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谢拉德(R.H.Sherard)用英文记录整理，刊登在美国《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1894年1月号第二卷第115-24页上。此后本文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直到上世纪70年代年代末才开始受到凡尔纳研究者们的较广泛关注。1990年，法国《凡尔纳协会会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Jules Verne)在其该年度第三季刊第20-30页刊登了由威廉·布彻(William Butcher，中文名鲍卓贤)翻译的本文法文译本。1998年，在日内瓦经Slatkine出版、由孔佩尔(D. Compère)以及马戈特(Jean-Michel Margot)编注的《儒勒·凡尔纳相关采访合集》(Entretiens avec Jules Verne - 1873-1905)亦收录了本文（见该书第65-72页）。
另：《外国文学评论杂志》1991年第01期第125页刊载了吴岳添先生根据法国凡尔纳研究者孔佩尔对本文的法文译本(刊于法国《文学杂志》1990年10月号第160-167页)撰写的概要。这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介绍本文的文字资料。2007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德基斯(J.-P. Dekiss)著《儒勒·凡尔纳：进步的梦想》(Jules Verne: Le Rêve du progress)的中译本（译者：王海洲李佶 校者：曹德明），其中第144-47页收录了本文根据孔佩尔法译的节译。
作者介绍：R.H.Sherard（1861—1943），原名Robert H.S.Kennedy，英国人。其祖父为哈伯勒伯爵六世，母亲是著名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孙女。他是第一位给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写传记的人，同时也是他的好友。Sherard与凡尔纳有过多次的交往：本文写成的4年前（1889年）他就曾偕同当时正在创造环游世界记录的内莉·布莱（Nellie Bly，时任《纽约世界报》女记者科克兰，Elizabeth Jane Cochran之笔名，她最后用了72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记录）来到了凡尔纳位于夏尔-杜布瓦街的家中访问并为后者充当翻译。另外，凡尔纳还曾为Sherard的书作过序言。Sherard最后一次拜访凡尔纳是在1903年前后。
作为现已发现的20余篇第一手报道中最详细的一篇，本文提供了大量详细且相对可靠的信息。但另一方面，凡尔纳在此的讲述需要理智的鉴别以及分析，因为呈现于此的不全是事实（记录者谢拉德对于凡尔纳的作品缺乏了解、其对凡尔纳的法语口述出现理解或翻译记录的偏差以及凡尔纳本人等都是对此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译者尽可能做到在注释中说明有违事实之处并补充相关内容以供参考。
附本文的原文在线版本，由Zvi Har'El编辑整理：儒勒·凡尔纳的访谈录(1893) 原文
译文由“凡尔纳吧”的黎登布洛克教授翻译注释
儒勒·凡尔纳家中访谈录：
他对生活和工作的自述[1]
“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法国文学界有一席之地。”
说到此处，这位老者垂下了头，他那愉悦而热诚的语调中透出悲伤。
“我不被法国文学界认可[2]。”他重复道。这个垂着头、欢欣的语调中带着些许悲伤的人是谁？是某个为杂牌出版社写廉价畅销小品文的作家，并且这人还是个毫不迟疑地自言视自己的笔为生钱工具的、一直以来更愿意视法国作家协会出纳处的一个巨额账户为荣耀显达的文人？并非如此；就像接下来将要呈现的那样，这是多么难以置信。他不是别人，正是儒勒·凡尔纳。没错，儒勒·凡尔纳，那位这么多年来一直给遍布于全世界的读者带来阅读乐趣的、并将继续给接下来的一代又一代带来快乐的、属于你我的儒勒·凡尔纳。
正是在亚眠工业协会那间凉爽的会客厅里，这位大师说出了这些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说出这句话时的哀伤语气。这好像是一位老者对自己虚度年华的告白，对再无法挽回的一切的哀叹。听到他这样说，我真是十分难受，我所能做的仅是用真切的热情[3]安慰他道，他对于我还有成千上万像我那样的读者来说，是一位大师，是一位为我们无限钦慕且景仰的、比其它执笔写作的小说家更能使我们中的众人欣悦的小说家。但他只是摇着他布满白发的头，道：“我不被法国文学界认可。”
对于已经六十六岁的他来说[4]，若无那只坡脚，依旧矍铄得很。他的脸上不少部位都使人想起了维克多·雨果；他就像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海船船长，脸色红润，生活充实。一只眼皮微微下垂，但凝视出的目光坚定而有神，整个人散发出来自内心的、善良仁慈的馥郁之气。这种特质，多年前埃克多·马洛笔下的一个主人公也曾有过。马洛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家伙了。”这也是此人的特质。冷淡内向的小仲马如兄长般爱护他；尽管大获成功，他却从未树过一个真正的敌人。不幸的是，他的健康问题困扰着他。近来，他的视力渐渐衰退，以致他有时无法自如地挥动笔杆，胃痛也不时地折磨他，可他仍一如既往地勇敢。
分段注释：
[1]
1:R. H.Sherard : «Jules Verne at Home:His Ow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Work », inMcClure’sMagazine, janv. 1894, vol. II, N° 2, pp. 115-24.
