个年龄是很难看到了，但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要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心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因为谈改革谁也不反对，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两条改革路线，一条是全面的改革路线，就是既改革经济，也改革政治，也改革思想文化，以人为本这种“人的现代化”的改革。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甚至阻挠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以后实际上政改已经停止了，倒退了。

　　一开始这个改革路线是以胡耀邦作为旗帜，牵头的。胡耀邦显示了他的良知和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品质。有些事情毛主席定的但确实错了，当时有可能会按照过去那种习惯思维谈“旗帜”，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也确实出了一条“凡是”的路线，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遵从毛泽东的。

　　1980年邓小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是限制一党专政，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如果按照邓小平指的那个方向走的话，这30年我们会前进很多了。1984年12月20号开文联第四次代表会，耀邦在筹备会上讲话，当时文联、作家协会在组织新领导班子，有人给了一个名单，我们协会不知道这个名单怎么来的，就问耀邦“这个名单到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耀邦说：“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他说，你们是一个群众团体，你们自己选谁就选谁。他甚至讲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应该这样，干部自己选。耀邦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迂回地从群众团体这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民主选举。耀邦下台马上就有人批这个代表大会，说把马克思主义者选下去，把自由化分子选上来。　　

　　陆德：对于薄熙来的事件，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种反应，有些基层支持薄熙来。为什么，他们说改革开放30年，年年在喊反腐败，但没有一个地区真正搞过，这个说法值得反思。

　　我去年曾说，我们的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如果不厉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后的局势将不一定是改革，而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和抉择。所以，我不太同意 “文革重演”的预测，当年“文化大革命”是从上到下，由中央牵头搞全面阶级斗争，最后是国家乱套；而如果是党风腐败，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则是社会震荡，很可能是从下往上的乱套。所以，如果我们仍不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两种前景都要预测到。当前，我国的“维稳”费用已超过了国防开支，不得了啊！

　　据我的研究预测，我国到2017年，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大的坎，或者大的冲击，有三条主要经济曲线将发生拐点，一条我们2017年人口红利趋于零（人口红利指的是年轻人的劳动力增长，比不过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条曲线，如果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内不能实现工资的倍增计划，贫富差距基尼尼系数将要逼近0.6，0.6这条线在经济学上称“动乱线”；第三条曲线，2017年附近我们的投资拉动转换效率将低于60%，投资这匹马也不行了。所以留给我们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搞经济体制的改革，近20年了，越来越推不动，我们应该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胡德华：首先，我同意大家说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我们这个党是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无法无天，于是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想扭转这个惯性非常困难。第三，对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应当有话语权。这方面很不够。要是查过去的文件，没有文件赞成联产承包，后来通过实践，看到结果好，耀邦等人支持才搞起来。这也说明，大凡改革，都是从下往上推动的，再加上中央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还说我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破坏，还有我们的低工资，造成了贫富悬殊。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

　　有一次胡耀邦跟我们讲：我希望最终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正常”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意思就是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钱理群：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六四”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重庆模式实际上也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回应，比如腐败、黑社会等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抛弃宪法、法律来解决。这就危险了，你还不改革，矛盾积累越大，就会逼着老百姓选择薄熙来一类人，所以在我看薄熙来这类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冯健：我重读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已经政治局通过。31年过去了，讲话中提出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个人崇拜现象等问题，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还有诸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建立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等等，进展还不尽如人意，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希望上上下下都来求索，发挥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张宏遵：其实政改我们不需要提什么新口号，把中央承诺过的，把有关文件拿出来，落实了就很好。现在是述而不作，说了不做，说得很好听，不去做。我们总得考虑操作者方面的可行性，在话语范围内操作，不用冒风险就可以做的事。　　

　　徐庆全：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找出一条路径。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声，当然在改革的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温总理的几次讲话，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来自“庙堂之高”的呼吁；而在“江湖之远”的民间，这种呼声则更加强烈。既然上下都有共识，为何政治体制改革还在停滞？我认为，就是缺乏一个互动的环节，即上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调子有，有时候还很高，但还只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动，不能与民间的诉求相互“动”，甚至还压制民间“动”。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吴思：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应该搞？如何搞？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恐怕永远有不同意见。在今年这样的换届之年，从政策到人事，不同意见肯定很多，很重大。面对重大分歧，如何决策？

