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韵的右耳有怪疾，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
这只耳朵从王明韵八岁开始，以一次司空见惯的中耳炎为起点，经过16次手术与无数次海内外医诊，对王明韵掀起一场由耳及心的四十年全日制厮杀。耳病以蔓延的病理遗裔，留存在王明韵头部，以“医疗事故”定下性来，最终被确诊为“脑神经损伤”。“尖叫，刮风，机械轰鸣……这些声音时刻存在，如此巨大，我总认为周围人都可以听到。”
这器官在王明韵那里，从外界声波接受器，变为苦痛生产永动机。
二十七、八岁时，王明韵每天琢磨着怎么死。他尝试过各种自杀与自虐的有效方案，只为对右耳摇旗求饶。而人生有更大的情感冲击不断袭来，父亲的突然去世、女儿的孱小鼓励、朋友的不懈关怀，当然，还有诗歌的汩汩滋养，王明韵逐渐在抑郁症里自救出来。“生命不息，耳鸣不止。”这句话成为王明韵的座右铭，也开启了他对右耳的妥协之旅。
这右耳逐渐铺展开来王明韵的一生。它成为他写诗的缘因，也成为他情感的通梁；成为他战胜自我意志的捩点，也成为他关注社会责任的丰碑。直到他可以笑着自谑：“贝多芬和梵高都是耳朵不好——你看，天才都是这样的。”
Vol 1.“诗歌是最适合我的劳动方式”
为了与那种“很恐惧，没有未来的感觉”对抗，幼年王明韵在书籍贫乏的年代，在濉溪街上的废品站捡书来读，其中包括一本连一百首诗都没有的《唐诗三百首》。初中写下《我害怕那双手》，将耳鸣带来的恐惧感诗化。这人生第一首诗，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
“有天我们正做广播操，喇叭突然喊：王明韵，出来！我一吓，想，好几天没偷豌豆掏鸟窝了啊，还能有什么事找上我？几个人从一辆吉普车上下来，把《中国青年报》一翻：这是不是你写的？我才知道，哦，是好事儿。原来这几个人是市教育局的，为了这诗专门来看作者。”
王明韵从因为病痛无法正常学习的问题学生，陡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才子，诗歌创作也开始活跃起来，毛主席逝世时，学校让他写悼诗,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百行。
工作后，在纺织厂干过几年，又在煤矿做过六年的办公室主任，27岁那年，已经出了几本诗集的王明韵，放弃了高薪有仕途的国企工作，调入安徽省文联，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家人朋友自然是不理解的，哪怕那是一个诗歌昌盛的年代。王明韵走得欢欣鼓舞：“诗歌从业者没有纪律性，适合我这种自由散漫的，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适合我的劳动方式。”
王明韵“劳作”勤奋。去淡季的阳澄湖住上一个月，写出两本书，再加二十首诗。他不会电脑打字，就用平板手写，每天一万字，写到手指起泡。
他写作起来像苦行僧。一个人去怀柔住了一个月，煮了一大锅牛肉和萝卜，每天吃这个写作。早晚在万亩果林散步，手机每天只固定开机一两次。
《身体的14行》、《原罪》、《不死之书》、《为生命流泪》、《羡慕猪》……出书十余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韩、日等文字。其中，为“耳朵”所写的就有好几本，最近的是去年的《我的妥协之旅》，王明韵由自己的耳鸣写到人类的共鸣；最新作品是跨界的儿童文学，《大象很大，蚂蚁很小》，灵感来源于对生命平等的呼吁。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产作家。王明韵对自己要求很高：“诗人是天生的职业。诗人全部的责任是创造语言，比如不能依赖形容词，比如别人说过的话也不能再说。我写一首诗，会放七八天以后，再拿出来看，能不能发。”
Vol 2.平衡与本能
除了创作，王明韵为诗歌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他主编的《诗歌月刊》，是全国唯一一个国际流行开本的彩印诗刊。杂志没有财政拨款，王明韵坦言自己“藏富于友”，十几年来为《诗歌月刊》筹集了数千万，而这也仅仅是运营成本。“这些工作很累，我递过很多次辞职报告都没走成，我知道，我一转身走掉，《诗歌月刊》即刻就会死亡。”