2:尽管几位著名的凡尔纳研究者都认为这次谈话的时间是在1893年秋，但根据Butcher博士指出的文章若干细节可推断，本次采访有可能进行于1893年夏—Sherard在文中使用了凉爽（cool)一词。另外，文中提到的一部“即将发表的小说”，即《小把戏》(P’tit-Bonhomme)一书，其单行本上部发售的日期为1893年10月2日，或亦可支持前述推断。
3: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2] 原文为法文：Je necompte pa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3] 原文此处作“with nounfeigned enthusiasm”，译为“不再真切的热情”或“虚伪的热情”。疑为误印。据William Butcher的法文译本及Ariel Pérez的西班牙文译文改。
[4] 事实上，凡尔纳时年(1893年)65岁。
“我已写了六十六卷作品，”他说,“如果上帝假我以年，我会写到八十卷。”
儒勒·凡尔纳租住在位于亚眠朗格维尔大道[1]以及夏尔—杜波瓦路街角的一幢漂亮宽敞的房子里。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它朝着朗格维尔大道的一侧有三排五扇窗户，在边角上有三扇，还有三扇则是在夏尔-杜波瓦街上。马车和另一个入口就在这条街上。虽然有些雾气，面朝朗格维尔大道的窗户仍俯临着如画般的、有着古老教堂和其它中世纪建筑的亚眠城景致。就在房屋的正前方，大道的另一侧，一条铁路路堑正对着凡尔纳的书房窗户，[延伸并]消失在远处一个有着大型露天音乐广场的游乐场地。晴好的天气里，团乐队便会在那里演奏。在我看来，这样的组合正是这位大文豪作品的一个象征：伴随着极富现代感的轰隆鸣响的疾驰列车加上音乐中渗出的浪漫主义。凡尔纳的小说所具有的独创性不正是通过将科学及产业主义与生活中最富浪漫主义的一切相结合而得的吗？该独创性无法从其他健在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即便在最为法国文学界接受的那些人的作品中找寻，也是没有的吧。
分段注释：
[1]为纪念凡尔纳，朗格维尔大道(Boulevard Longueville)现已更名为儒勒·凡尔纳大道(Boulevard Jules Verne)。凡尔纳当时的住址是夏尔—杜波瓦路2号（2 Rue Charles Dubois)。
在小说家的居所
一面高墙沿夏尔-杜波瓦街而立，将路人与凡尔纳家的庭院和花园隔开。当你摇响那狭窄的侧入口的门铃，大门应着清脆的铃声被开启，此时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铺有石板的庭院里。正对面是厨房和配餐室；在左边可以看见一个栽种了不少树木的怡人花园；一排延伸得足有建筑正面长的宽阔台阶通向屋子的右侧。访客穿过一个满种鲜花和棕榈的、构成前厅的温室，进入会客厅[1]。这间屋子装潢豪华，摆放有大理石制品和青铜器，悬挂着富有暖色调的帷幔，另有几张极为舒适的安乐椅——房间的主人想必富有闲适，只是没有任何的特征体现其中。看上去它很少被使用，而事实正是如此。凡尔纳先生和夫人都是十分普通的人。他们对于充装门面满不在乎，对于安静舒适非常关心。除了在举办晚宴或是家庭聚会时，毗邻的大餐厅也极少被使用。小说家和他的夫人在厨房旁边的一间小餐室享用他们简单的饭菜。访客从庭院中定会注意到位于房屋远角的一座高塔。塔中的盘旋阶梯通往上面的楼层，它的最顶端是凡尔纳先生的私人空间。一段和旋梯一样铺有红色织物的过道，导引你与地图和航海图擦身而过，来到边上的摆放着简朴的行军床架的小房间。里面一张小桌子倚着一扇凸窗而立，上面放着一张剪裁整齐的稿纸。小壁炉的台架上立着两尊小雕像，一位是莫里哀，另一位是莎士比亚。他们上方挂着一幅描绘那不勒斯海湾游艇行驶的水彩画。凡尔纳正是在这间屋子里进行创作的。隔壁的大房间里面，被塞得满满的书架在天花板与地毯间矗立着。
谈及自己的工作方式，凡尔纳先生说道：“我每天五点之前起床——在冬天也许会迟些——我早上五点会坐在书桌前，并会一直工作到十一点。我写得慢而小心翼翼，写了又改直到每个句子都是我想要的样子。我在脑中常常事先准备至少十部主题和情节得到深思熟虑的小说，因此您可以想见，若我能活得那么久的话，我能毫不费力地完成我前面所提的八十部小说。不过校样才是我花时间最多的。校样不少于七次或八次我绝不满足，我改了又改，直到可以稳妥地说在最后的校样中已经几乎看不出初稿的任何一丝痕迹为止。这意味着金钱与时间的巨大牺牲，但我一直在尽自己所能构建形式和风格，尽管人们从未在这方面公正地评判我。”
我们一起回到了工业协会的那间屋子里。凡尔纳先生的一侧是一摞校样。“第六稿，”他说道——他的另一侧是一份我此前兴致盎然地看过的长手稿，“但是这个，”小说家又道，带着亲切的微笑，“不过是一份我将要在亚眠市议会上讲演的报告而已，我是那儿的一名议员[2]。我对这座城镇的事务十分关心。”
分段注释：
[1] 温室花园(le Jardin d'hiver)是凡尔纳在此租住时期(1882-1900年)的主入口。
[2]据Ariel Pérez查证，该报告名为《关于管理市剧院的报告》（Rapport sur l’exploitation du Théâtre municipal），在1894年1月17日的市议会上发表。按：目前可查到的确切报告名为《1894至95年度亚眠剧院之管理报告》(Rapport sur l’exploitation du théâtre d’Amienspour la saison 1894-1895)，与Pérez所指略有出入。
我此前请求凡尔纳先生谈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他回答说他将告诉我一些他自己此前未曾说过的事。我的第一个问题问及了他的童年与家乡，下面便是他的回答：