　　过去，毛泽东一言九鼎。邓小平不能一言九鼎，五鼎六鼎大概还是有的。现在，面对重大分歧，如果无法拖延不决，如果无人追求一言三鼎四鼎的特权，恐怕只能票决了。一言一鼎的票决。票决制代替一言堂和家长制，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逼上门来，不是想不想搞的问题。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票决？每张票的分量是否相等？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在我看来，目前的很多纷争，都是在这套规则交替的背景上发生的。

　　我希望十八大开成一个发扬党内民主的大会，按照党章规定，把重大问题提交代表大会票决，每张票的分量相等。有分歧很正常，如果像列宁曾经搞过的那样，在党代会上有主报告，还有不同主张的分报告，让不同主张在党内竞争，由代表大会裁决，那么，中国就迈出了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第一步。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性功绩。　　

　　二、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杜导正：我觉得要看重的是重庆事件的本质，我看这不仅仅是个违法乱纪的案件，恐怕还涉及我国要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薄的唱红打黑，有一些正确的部分，但是他的实质、他的理念、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文革”的东西，是毛泽东晚年专制，滥用权力，无法无天，随便侵犯和剥夺人权的路子。是要不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道路的问题。

　　重庆模式如果推广到全国，搞下去中国就又进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下继续革命，整个的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否定了。　　

　　袁鹰：温家宝总理讲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分量是很重的。“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35年了，尽管有不少的文章，不少的有识之士经常讲到“文革”，但是现在大多数人，不仅是年轻人，还有高层人士，对“文革”已经淡漠了，甚至有的人念念不忘地怀念“文革”。

　　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从巴金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说起。这个话到现在已经30年了，也有不少人响应，包括一些老同志建议建文革博物馆。巴金讲的是在全国都建立，到现在并未实现。有一个两个是民间建立的，内容不完全一样，是搜集纪念章、语录本之类的。有一个老同志曾经建议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建议正确，但是十年以内不会实现。

　　这个时候再来提巴金提的文革博物馆，很有必要。有人花上亿的公款吃喝旅游，有些区级的行政大楼，可以媲美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为什么不能建文革博物馆？像清华附中最早产生红卫兵的地方，那些女孩子把校长打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至少要立一块碑。我自己的家庭也受到残害。我的老伴被单位批判反对毛泽东思想，她不同意《中国少年报》登毛泽东的文章就被批斗，到老落得一身的毛病。“文革”当中我们两人在单位中挨批斗，我的女儿在家里发高烧，回到家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我女儿从此两条腿不能走路，现在已是人到中年，还是这样。我还不算家破人亡的，但一谈到“文革”化我就很痛恨。一次叶帅讲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尽管从道理上来讲，不会再出现毛泽东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就这样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文化大革命”会有的。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写文章。我小时候在杭州读师范附属小学，学校为纪念“九一八”东北沦陷立着一块碑，我们每天进去就看到碑上的“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现在，如果文革博物馆建不成，建一块“勿忘文革”的碑，总可以吧！　　

　　郭道晖：关于“文革”悲剧重演，我认为已经没有“文革”全面出现的历史条件了。但是“文革”的某些元素可能出现，而且正在复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否定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而并没有否定“文革”的思维方式。

　　“文革”的基本要素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以人为敌。第二，个人专制，对个人绝对的迷信。重庆唱红，这就是“文革”的早请示、晚汇报。第三，无法无天，踢开宪法、法律闹革命。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取消了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政法委员会，但是1989年以后又恢复了。　　

　　张宏遵：最近我正在整理胡启立同志1982年去看望叶帅时，叶帅的讲话，讲得非常精彩。主要讲党内民主问题，怎么样不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再搞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在干部路线上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讲话”具有很鲜明的特征。据叶帅的家人讲，这是叶帅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就政治问题的讲话，今年正好是30年，对现在的形势有很强的针对性。　　

　　杨继绳：刚才几位谈了“文革”的几个要素，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文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两句话是“文革”期间最响亮的口号，也是“文革”期间（特别是头两年）群众运动的指向。在一个官僚特权社会，这两句话很有号召力。当然，老百姓不管你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只知道“腐败分子”就在党内。今天和1966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着、污染着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毛泽东逝世36年了，可能这两句话今天还有号召力。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响应的人一定不会少。这才是“文革”重演的最大危险。怎样防止这个危险呢？关键是要解决党内特权、党内腐败问题。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造成了灾难。不用这个方式解决，就得政治改革，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因为腐败和特权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缺乏制衡。我记得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我的理解是，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一定不是大权力领导下的小权力，而是与大权力相对等的权力。

