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英国妇女的地位

-----------------------教育状况---------------------------

母亲被流放殖民地后，摩尔随即变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直至三岁被科尔拆斯特小城的一位仁慈的老妇人收养，才结束了她遭人遗弃，颠沛流离的命运。收养她的老妇人“从前家境不错，但当时确实很穷，靠收养(她)这样的孩子勉强维持生活”，她“还开了一个小小的学校，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也教他们一技之长。” 随后，老妇人病逝，摩尔被一贵妇人收养做女佣，对于这段生活经历，她承认：“我受到了所有良好的教育。那位贵妇人请了几位教师到家里来教他的女儿们跳舞，说法语，写文章；还请了别的教师教她们音乐。我一直陪伴着她们，因此和她们学的一样快。”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平民的孩子可以在民办学校受到早期教育，而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子女仍以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为主。其实，资料显示，17世纪早期，英国出现了非国教徒自办的小规模、收费低的私立性（或称实科性）中学；到了18世纪，实科性学校的扩张改变了英国的教育模式，这些学校赢得了社会的公认，而兴办招收女生的学校是英国教育的极大创新和改革，它取代了女孩在家里受教育的传统模式。

此外，由出身背景来看，摩尔被定位为犯人之女，出生低微，但幸运的是，她被善人收养，受到了启蒙教育，能够读书识字，甚至在日后还学习了上层阶级贵妇人所必须接受的一切良好教育，这不得不说是笛福为表达“女人的天资恐怕比男人更高，她们的脑子也比男人快; 妇女在受教育以后能够干出什么事业，从一些女才子的事例上看得很清楚; 这种事例谴责了我们的偏见”这一观点而埋下的伏笔。虽然善良的老妇人供给摩尔的是粗茶淡饭，朴素布衣，简屋漏室，但让她受到的教育却丝毫不比富家子女差，让她具备了基本知识，懂得做人的道理，加上在贵妇人家里受到的环境熏陶，摩尔确实被培养成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人。正是以曾经受过的教育和培养为依托，摩尔才具有一定的性格深度和内涵，在日后化身为聪明果敢的妇人，在婚姻与金钱的交易中不断伪装，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一步步累积财富；在沦为惯偷之后，知道运用自己的才智去行窃，比如伪造信函，在码头货栈冒领货物，利用法律为自己脱罪等；入狱流放殖民地前，知道打点一切，为日后的新生活做好准备，甚至比她的丈夫杰姆更为理性和有远见。尽管摩尔是生活在下层阶级的小人物，她个人意义上的成功就是摆脱了悲惨命运，最终过上了富足而平静的生活。上述种种，印证了笛福认为妇女只要受了教育，完成自我提升，同样有机会获得个人的成功，甚至比男人更出色的真知灼见。

----------------------家庭婚姻生活-------------------------

妇女被认为应该被动、顺从、温和、优雅，主要负责家庭内部事务，这是从古就倡导的传统家庭生活中妇女的角色地位。对女性来说，婚姻自古以来使她们必须置于其中的重要社会制度，但在17-18世纪，英国的婚姻制度对待女性尤不公平，婚姻使一个女人的财产无条件的成为她丈夫的。他去世时，他可以将所有的财产留给别人，一点也不留给她；如果丈夫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妻子才能获得丈夫个人财产的1/3.金钱毫无疑问是婚姻的必要前提，因此，对于身无分文的摩尔来说，贵妇人家的花心大少是不会娶她的，为了避免再次遭人抛弃流落街头的命运，她不得已嫁给了二少爷，她对爱情的期待就此幻灭，她的第一次婚姻也就成了父权制社会中婚姻制度观念的牺牲品。此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摩尔走上了依靠婚姻换取财富和地位之路，因为她“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懂得了这个道理：世道变了，连婚姻也不例外。不论在伦敦，还是在乡下，结婚是为了相互的利益，不是处于某种政治阴谋，就是为了做生意，”她还发现，“男人无所顾及的奔走，寻找富家之女；他们把此称之为‘猎妇’—即通过婚姻发一笔横财…”