“我于1828年2月8日出生在南特，故而我今年六十六岁了，您让我谈的本应该是对暮年的印象而不是对童年的回忆。我们是一个十分快乐的家族。我们的父亲，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血统上的巴黎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教育上的[巴黎人]，因为他是生在布里，但在巴黎接受的教育。在巴黎他度过了他的大学生涯，获得了他作为律师的学位。我的母亲是下布列塔尼人，她来自莫尔莱，所以我是巴黎和布列塔尼的混血。”
这些细节从心理学观点上看来很有趣，并有助人们理解儒勒·凡尔纳的性格。他结合了愉悦和教养，以及林荫大道闲逛者的生活忭意——克拉勒蒂这样写起他：“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巴黎林荫大道闲逛者。”——喜独处，信仰虔诚，热爱大海和布列塔尼[1]。
“我有一个十分愉快的童年。我的父亲在南特是一位事务兼出庭律师，处在一个不错的财富地位。他是个有修养的人，有着不俗的文学鉴赏力。当诗歌创作在法国仍旧风靡的时候，也就是说，在1830年至1840年之间，他写有一些歌曲。不过他是个没野心的人。尽管他如果想让自己出名或许早就能以文字显达，但他回避了一切公开宣传。他写的歌仅在家里被唱出，很少有被印刷成文的。可以说我们很少有人是有野心的;我们尝试着享受生活并平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我的父亲在1871年去世，享年73岁。如您所知，他或许会曾这样说：‘在这个世纪诞生时我已经有两岁了’，这有别于维克多·雨果关于自己生日的著名言论[2]。我的母亲在1885年去世[3]，留下了32个孙辈，另外，若是算上那些表亲和嫡表亲，那么便有97个晚辈了。[她]所有儿女都活了下来；也就是说，死亡并未将五个子女中的任何一个带走。他们是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现在都还健在。在布列塔尼，人们体格健壮。我弟弟保罗一直以来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没错，我会说他不仅是我的兄弟，而且还是我最为亲近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我能记事的第一天。我们过去常常一起乘着漏水的小艇在卢瓦尔河上郊游，多棒的远足啊！我十五岁时，卢瓦尔河直至入海口的角角落落就已被我们全部探索完毕。不管小艇再怎么糟糕，也不管另外我们还会有什么危险，无疑就是行驶下去！我和保罗轮番当船长。不过两人里面保罗更加出色。您知道他后来加入了海军。要不是他是我们凡尔纳家的一员，他也许就此会成为一位显赫的军官——也就是说，要是他有一点野心的话。
分段注释：
[1]Sherard所指的评价当来自儒勒·克拉勒蒂(Jules Clarétie)所著《当代名人：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Les célébrités contemporaines,1883)，与正文所引略有出入。根据原文，克拉勒蒂形容凡尔纳“在心智上是一个彻底的巴黎人，在想象力上是一个世界公民”以及是[一个]“林荫大道闲逛者（即纨绔子弟或浪子）和隐士”。本文在很多细节的记叙上都与克拉勒蒂的该文有重合之处，或可认为谢拉德抄录了其中的小部分文字后以凡尔纳之口说出。
[2] 雨果出生于1802年。根据一份家谱显示，凡尔纳的父亲皮埃尔·凡尔纳(Pierre Verne)出生于1799年。
[3] 事实上应该是1887年。
“我在十二岁时开始写作。当时写的都是诗，而且也是很糟糕的诗。我依然记得我为父亲生日作的一份发言——在法国我们称之为‘compliment’——而得到赞许。我被如此赞赏，以致我感到相当骄傲。我记得即便在那时我就经常在创作、誊写和修改上花很多工夫，并且我自己对于我所做的从未真正满意。
“我想人们或许会看中我对冒险与大海的热爱，但这些是我后来头脑中[才有]的爱好。当然，当时我已经形成的写作方式接下来伴随了我一生。我认为我从未创作过粗糙马虎的作品。
“不，我不能说自己特别喜爱科学。事实上，我从未特别喜欢过[科学]；也就是说，我从未切实地从事过科学学习，也从未切实地进行过科学实验。但当我还小时，我曾常常热衷观察正在运转的机器。我的父亲在尚特奈有一幢乡村别墅，它位于卢瓦尔河河口，附近还有一家安德尔的国有机械工厂[1]。我每一次来到尚特奈都会进这家工厂，然后总共花上几个小时站在一旁看看运转的机械。这种喜好贯穿了我的一生。到现在我注视一架正在运行的燃煤机车上的蒸汽机时仍旧带着我在凝视一幅出自拉斐尔抑或是柯雷乔的名画时那样的乐趣。我对人类产业上的兴趣算得上是我个性上的明显特点了。事实上，这同我对文学的审美（关于这点我过后再说）以及我对美术的喜爱（我因此会去参观每一座博物馆和每一场画展）一样明显。但同时地，我在美好艺术中所能得到的欣悦感也常常促使我前去参观每一座博物馆和每一个画廊；没错，我会说是所有在欧洲略有影响的画廊。这家安德尔工厂，加上卢瓦尔河上的远足，再算上我草创的诗篇，便是我童年的三大乐趣及消遣。”
教育经历
“我在南特市立中学[2]接受教育并完成修辞学业后被送到巴黎学习法律。我最喜欢的研究一直是地理学，但在去巴黎时文学课题完全占据了我的精力。我深受维克多·雨果的影响，事实上，反复拜读他的著作令人兴奋。那时候我能够整页整页地将《巴黎圣母院》默背出来。不过给予我最大影响的还是他的戏剧作品。受此影响，我在十七岁的时候便写了数目可观的悲剧和喜剧，更不必提小说了。就这样，我用诗歌体创作了一部名为《亚历山大六世》的五幕悲剧，即教皇博基亚·亚历山大六世的悲剧故事。另外一部我当时创作的五幕诗体悲剧名为《火药阴谋》，以盖伊·福克斯为主人公。《路易十五时期的一出悲剧》是另一部诗体悲剧。至于喜剧，则有五幕诗体剧《欣悦的一天》[3]。上述的所有作品在我面前都是在极其专心及对风格的持久专注下完成的。我一直都在努力着探寻风格, 但人们却未曾为此给我认可和赞赏。