　　权力制衡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深度，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不是寄希望某一个领导人是不是有魄力，是不是有胆识，而是看当时的社会合力。党的领导人是在社会合力的作用下行动。不仅仅是他应该做什么，还要看他能够做什么。

　　现在有多种思潮都想影响政治改革的方向。能够影响政治改革的主要是三种：一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即新民主主义），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中国模式”；三是搞宪政民主。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尖锐，维持现状恐怕是不行了。现在只剩下另外两种力量在博弈。我觉得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宪政民主。我们要多发出宪政民主的呼声，尽可能把社会合力指向宪政民主。　　

　　三、落实宪法，扩大言论自由　　

　　杜导正：当前，国内各种矛盾比较复杂，以此为背景，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重庆事件。在这个大环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跃，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都在强调政改紧迫性的问题，而上周有的媒体却发表评论，提出所谓稳中求进，其实就是维稳、维稳高于一切，把其他的声音叫做噪音、杂音，代表的是那部分不太同意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在不同意积极促进政改的人当中，有的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是故意的，也有些人虽然知道要改但又担心有风险。不赞成政改的言论，实际上是想击鼓传花，把难题传给下一任，这是不负责任的。

　　针对当前的局面建议四条：第一，要彻底清除封建遗毒；第二，要彻底清算“文革”；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党政分开着手，先改变党权过于集中的状况；第四，要给媒体松绑,让大家说话。总之，必须稳中求进，一味求稳是稳不住的，是要翻船的，只有着眼于进，而又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改革才有可能稳住大局。我们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了。　　

　　郭道晖：今年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以此为契机，可以讨论怎样宣传宪政精神，怎样落实宪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要落实宪法第35条有关于公民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要推动落实就要有具体法律，但现在没有。其实上世纪80年代我在全国人大的时候，找我们去讨论过。但是后来上边说《新闻法》《出版法》绝对不能搞，一立法，公民就可以依法申请办杂志、办出版社，就不好管了。我希望新闻出版立法早日实现，这是可以做的。不能永远用所谓法规、规章、红头文件来限制公民自由。在纪念宪法30周年的时候推动此事，很有必要。　　

　　何方：我建议在言论方面更放开一些。要讲民主，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放开言论自由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直接。为什么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全世界民主化潮流那么强劲，而我们这里到现在还实现不了言论自由？我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民主化是潮流，《炎黄春秋》应该有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要强调言论自由。这个是民主政治的起码的、基本的要求。　　

　　孙旭培：《共产党宣言》诞生的160多年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变革进步，要尊重人类已经创造的文明，有所创新有所进步。过去我们总是希望干一些与前人创造的制度文明思想文明“彻底决裂”的前无古人的事情，结果是把几亿人民投入完全没有把握的社会试验中。资产阶级创造的思想文明、制度文明不能一概抹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我国宪法上也有。政党也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能决裂吗？决裂了共产党也没有了。

　　现在有人否认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的东西具有普世价值，我国宪法实际上承认了普世价值。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毛泽东把言论平等置换成少数人专享的权力。他说，我国只准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不准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把资产阶级置换成用思想标准划分；确立言论上也搞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经过这三个层面的置换以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言论出版自由。搞“文革”，刘少奇也没有言论自由。于是，你讲言论自由就被质问，你要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很少有勇气诉求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公共报纸为主体，简单说就是把党委机关报以外的报纸逐步变成直接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国有民办的报纸。　　

　　钱理群：当下中国我认为有三大民间运动，第一个运动是维权运动，第二个运动是网络的运动，第三个是民间社会组织，这三大运动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而且他们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第一是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利，第二要求宪法的民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这样一些诉求和民间的力量，是把他们看作是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理性引导还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阻力作为打击的方向，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动力，如果把这种动力再打压，另外一种动力就很可怕，现在我们要确切搞清楚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们对动力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看待它，这是对执政党非常尖锐的问题。

　　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子，我主张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我觉得还是要解决历史的旧案，可以马上给反右彻底平反，给反右彻底平反阻力不大。第二个就是言论自由，在网络时代，言论封锁实际上已经突破了，问题是敢不敢承认。第三个，网络时代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思想要跟上现代的传播技术。　　

　　张宏遵：现在中国的事情处在世界一体化的环境中。不光是经济一体化，政治、思想都在一体化，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有用。台湾、香港也是炎黄一分子，台湾选举这个现象不可小看，可以请专门研究台湾的人对台湾的选举做些分析。越南也可以借鉴。香港选举也可以借鉴。越南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四个一把手，都是差额选举的。可找专家写一点文章。　　

　　（责任编辑　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