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芒克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队，次年开始写诗。
1976年1月，在白洋淀插队7年的知青芒克回到北京。他和岳重、多多等人是“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核心，因此也有人认为“今天派”诗歌与“白洋淀诗群”，有着密切渊源。
插队回家
“我们这批人，十几岁时就被号召到农村当农民，回来后等着国家给分配工作。那时候找个工作可不那么容易。没人给分配工作就回家呆着去，着急有什么用呢？但每个人都得想办法活着——没办法的事情。”
在家闲着的几个月，由于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来往的就是严力等写诗的几个。因为家住得近，有时候晚上他就和严力住在一起，一般朋友都断了来往。
“母亲说，出门得戴黑纱，不戴不行。”
“1976年领袖人物去世，唐山大地震又死那么多人，‘四人帮’垮台……”对于这段沉重的历史，芒克并没有那么狂热，他只是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社会要变化，有事情要去做。“对于我们来讲，有变化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必须承认，由于他表述的含糊，你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是否踌躇满志，是否哀愁。
“20多岁的人了，老在父母面前晃悠，总不是回事。”那年10月，终于给分配工作了——北京造纸一厂，一家国营的厂子。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宿舍，他觉得自己自由了。
一开始，和两个老工人一起收稻草、麦草，相当于草料厂的看守者。草厂里堆积的巨大草垛比几层楼还高，有一次因为电路短路着火，草厂烧起来了，郊区野地里，风一吹，火势没法控制，一烧几十米，把人都快烤熟了，只有等消防队来。芒克当时一门心思积极救火，还被领导表扬“干得不错”。
当国家工人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先后在纸浆车间、出纸车间呆过，震耳欲聋的厂房里，说话都听不清。“我太不喜欢工厂里的工作了，但没有什么选择。也不能随便写东西。”
一个月38元的工资，月月不够花。“当时肯定觉得很无聊的。”能够接触到的读物不多，对读书芒克也失去了头两年的兴趣。有时候他就和老工人喝喝酒。工厂里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还写诗。
1978年厂里组织篮球比赛，芒克打后卫，这是他记忆中一段愉快的经历。除此之外，能有的快乐也就是偶尔和严力、北岛几个老朋友的小聚。“我们聚会没那么严肃，比较随便——不谈诗，什么也不谈。”
“那时还分合同制工人、国家工人，厂里的头还对我说，‘不容易，你算是国家正式工人。’厂里的人对我都还挺好，但我不争气——不是办那个《今天》嘛。”
后来恢复了高考，芒克也没太大兴趣，至今他的学历依然还是初中生。
不可不提他和北岛，虽然现在他们来往比较少。“我们俩从1972年认识后，关系就一直特别好。他比我稍微大点，挺够朋友的，我有什么难处，他也会帮我，没饭吃，给点钱之类的。我们一直没红过脸，没翻过脸，没吵过架。”
1978年底和北岛等人合办诗歌杂志，芒克向厂里请假，厂里不同意，后来知道芒克在外边干“这种事情”，就更不同意了。工厂宽大为怀，希望他迷途知返，希望他回来，但要回来，必须写“深刻的检查”。28岁的芒克非常拧，不肯写，索性就不要工作，专心去办杂志。后来，芒克收到了工厂的一封信，盖着章，说他“旷工几百天”。他被开除了。
“开除就开除呗！”令人悲哀的是，父亲也与这个“逆子”闹翻了。诗人芒克没了工作，到复兴医院看过几天大门，“干一天给1块钱，不干不给。那还是多少人保我，才做了个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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