分段注释：
[1]安德尔镇(Indre,此处作Indret，疑系笔误)位于南特以西约8公里处，今属大西洋卢瓦尔省（Loire-Atlantique）。
[2]凡尔纳在此就读时（c.1843），该校名为Collège royal de Nantes（南特皇家中学）而非凡所提之Lycée de Nantes。该校今名为乔治·克里孟梭中学（Lycée Georges-Clemenceau）。
[3]该剧写成后未曾上演过。
“我作为学生来到巴黎时，适逢俊俏的女工和与她们所代表的一切[1]自拉丁区消失殆尽。我不能说自己经常出入很多同学的宿舍。因为，您知道，我们布列塔尼人氏族感很强，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来自南特、和我一起升学到巴黎大学的中学同学。他们几乎都是音乐家，而我自己那时也是个音乐迷。我懂和声学，我想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当时选择音乐事业的话，那么自己成功时碰到的困难会少很多。维克多·马赛和德利布，是我学生时代的两位朋友，我和他们都很亲近。我们过去习惯于以‘你’相称。他们我在巴黎结交的朋友。在我的布列塔尼朋友中有阿里斯蒂德·伊利亚尔，他是位音乐家，虽然赢得过罗马大奖的第二名，但他从不在人前抛头露面。我们过去常常一起合作。我创作歌词而他谱写曲调。我们创作的一两出轻歌剧得到了演出，还有一些歌曲[也得到了演出]。
“其中名为《桅杆水手》的歌曲[2]，曾一度为男中音夏尔·巴塔耶所演绎，当时十分流行。副歌部分我记得是：
“注意，
注意，孩子们，注意， 天湛蓝，海碧绿， 注意，注意。
“对于另一位我是在学生时结识的朋友，我们彼此友谊此后一直维系着。他就是勒罗伊，现任莫尔比昂议员。然而我最为感激且拖欠极深情谊的那位朋友，则非我在21岁初识的小仲马无疑了。我们很快便成了好友。他是最先鼓励我的人。我可以说他是我第一位保护人。近来我未尝见到他，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不会忘却他对我的善举及我亏欠他的深情厚谊。他将我引见给他的父亲[3]；他与我一道创作。我们共同担纲创作了一出名为《折断的麦秆》的戏剧，并在体育场剧院上演[4]；同样地还有三幕喜剧《十一天的封锁》[5]，它在轻歌剧剧院得到了上演。那时我还只能依靠父亲提供的微薄膳宿费度日，因此带着致富的美梦我来到了巴黎证券交易所做了一两笔投机生意。我得补充说我的梦想并未因此实现。不过我还是从对证券交易所后台的长期访问中获得了一些益处。正是在那里，我领会到了商业贸易的浪漫之处以及对于业务的狂热。我在自己的小说里常常描绘和使用到这些。
分段注释：
[1]根据英文维基，原文“grisette”比较通行的意义为“年轻漂亮的下层[裁缝或女帽制作]女工”，并带有一定的性的暗示。在19世纪中期巴黎颓唐的文化圈中，她们多与艺术及艺术界人物有一定的联系。此外她们通常以情妇和兼职妓女的身份出现。另“俊俏的女工”常作为颓唐不羁的亚文化圈的一部分在同期法国文学作品中出现。不少给予凡尔纳文学影响的作家，如雨果、乔治·桑以及迪·莫里耶(Du Maurier)都曾描绘过这一形象。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在其1842年发表的作品《玛丽·罗杰疑案》中就将纽约的一起谋杀案连同受害人转移到了巴黎。文中受害人Marie Roget的身份也被描述为grisette。提及俊俏的女工的消失（事实上她们并未远离拉丁区）以及下文中与巴黎学生的隔阂等或意味着凡尔纳在巴黎时期相当地孤寂。另据一封写于1855年的信件显示，凡尔纳或许去过剧院区的妓院。凡尔纳提及了妓院的细节，当可推断为是其本人的经历。(Butcher, 1992, 1998)
[2]据《当代名人：儒勒·凡尔纳》所载，这首歌曲（Les Gabiers）刊登在南特的《卢瓦尔河灯塔报》上一篇名为《一位老南特人的回忆》的文章中，日期是1883年7月7日。译者按：此处的刊登的非首印。
[3] 根据马戈特的说法(J.-M. Margot, 2005)，凡尔纳通过他的一位叔舅辈（译者按：这位“舅舅” 或可推测为Châteaubourg）结识了大仲马。
[4] 根据凡尔纳孙辈让的回忆，《折断的麦秆》(Les Pailles rompues)一剧最初在历史剧院(Théâtre Historique)上演而非体育场剧院(Gymnase)（参见让-儒勒·凡尔纳著《凡尔纳传》第七章：“借大仲马的一番好意，《折断的麦秆》于1850年6月12日在历史剧院上演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不过在次年伦敦《海滨杂志》女记者玛丽·白乐克对他的那份采访报道中，凡尔纳再次提到此剧时说道：“这个喜剧的名字叫《断草》（即《折断的麦秆》），曾在巴黎体育馆演出过。”（据黄新成译文）据Ariel Pérez的西译本注释，本剧的首演是在1850年的历史剧院，1868年在体育场剧院又曾有上演。然而译者查阅《儒勒·凡尔纳著作完整列表》中的本剧相关注释（该列表由Volker Dehs、Jean-Michel Margot 以及Zvi Har’El共同编写）后发现，该剧并未在1868年上演过。
按：2001年第11期《儒勒·凡尔纳杂志》(Revue Jules Verne)重新印行了该剧的剧本（第33-94页）；同期第11-24页刊载的由达希俄(Alexandre Tarrieu)所作的关于凡尔纳青年时期剧作之考证显示，《折断的麦秆》于1853至57年及1871至72年在体育场剧院上演，次数分别为45场和40场。或许因此体育场剧院给予凡尔纳的印象更深。
小仲马并未将本剧列为他本人参与创作的剧目，但凡尔纳在写给其父亲、日期为1850年6月28日（即本剧首演两周之后）的信件中提到，小仲马”拯救”了这部剧（或可理解为小仲马说服了他父亲——当时掌管着历史剧院的大仲马——接受本剧）。(Butcher, 2006)