那么，职业诗人和世俗生活，应该有着怎样的距离？我问王明韵。“极力地平衡。”他说。他不介意诗歌与商业高度融合，在诗歌的商业活动中，自己心里知道那根线，“杂志是亏本的，只有靠商业才能支撑下来。和企业联合举办诗歌大奖赛，我们会单独设置一个特别奖，颁给宣传企业的诗歌；剩下的评选，还是按照很高的正常标准进行——这种合作，可以帮助诗歌。”
商业的奔走之余，王明韵还要对诗歌难免的“敏感”与“尖锐”负责。他甚至尽力保护着诗歌的这一特殊属性。别的刊物不敢发的诗，他发。王明韵觉得自己行使了诗人的使命和担当，让诗歌保有着自己的力量。“这和我看到老太太摔倒一定会扶一样，是种社会道德的本能。粉饰现实不是当代知识分子该做的事。”
湖北、江苏、云南、海南、广西……王明韵在全国一年主办的诗歌活动多达十几次；加上各方邀请的诗歌活动，王明韵一年到头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这些操忙不断的工作，王明韵得以间或地忘记右耳里的嗡鸣。“这是最佳的治愈疗法。”
Vol 3.“诗歌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
《诗歌月刊》不定期推出《网络诗歌特刊》，算是王明韵作为传统诗人，对网络诗人的包容与支持。“网络让诗坛更加‘动荡不安’，这是件好事。比如余秀华，如果不是网络，她出不来。”
面对当今社会对诗歌的些许偏见，王明韵觉得，除了承认个别不是诗人的“诗人”影响了诗人形象，“国人对诗的鉴别能力不足”也是原因之一。“高考作文题材范围——‘诗歌除外’，为什么呢？因为没人会写，也没人会评。中国自古就是个诗歌的国度，‘诗歌除外’是种悲哀。现在课本里诗歌的选择也很有问题，很多诗歌根本不能作为“诗歌范本”教给孩子们，以致让他们以为诗歌就是这样的。”
安徽是诗歌重省。作为扎根于安徽的诗歌刊物，《诗歌月刊》今年1月出过一期“安徽诗人特大号”，为包括陈先发、梁小斌、蒋维扬等在内的100多位安徽诗人做了个展。“目前安徽有很多年轻诗人，甚至有00后。老一辈诗人应该给年轻一代让点位置，《诗歌月刊》也会给年轻诗人更多空间。”
诗歌在中国经历过“疯狂”的年代。三十年来，诗歌在大众流行中历经跌宕，在王明韵看来， 现在的平缓、慢下来是回归了常态：“八十年代的诗歌兴盛，是文革压抑之后的宣泄，美丽而又混乱，但任何时候，全民写诗都是不正常的。诗歌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不可能走进千家万户。诗歌对日常生活似乎是没用的，但它是社会进步的标杆；没有诗，就等于失去了可以仰望的天空，心灵就会萎缩。”
Vol 4.“用爱去疗伤”
诗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爱玩又幽默的王明韵也会有些“纪律”，比如他带领大家环保，大家做集体活动时，不能产生遗留垃圾；他主持的会议时间越短越好，“冗长的废话没人听”。
2008年汶川地震，王明韵第一时间和全国七名诗人前往汶川救灾。每人带上两万元现金，“不吃灾区一粒粮”。他们计划明确，自己建立救灾项目，在成都承包了两间仓库，亲自搬运救灾物资。那几天里，是王明韵唯一一段不记得自己诗人身份的时光：“那个时候去采风是可耻的，我们只能是劳动者。”再后来，他们救助与家庭失散的孩子，进行一对一帮扶。七天八夜里，险情不断，“龇牙咧嘴”的余震环境里，他一直以身冲锋，以老大哥身份为大家做着领队与鼓舞者。
其间还有动人故事。缘起他拾到的一本歪歪扭扭写着小说的作业本，无力地躺在废墟中，打动着诗人的心。最终，王明韵用了一年多时间千辛万苦找到小说的主人——一个上小学的小女孩。小女孩这篇叫《别走》的小说，成为《诗歌月刊》唯一发表过的小说；小女孩本人，也成为王明韵七年来的捐助对象。
这不是他唯一的捐助对象。王明韵用稿费在青海玉树捐建小学；又在大别山为小学捐赠了上万册书籍，王明韵亲自过目书单。目前，王明韵共在全国一对一救助十个孩子，玉树五个，皖南五个，他负责孩子们的所有学费。
“作为一个病人，用爱去疗伤，比其它的东西要好得多。我由此找到了人生的幸福感。写作让人变得善良与美好，让这个世界更加宽容。”听罢，我说，我以为诗人都是阴郁的。王明韵想了想：“如果越写人越阴暗，那与诗没有关系。脸上有阳光，眼里有泪水，心里有悲悯——这才是诗人需要具备的潜质。”
看似，他已与他的耳朵和解。“这世界一定有阴暗与不公，写诗便是一种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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