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是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在国土面积上,爱尔兰是一个不大的国度,然而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它却是举足轻重的。无论是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叶芝和希尼,还是以晦涩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著称的小说家乔伊斯,或是以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轰动世界的贝克特,甚至是革命时代家喻户晓的小说《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或是擅长织锦画一般的绵密语言的约翰·班维尔,或是新生代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和克莱尔·吉根,爱尔兰文学总是一再令我们惊讶、难以忘怀。现在,我们又遭遇了一个新的名字:威廉·特雷弗,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通过一系列卓越的作品早已将自己铭刻在了爱尔兰的文化记忆中。
尽管特雷弗写过近二十部长篇小说,但是,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他主要还是一名短篇小说家。比如,他的名字就常常与契诃夫联系在一起。就像契诃夫一样,特雷弗忠实地记录着20世纪那些卑微的人物,那些失败者、不幸的人,那些忧伤的男女、午后情人和失意的老处女,那些潦倒的返乡者、迷茫的司机和酒徒。他以谦虚的目光凝视着这个时代,用温和的语句记录着生活,他被称为“爱尔兰的契诃夫”。他赞同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的一句话:“短篇小说是关于小人物的。”虽然从二十多岁开始,特雷弗就移居英格兰,他的创作却忠诚于自己的祖国,他一直自称为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作家,就像乔伊斯和贝克特一样,他选择以自我流放的方式回望故土,以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地眺望爱尔兰的地理、历史和生活,他写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爱尔兰、都柏林或偏僻的山区。正如他出版于1986年的短篇集的书名所显示的,他写的是“来自爱尔兰的消息”,虽然他采取的是“爱尔兰之外”(1992年的短篇集的书名)的视角。但有时候,距离带来的恰恰是亲密和深入。他曾说过,“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解它。”“许多作家得益于流亡。”他正是这么做的。
他的早期作品混合着眼泪和微笑,有一种扭曲的幽默。
特雷弗原名威廉·特里弗·科克斯,1928年生于独立后的爱尔兰,家乡是南部科克郡的米德尔顿镇,他的许多小说以这里为背景。他出身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家庭,而爱尔兰主要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使他成为一个“局外人”,在他早年的小说中,新教土地拥有者和天主教房客之间的冲突是常有的主题。
由于父亲在银行任职,他的童年迁移不定,换过13所不同的学校读书。这种流动的生活给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痛苦,但也滋养了对生活的敏感和想象力,这一切后来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的小说题材广泛,人物千变万化,小说本身也具有流体一般的舒畅与澄澈,并潜藏着人性的矛盾、冲突与危机。
1942年至1946年,特雷弗就读于都柏林圣科伦巴学院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950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找工作的日子是艰难的,不久在爱尔兰北部一所学校,他获得一份教历史和美术的教职。
最初工作的日子,特雷弗对写作并没有兴趣。1952年他和妻子来到英国。先教书,然后从事雕塑创作,并在此时慢慢开始了写作。1960年,他又迁往伦敦,改行写广告文案。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必须挣足够的钱养家。在这个期间,以写作广告为掩护,他用公司的打字机开始偷偷写作短篇小说。到1964年,在伊夫林·沃的促成下,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老哥们》,并一举获得当年的霍桑顿奖。这激励了特雷弗,使他决心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把《老哥们》视为第一部严肃的作品,它写的是一帮世故的老人相聚在一起,推选下一任老校友委员会会长,小说以精确敏锐的笔触探索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讽刺了他们的虚伪、无聊和钩心斗角。在《老哥们》之前,他曾出版过一本不成功的《行为准则》。
特雷弗很早就是一名优秀的读者,不过,很小的时候他却喜欢读惊悚小说和侦探小说。十岁时,他希望以后能写作惊悚小说。后来,阅读乔伊斯改变了他的目标。乔伊斯尤其是其短篇小说对特雷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以具有隐喻能力的事物去书写人所处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语境,以隐幽的笔法关注宗教、历史、文化、阶级之间的界限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如今,他崇拜的作家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和厄普代克,尤其是他们的短篇小说。
童年的阅读记忆深深地嵌入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使他早期的小说成为了一种黑色喜剧,具有混合着眼泪与微笑的“扭曲的幽默”。小说《奥尼尔旅馆中的艾克道夫》中就有一个孤僻而饶舌的女巫般的人物艾克道夫太太。他还有一部分小说擅长运用哥特元素探索恶的本性以及恶与疯狂的关系。他通过这些手法去写那些与环境难以协调的人们,虽然,很多时候,人物的扭曲程度和故事情节显得有些夸张,比如短篇小说《房客》写房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却引入了一场离奇的公寓纵火案。
从批判到怜悯,写出普通人那种表面含而不露的不幸。
特雷弗的作品三次获惠特布莱德奖,五次提名布克奖,也是近年来诺奖热门的竞争者。他的小说《幸运的傻瓜》和《费利西亚的旅行》分别于1990年和1999年被搬上过银幕。
1950年代他移居英国德文郡。这是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乡。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特雷弗和妻子简依然居住在乡间一所维多利亚式农舍中,自嘲过着“无名的裘德”的生活。他至今笔耕不辍,2007年出版短篇集《纸牌老千》,2009年又拿出长篇小说《爱情与夏天》。对于栖居地的选择已经透露出作家对小说的期待,他的小说越来越流露出乡村一般的宁静,将人物起伏的命运潜藏于波澜不惊的笔触之中,令人想起英国诗人奥登的诗句:“到晚年他度入了异常的温和。”
如今,他越来越表现出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从批判走向怜悯,意味着一个作家正在走向最终的完成。时间和记忆逐渐成为塑造他笔下人物的主要力量。他中后期的小说具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以更为开阔的小说空间容纳了充满不稳定性的现代生活的碎片,他的小说开始变得很不完整,犹如随意撷取的路边的石子和花草,犹如突然涌现的大海中的碎浪。他曾说过,“短篇小说是瞬间一瞥的艺术。”这样的故事充满了神秘性和韧性,他并不试图解释生活,甚至是人性中那些幽暗甚至有害的部分,也没有立即作出道德上的判定,他只是在以谦逊的态度呈现人类关系的偶然形态。两个人的相遇产生了特别的故事,特雷弗写的就是人们的相遇、面对和离别。他试图在最平静的表面中考量人性。他的小说出现了越来越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正如他在《纸牌老千》中所说的,他的小说的主人公“使人想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一种表面含而不露的不幸。”这位当代的契诃夫为20世纪普通的、缠绕于生活的人们描摹出了令人难忘的身影。事实上,后期的特雷弗,与其说是爱尔兰的契诃夫,还不如说是爱尔兰的菲茨杰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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