[5] 据《凡尔纳传》，凡创作《十一天的封锁》的合作者更有可能是夏尔·瓦吕(Charles Wallut)而非小仲马。
“那时，我在证券交易所里做着买卖，与伊利亚尔共同创作着轻歌剧及小曲，和小仲马一起撰写着戏剧的同时，还会向各家杂志社寄去我的短篇作品。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家庭博览》上。在上面您可以看到一篇由我创作的、讲述一个疯子在气球上的经历的小说[1]。它首次显示了**后的小说范畴。我那时是抒情剧院的秘书，后来又担任佩兰先生的秘书。我喜欢戏剧以及和它相关的一切，而最令我享受的工作便是戏剧创作。
走上通往成功的文学道路
“我在25岁的时候写了第一篇科学小说[2]。那便是《气球上的五星期》，由赫泽尔于1861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里我打断了凡尔纳先生，说道：“我希望您告诉我，您是如何写这部小说的，您写此书的缘由以及您为此做的准备工作。您有操纵气球的知识和一些经历吗？”
“一点也不，”凡尔纳先生回答道，“我并没有把《气球上的五星期》当作一部关于气球的小说来写，而是把它当作一部关于非洲的小说。我对地理和旅行一直深感兴趣，同时我又想给非洲一个传奇浪漫的描述。而当下，除了气球没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带我的旅行者们穿越非洲，这就是我为什么引入了气球的原因。那时我还未坐过气球升空。事实上，此生我只进行过一次气球旅行。那是在亚眠，距离我那部小说成书已经很远了[3]。由于刚开始的小小不幸，这只是‘气球上的三刻钟’。气球飞行员戈达尔在气球升空时正在亲吻他年幼的儿子，后来我们只得带上这个孩子。气球重得无法飞远。我们最远到达了朗格，就是您来这路上所经过的那个连轨处。我可以补充说从我写这部小说直到现在，我对有一天气球方向能**纵依然没有信心。除非是在一个极其凝滞的大气环境中，比方说像在这间屋子里。气球怎么可能被制造得能够抵挡速度达到六米、七米或八米每秒的气流呢？这不过是个梦。所以我相信若是这个问题有一天能够被解决，那么将是通过一种比空气重的机器解决。它遵循着鸟类的飞行原理——它们虽比自己所依借的空气重却能够飞翔。”
分段注释：
[1] 《墨西哥海军的第一批舰队》(Les Premiers navires de la marine mexicaine)实际上才是第一篇，这里提到的《空中悲剧》是第二篇。
[2] 实为35岁（更精确而言则当为34岁），盖《气球上的五星期》首次发表于1863年前后。本书的法文初版并未标明确切日期。
[3] 那是在1873年9月，下文疑为口误，盖事后凡尔纳以此经历写成的散文题为《气球上的24分钟》（已有中译本）。
“您并没有科学研究作为[写作的]基础？”
“确实是的。我得承认我从未研究过科学，尽管我在阅读过程中采撷了数量可观、后来派上用场的琐碎材料。我可以告诉您我是一个向来读书时笔不离手的优秀读者。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那个人[1]一样，我常常会随身带个笔记本，我感兴趣的或是我的书可能用得上的一切内容我都会匆匆记下。关于我的阅读习惯我给您说具体一点吧：每天用完午餐来到这里之后，我会立刻投入工作，浏览15种不同的报刊——一直都是这15种。每一份的内容我都细心留意。一切我读到的的有趣内容我都会记录下来。接下来我会阅读一些期刊，诸如《蓝色杂志》、《粉红杂志》、《两个世界杂志》、《宇宙》、蒂桑迪耶的《自然》和弗拉马里翁的《天文学》[2]等。我也会通读来自各科技学会的会刊，尤其是来自地理学会的刊物。请注意，地理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研究课题。我有邵可侣的全部作品——我非常敬仰爱利赛·邵克侣[3]——我也有阿拉贡的全集。作为一个非常细心的读者，我反复阅读那份登载了一系列游记、被称作《周游世界》的汇编。就这样，我积累了成千上万条各方面的笔记。现在我家中还有至少两万条以上尚未使用、可以在我的作品中得到利用的笔记。其中有一部分笔记是我在和人们交谈后记录下来的。如果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是他们所熟知的，我乐于倾听之。
分段注释：
[1] 或指匹克威克先生，参见狄更斯著《匹克威克外传》(据Peréz西译本注释)。原文为"that person in Dickens"。国内有传记译本将之误译为”狄更斯本人”；在鲍卓贤(W. Butcher)发表于《凡尔纳协会会刊》上的法文译本中，由于编辑的改动，此处作"personnage de Dickens"（狄更斯笔下的人物）而非鲍所采用的译辞"personne de Dickens"（狄更斯笔下的人）。鲍博士认为两者虽然只有若干字母之差（译成中文后只有一字之差），但或许改动后一个隐喻义就因此被抹去：对于凡尔纳来说，艺术的现实性高于现实本身，而文学中的人比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更具生命力。(Butcher, 1994)
[2] 《蓝色杂志》，即Revue Bleue，其正式名为Revu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政治及文学杂志）；《粉红杂志》，即Revue Rose，其正式名为La Revue scientifique（科学杂志）。两者均因其封面颜色而被呼以相应的别名。
