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的喜剧成就

莫里哀主要生活在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时期，那是一个“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时代。虽然当时强调国王意志有对抗教权的一定目的，而且也确使长期陷入宗教战乱的法国得到暂时宁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但“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致使一切都听命于宫廷。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法兰西学院就是着眼于文化和文艺规范而成立的一个官方机构。古典主义趣味成为那个时代的文艺时尚，十九世纪的人们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流派而冠之以“古典主义”的尊称，实际上它当时并无自觉明确的创作纲领或团体。因文艺复兴的余波和笛卡尔哲学的影响，那时的作家多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以此为旨衍生出崇尚“自然”和“理性”、重视规则、运用民族规范语言等创作主张。但是，具体到创作实践中则不尽然。从舞台演出起家的莫里哀就质疑道：“如果照法则写出来的戏，人不喜欢，而人喜欢的戏不是照法则写出来的，结论必然就是：法则本身很有问题。”

虽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等人的创作情形各异，但究其成败的因素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他们的成名得意与背运失宠都与宫廷分不开，因为“在路易十四时期，住在外省是不会有所作为的，有才能的人都为宫廷效劳”；“黎世留的杰作——法兰西学院，对所有的作家都有诱惑力。他们……都在追求国王的丰厚年金”；而且“对文艺保护的制度化从来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程度”。可以这么说，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只有官方承认的艺术才有可能取得主流地位，才有机会合法地传播开来、留存下来，以至于后世能用“古典主义”为那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集体命名。“在法国十七世纪，戏剧虽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依然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分裂为几派的“法国天主教……在反对戏剧，特别是喜剧上，……意见几乎完全一致，……都把戏剧看成伤风败俗的媒介。”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上流社会人士常到剧场去看戏，而在此之前，看戏只是市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再后来，雅士名媛们甚至“把到剧场去看戏当作高尚的娱乐和社交手段。”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转变与路易十四的个人喜好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他爱好宫廷喜庆和热闹场面，鼓励戏剧创作”；美国学者菲拉普·李·拉尔夫等人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之“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一节中这样写道:“他可能比近代早期的其他任何统治者都清楚地认识到，戏剧效果作为建立权威的一种手段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由此看来，路易十四对戏剧的热衷，恐怕不是一般的“玩票”性质；在粉墨登场的即兴表演中，潜含着某种微妙深长的政治心理。莫里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喜剧生涯。

在莫里哀的诸多作品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大概就是讽刺性的理性喜剧《伪君子》（又译作《达尔杜弗或者骗子》、《答尔丢夫》）。富商奥尔贡在教堂巧遇形容枯槁的达尔杜弗，为其虚假的虔诚所触动，把他领回家中。笃信宗教的奥尔贡及其母亲白尔奈耳夫人，一时对达尔杜弗供若神明，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奥尔贡强迫女儿毁掉婚约，嫁给达尔杜弗，并立下字据，要把全部的家产送给他，最后，还把一个政治秘密也告诉了他。谁知这个“上天意志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不但想夺得奥尔贡的家产，还想占有奥尔贡的妻子。这一切，最先被女仆道丽娜察觉。为了让奥尔贡觉悟，她与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妻舅克莱昂特等设下圈套：事先把奥尔贡藏在桌下，让艾耳密尔约达尔杜弗单独见面。结果，奥尔贡亲眼看见了达尔杜弗对自己妻子的放肆，怒不可遏，立即叫达尔杜弗滚蛋。但达尔杜弗却逼迫奥尔贡搬家，声称自己是奥尔贡全部家产的主人，并到国王那里告发奥尔贡窝藏一个叛逆者的黑匣子，欲把奥尔贡置于死地。幸好国王对达尔杜弗早有觉察，奥尔贡被赦免无罪，达尔杜弗锒铛入狱。

《伪君子》是莫里哀喜剧中功力最深、影响最大的一部，莫里哀为它花费了整整五年时间、三易其稿；为了争得它的上演权，莫里哀亲自为该戏写了序言，并且三次上书陈情路易十四。就此，有人说《伪君子》的创作和演出是莫里哀与“太阳王”在艺术与政治的“共谋”，“像《达尔杜弗》之类干预时事的讽刺力作，则不能完全排除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中某种程度上的‘遵命’。”《伪君子》又是莫里哀创作中战斗性最强的一部作品，它通过达尔杜弗的丑陋表演，对邪教士的伪善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这部喜剧在艺术上充分体现了古典主义戏剧的原则，它结构严谨，矛盾集中尖锐，层次分明。譬如，按照“三整一律”，剧中地点安排在奥尔贡家就不能改变，而莫里哀能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大密斯藏在套间，奥尔贡躲在桌下，都是对于剧情发展有着关键意义的情节，达尔杜弗的求爱和艾耳密尔的巧计，离开这个室内环境就无法令人相信。另外，《伪君子》的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点墨成金的特点，譬如道丽娜的明晰、朴素、生动，达尔杜弗的矫饰、造作、词藻堆砌等等。古典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弊端被后世所批判，比如有人说它脱离历史和现实生活，但莫里哀却是个例外。正如余秋雨所说:“某一时代的戏剧作品要延续到另一个时代，就必须叩开那个时代千万观众心灵的门扉，被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所接纳。人们的心理结构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因此从根本上说，广大观众总是有接纳以往时代一切具有真正美学生命的戏剧的可能的。”任何有意义的、优秀的东西都属于任何时代和所有的民族，莫里哀能受到人们一致的评价和尊敬，能给人带来欢乐和启迪，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伪君子》以其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它不仅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欧洲贵族时代喜剧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在欧洲戏剧史上，莫里哀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戏剧家，他把欧洲的喜剧提高到真正近代戏剧的水平；莫里哀的原创性在于从闹剧发展出了一种批判性的喜剧，有意表现一些身心残缺的形象，展现了放纵意志的阴暗喜剧，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前进道路。意大利喜剧家哥尔多尼、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等都是直接效法莫里哀，写出了富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哥尔多尼为此而被誉为“意大利的莫里哀”；巴尔扎克的作品与莫里哀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歌德、雨果、果戈理、托尔斯泰、肖伯纳等也都把莫里哀当作他们学习的榜样。莫里哀的喜剧之所以能够饮誉全世界，在于他的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却又能超越那个时代，在于其对于人性的深度思考和对人物描写的准确把握，并能够符合广大观众的需求。可以说，莫里哀喜剧的艺术魅力并没有随着法国古典主义的消逝而成为过去，其民主内容和倾向给死气沉沉的古典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也因为莫里哀在剧作中取笑教士、攻击教会，所以在教会的干涉下他死后的多年里竟无一个合适的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