笛福借摩尔不断依附男人，直至人老珠黄而不得不行窃以为生的这段经历论述了经济与婚姻紧密挂钩的社会弊端，这也是当时妇女在经济和婚姻问题上处于被动、受约束和从属地位的体现。当然，笛福并非只指出人们在面对金钱和婚姻的消极面，他同时借摩尔之口提醒女士们：“(你们)对男人的侮辱，只得逆来顺受，导致以后无穷的痛苦。我认为，我们女人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男人的附庸品，……婚姻大事，关系到自己一身的幸福，万万不能操之过急。即使(你们)出嫁迟一点，但换来的一生安定的生活，因而完全补偿了晚婚的遗憾，嫁了个坏丈夫的女人，结婚往往太早太仓促；而嫁了个好丈夫的女人，则结婚再晚也不算晚。总之，除了身体残疾或名声扫地的女人，世上的女人迟早都能嫁个好丈夫，只要(你)能谨慎从事，处置得当。”[8] 可见，尽管当时大时代的前提是妇女们普遍受到不公正待遇，但笛福仍表现出他尊重妇女，理解妇女，同情妇女的态度，相信她们可以获得婚姻幸福并抨击了传统的妇女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妇女的社会地位------------------------

从“当时毛纺业是科尔切斯特式的支柱产业”可以看出，纺织业仍是当时普通妇女从事的主要行业。摩尔做过许多活，纺纱、缝衣服、修补花边、洗女人花边帽、在贵妇人家做佣人，但都是熟练工，收入微薄。摩尔八岁时, 便天真地幻想着能靠“纺一天纱，可以挣三便士；要是缝普通衣服，一天有四便士”的收入成为一名“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不必去做佣人”的“贵妇人”，而当时真正的的贵妇人却是“生活奢华，地位高尚，享受着种种[她]所不知道的东西。” 可见，这种由于经济收入的差别反映出的社会贫富的分化及阶级差别十分明显。17世纪中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妇女的评价比以前略有改观。中上层阶层的妇女既掌管家族事务，又协助丈夫经营产业，摩尔在流放美洲后经营种植园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样，下层社会的妇女，虽然地位低下，但处境也比以前有所好转。到了17世纪晚期、18世纪初的经济转型时期，工业革命带来的商品使许多妇女摆脱了旧日繁琐的家务，如纺纱织布、制作面包、蜡烛、肥皂和酿酒等，使妇女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闲暇.加上当时世风追求悠闲舒适, 有条件的家庭都雇佣店员、管家和仆人，妻子成了有闲阶级，地位下降，男性对女性能力与才华的评价比以前大大降低，妇女的社会边缘化地位再次加剧。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笛福笔下的摩尔并不满足于“缝衣服、补花边、做帽子”诸如此类的父权制社会中所规定的女性职业，而是要做“贵妇人”，这充分表现了笛福突破传统礼教束缚，反抗传统妇女角色的安排的精神。

《摩尔·弗兰德斯》全书另一个出彩的地方便是摩尔十多年行窃生涯的精彩描述，王佐良先生就曾感叹：“除了笛福，谁还能写出摩尔在靠行窃谋生的时候所用的各种方法使书的一部分可以称为《行窃大全》呢？”从这些描述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法律制度一窥大概。出生在新们监狱的摩尔在故事一开篇就控诉了当时法律制度对待妇女不公，她说：“我听说，我们的一个邻国，不知是法国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皇帝曾颁昭规定，犯人若被判处死刑或罚做劳役，或发配远方，其子女由政府照管，如果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实行这一制度的话，我小时候就不至于那么孤苦伶仃了。但我们的国家有我们的国法。我母亲只是犯了一点小偷小摸的勾当，却被判了大罪。” 文中还提到，如果犯了诸如制造****的罪，必会判处死刑，梆在火柱上被活活烧死。可见，当时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刑罚体制，而且惩罚严厉。但被贫穷逼于无奈，摩尔依旧铤而走险，走上了行窃之路。当然，面对严苛的律例，妇女一旦入狱，也可以通过声称自己怀孕而获得缓刑，这可能是妇女面对法律所能享受到的为数不多的特权之一吧。摩尔和母亲均被流放美洲，这已经不幸中的大幸。她的母亲就是因为怀孕而要求减刑最后被流放，而摩尔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最终免除死刑得以流放，可见当时的刑法制度在对待女囚犯的问题上仍有它开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