[3] 爱利赛·邵克侣(现代译名埃利泽·勒克留，Élisée Reclus, 1830-1905)，19世纪法国著名地理学家，同时亦因其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而闻名。作为凡尔纳的朋友（尽管两人有否谋过面学界尚存争议，另外两人在巴黎公社时期持有相反的政治立场，但显然两人在地理学以及世界语上有着共同志趣），邵克侣的地理学著作(以《新世界地理》(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1875-94))为代表着实为凡尔纳中后期的创作（1870年代中期及以后）提供了极有用的素材。据部分研究者提供的信息(如E. Marcucci)，在创作《米歇尔·斯特罗哥夫》(Michel Strogoff,1876)期间，凡尔纳经由邵克侣从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 Kropotkin)处获得了不少有关俄国的地理及政治上的文件。
据认为(Michel,1993)，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1868)中，地理学家巴加内尔(Paganel)的名字(Jacques Éliacin)或是凡尔纳向邵克侣(Jacques Élisée)致意的表现。不过凡尔纳对邵克侣的直接提及直至1885年的《桑道夫伯爵》(Mathias Sandorf)才开始出现。根据迪皮伊(L. Dupuy)的统计，之后凡尔纳在其9部著作中共28次提及了邵克侣。(Dupuy, 2006)
科斯特洛(P. Costello)在其所著的《凡尔纳传》(1978, 中译本:1982)中提出假设，认为凡尔纳将邵克侣作为其《约纳丹号历险记》(Les Naufragés du “Jonathan”, 1909)中具有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主人公之原型，并给出了略显附会的佐证（这一观点直至2004年依然有学者提及）。1985年该作未经凡尔纳之子米歇尔改写的原稿得到出版；在其后的版本中(Gallimard, 1999)，迪马(O. Dumas)在其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主人公的原型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位辞位归隐化名为Johann Orth的奥匈帝国大公(1852-?)。他在1890年于合恩角附近失踪。
凡尔纳在此处说他有邵克侣的全部作品，这或许是不确切的。根据Volker Dehs的说法，凡尔纳在其私人图书室里并无邵克侣的《新世界地理》，但他常去亚眠工业协会的图书馆查阅这部著作（尽管那里亦无此著全集）。凡请求补齐剩余著作，但在1890年被管理委员会以财政不支为由拒绝。(Dupuy, 2006)
“您是如何在未做任何科学研究之下做到您业已完成的一切的呢？”
“我有幸在一个各类辞典俱备的时刻出生。我只需在我的辞典里查阅有我所需信息的主题，之后便可以找到它。当然，在阅读过程中我个人也积累了大量信息。如我前述，我脑中盛着大量科学方面的零碎信息。正是因此，当我某天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里面读着《世纪报》，看到上面一则关于有人可以在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消息后顿时便能够想到，我可以利用经线的差异让自己笔下的旅行者在他的旅途中赚进或失掉一天[1]。故事结局就此觅得，但我把整个故事付诸笔端则是在很远以后了。我有时会让自己的构想在头脑中存放好几年——十年，有时十五年——在我将它们描绘出来前。
“我的旨意就是去描述整个地球。不光是地球，还有宇宙，因为我已有数次在小说中将我的读者带离地球。与此同时，我也在尝试着实现风格之美这一崇高理想。有人说探险小说是不可能有风格的，但这是错误的；尽管我承认去写这样一部文体出色的小说着实要比写那些时下流行的人物研究困难得多。我得说——”话及此处，儒勒·凡尔纳微微提起他宽阔的双肩——“我不是非常推崇心理小说[2]，因为我不知道小说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也不能说自己崇拜所谓的心理小说家们。这里我并不是指都德和莫泊桑这二位先生。对于德·莫泊桑我致以最高的敬意。他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有着上天赐予的才华，能够创作一切。他写文章就和一棵苹果树长苹果那样自然而容易。不过我最喜爱的作家是且一直是狄更斯。我认识的英文单词不会超出一百个，所以我只能通过译本来读他的作品。但我得向您声明，先生”——凡尔纳将手搁在了桌子上，强调道：“狄更斯的全部作品我至少细读了十遍。我不能说相较于德·莫泊桑，我更倾向于狄更斯，因为他们两位之间没有可比性。可是我无比喜爱他。我即将发表的小说——《小把戏》——将会证明这一点并对他致以谢意。我也是库珀小说的大崇拜者。他至少有十五部小说认为我是不朽的。”
分段注释：
[1] 纵观凡尔纳所有的解释，我们或许很难真正地明晰事实——尽管凡尔纳把同样的一番话在各路记者面前复述了一遍又一遍。《八十天环游世界》的主体内容可能来自著名的库克旅行社刊登在《世纪报》上的一则旅游广告（参见布里松(Brisson)在1898年的记述：“正是一则库克旅行社的广告使[凡尔纳]开始构思起《八十天环游地球》来。”），但部分细节以及构思则可能另有出处。如法籍丹麦裔地理学家布兰(Brun)父子的著作以及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 Poe)1841年的作品《一个星期的三个星期天》等等。
[2]心理小说的创作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西欧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当与传统的“情感小说”有所区别）。相较于情节、地点及社会历史背景等外部环境的刻画，心理小说更注重人物内部（性格或心理的）塑造/描绘/分析。这里提及的心理小说家及心理小说似乎是在暗指左拉(E.Zola)以及于斯曼斯(Huysmans)及其作品。不过左拉的作品更大范畴上应当属于自- 然- 主- 义流派。于斯曼斯则只是在其早期作品中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而凡尔纳小说的创新之处则是摆脱了传统家庭情感小说的桎梏(Butcher,1992, 2006)。凡尔纳通常不对作品人物进行心理塑造，而是利用其早年在轻歌剧院的见习经历，着重强调角色的戏剧性和虚构性并对其做夸张化或简单化处理(Unwin,200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凡尔纳小说描述的同类相食现象在当时是被纳入心理学或社会学甚至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范畴的(Butcher,1990)。
天才作家的自我不满
接下来，凡尔纳像是在自言自语中补充道：“每当我抱怨自己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不被认可时，小仲马便常常这么对我说：‘你真应该是个美国或是英国的作家。当你的书被翻译成法文后，你便可以凭此在法国获得极高名望的同时被你的同胞们视为最伟大的小说大家之一。’但事实上，在法国文坛我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仲马在15年前就提名让我进法兰西学院。我那时在学院里还有一些朋友，像拉比什、桑多[1]还有其他几位。当时看来我入选学院同时我的作品得到正式承认是有一些希望了。但这从未实现过。现在，每当我收到来自美国的署有‘致法兰西学院的儒勒·凡尔纳先生’的信件时，我只能对自己报以淡淡一笑。从我被提名那天算起，法兰西学院至少又进行过42次选举。可以说，迄今整个学院的人事都得到了更新。可我就这么被忽视了。”
凡尔纳先生直至此刻才道出那些话；它们因其意味深长而被我放在了本文开首处[2]。
为了转移话题，我请求这位大师谈谈自己的旅行经历。他回答道：“我以乘快艇游览为乐，不过也会留意着为我写书收集些信息。这是我一直以来关切的事，每部小说的创作都能从我的出游中获益。因此，在《一张彩票》中便可找见根据我在苏格兰及爱奥纳岛和斯塔法岛之旅中的个人经历同观察所成的叙述[3]；里面也有我们在1862年那次挪威之行的记述。当年我们启程自斯德哥尔摩，沿运河上溯97道船闸来到克里斯丁亚那，我们在汽船上那三天三夜的旅程奇妙非凡。我们乘马车到访了挪威最荒芜之域，泰勒马克；我们还去观赏了高达九百英尺的盖于斯塔瀑布[4]。《黑印度》讲述了我在英格兰的旅行和对苏格兰湖泊的拜访。《漂浮的城市》取材于我在1867年搭乘大东方号前往美国的旅行。那年我乘船到纽约，造访了阿尔伯尼和尼亚加拉并有幸高兴地目睹了冰封时的尼亚加拉瀑布。那是在4月14日，可以看见湍急的水流倾注进冰层豁口里。《桑道夫伯爵》来源于一次自丹吉尔至马耳他游艇航行。我的儿子米歇尔同他母亲以及叔父一起，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艇 ‘ 圣-米歇尔号’上与我同行。在1878年我进行了一次颇为有益极为愉快的游艇航行。拉乌尔·迪瓦尔，小赫泽尔还有我的弟弟 [保罗]和我一起去了地中海。旅行是我人生的一大乐趣，但很遗憾的是，由于1886年的那起意外事故，我被迫放弃了这一爱好。您知道我的那个伤心故事吧。我的那个侄子很敬爱我，我也很疼爱他。那天他来亚眠看望我。在喃喃了一些疯话后他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向我开了火，击伤了我的左腿，使我终身致残。伤口从未愈合，子弹也未被取出。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失去了理智，声言他做这些是为了使人们关注我对进入法兰西学院的诉求。他现在在一家疗养院里，不过我担心他再难治愈了。这给我造成的巨大遗憾主要是我再也去不了美国了。我本可能在今年去芝加哥的[5]，但看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那依旧开裂的伤口的份上，这是不大可能的了。我深爱美国和美国人。既然您在为美国写这篇报道，请一定代为转达，如果他们喜爱我的话——我十分清楚他们喜爱我，因为我每年都会收到成千上万封寄自合众国的信件——我会用整颗心回馈他们的爱戴。唉，要是我能前去见他们的话，我的人生也会增添极大的快乐！
[1] 原文此处作Sandoz。据Butcher和Dehs的查证，凡尔纳所指实应为Sandeau(Jules, 1811-83)。不过这两个人名的中文译名都作“桑多”。
[2]即本文开篇的“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法国文学界有一席之地”等话。孔佩尔的法文译本因此将本文开首段移至此处。
[3] 此处对应有误。或可认为是谢拉德记录错误。也有可能是凡尔纳的口误。凡尔纳的苏格兰之旅为他后来创作《绿光》(Le Rayon vert)以及《黑印度》(Les Indes noires)提供了灵感和素材。而《一张彩票》(Un Billet de loterie)则是受到凡1861年北欧之旅的启发（详见注释30）。
[4] 实际上，凡尔纳此次挪威之行是在1861年。他当年的两位旅伴均在本文有提及。一位是勒罗伊，另一位是伊利亚尔。
克里斯丁亚那，奥斯陆的旧称。泰勒马克在文中作Tolemark；实应作Telemark。此处当系谢拉德之笔误。“马车”在原文中为carriage；然在1886年出版的《一张彩票》中，凡尔纳使用了挪威语kariol（原文如此；正确的拼法应当为karjol）来特指挪威式的马车。当提及泰勒马克的美景时，凡尔纳直接以作者本人的身份进入到作品中。他写道：泰勒马克......作者曾有幸去拜访过。他坐在驿站马拉着的kariol上游览......（见第二章）此外，盖于斯塔在文中作Gosta；实应作Gausta。另，所谓的“盖于斯塔瀑布”并不存在。Gausta是泰勒马克一座山峰的名称。凡尔纳所指的瀑布，当为尤坎瀑布(Rjukanfossen)。
[5] 1893年芝加哥召开了世博会。
“尽管我小说中绝大多数的地理内容取自我个人的观察，我有时候也得依靠阅读来充实自己的描写。在我前面提到的那部即将发行的《小把戏》中，我讲述了一个孩子在爱尔兰的冒险经历。我从他两岁写起[1]，叙述了他直到十五岁的生活。他彼时已经让自己和朋友们发了财。这是个奇特的结局，不是吗？他环游了整个爱尔兰，而我却从未去过爱尔兰，我对里面风景和方位的描写全部取自书本。
“几年来我会提前把书写完。下一部小说，也就是将在明年发表的小说——它的标题是《昂蒂菲尔师傅奇遇记》——已经完全写好了。这是个探宝故事，它的情节围绕在一个很古怪的几何问题上。目前我正忙于准备一部将在1895年发表的小说，不过对它于我还说不出什么来，因为它还尚未成型。我偶尔也写一些短篇故事。在下一份《费加罗报》圣诞节专号上就会刊登我的一篇故事，名为《升D调先生和降E调小姐》（升D调和降E调，如你所知，在一架钢琴上正好是同一个音键）。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音乐知识在里面派上了用场。一个人所学的一切都是能被利用起来的。
“和您一样，人们也常常问我这个本性上如此彻底的巴黎人为什么定居亚眠。是的，因为正如我前面和您说的，我身上流着布列塔尼的血液，我喜欢镇静和安宁，没有什么能比过隐居生活更让我快乐的了。在宁静中工作学习的生活使我愉快。我第一次来到亚眠是在1857年[2]，在这遇上了那位现在是我夫人的女士，她当时是一位寡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被称作德·维亚纳太太[3]。从此以后家庭纽带和此地的安宁将我和亚眠联系了起来。这是桩好事，正如赫泽尔曾和我说的，我若是住在巴黎将会至少少写十部小说。我十分享受在这里的生活。我已经和您谈了我如何在上午工作及如何下午阅读。我也尽我所能地锻炼，因为这一直是拥有健康以及力量的秘诀。我依旧非常热爱戏剧艺术；不论何时，只要有剧目在这里的那家小剧院里上演，您总是可以在凡尔纳夫人和她先生的包厢里面找到他们。那几天里我们会在大陆旅馆里用餐，以便 [在晚上]出去散心并让我们的仆人得以休息。我们的独子米歇尔现在住在巴黎。他在那里结婚生子，能干地创作着科学题材的文章。我只有一只宠物；您已经在我家的那幅照片上看到过它的样子了；我的这条亲爱的老狗名叫福莱。”
分段注释：
[1] 在后来正式出版的单行本里，小把戏出场时的年龄是三岁。
[2] 实际上是1856年。
[3] 原文如此(Madame de Vianne)。德·维亚纳(正确的拼法应当作de Viane)是凡尔纳夫人娘家的姓氏；她当时的夫家姓氏是莫雷尔(Morel)。所以她彼时应当是莫雷尔太太。
酬报过低的作家
我接下来问了凡尔纳先生一个虽显轻率但又似必要的问题。我先前听说他凭自己的杰作所得到的收入比一个普通记者所挣的还少。我从可靠处听闻，他一年所挣的钱平均下来不会超过五千美元。凡尔纳先生说道：“对此我什么都不想说。我的第一批书只卖得它们价值的十分之一，里面还包括了我为最成功的那批作品；这是真的。不过在1875年之后，也就是在《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发行之后，我的写作协议得以改动，我因此能够从自己小说的收益中得到一个公平的份额。但我没有在抱怨。我的出版商若也能赚到钱一切会更好。我当然会后悔自己没能为自己的作品签更好的协议。因为《[八十天]环游地球》光在法国就售得一千万法郎，《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则有七百万，而我所得的远远少于我应得的份额。可我不是，也未曾是一个光知挣钱的人。我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艺术家。我为追寻理想而活，为一个灵感而颠狂，为写作品而迸发热情。当我的作品完成后，我会将它置在一旁，全然忘却它以致于我常常会在自己的书房坐下，拿出一部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并津津有味地读起它。来自我的同胞们更多一点的公正评价，对我来说，比每年我写的书在实际给我的之外还应再给我的那几千美元珍贵百万倍。这便是我目前遗憾，且将一直遗憾下去的原因。”
我扫了一眼那枚红玫瑰状的荣誉军团军官勋章，它被带在这位大家那件简朴蓝夹克的纽扣眼上。
“不错，”他说，“这算是某种认可了。”接着他笑道：“我是那个王朝所授勋的最后一个人。在给我的敕令签下两个小时后，那个王朝便不复存在了。将我晋升至军官勋位[的法令]在去年的七月经签字后生效[1]。和不渴望金钱一样，我也不渴望得到授勋。[我渴望的是]人们能看到我所做的和试做的，而不是把一名艺术家轻视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是一名艺术家。”儒勒·凡尔纳重复道。说着他站直了身子，稳稳地踏在了地毯上。
“我是一名艺术家。”儒勒·凡尔纳说。对美国而言，只要继续读下去，她终将回应于他。
（完）
[1] 1892年7月24日，鉴于其撰写长篇演讲报告并定期出席市委员会会议，凡尔纳由荣誉军团骑士勋位被晋升为军官勋位。(Compère, 1984; Butch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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