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

感伤主义文学源于十人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英国产业革命加紧进行时人们那种低落、悲观、压抑、失望情绪的反映。英国诗人E·扬格的长诗《哀怨，或关于生命、死亡和永生的夜思》 （简称《夜思》）和英国诗人T·格雷的《墓园哀歌》、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作家卢梭的 《新爱洛绮思》均是轰动欧洲的感伤主义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带着浓厚的感伤情绪或沉溺于宇宙幻灭的痛苦之中，或表现出了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同情，批评了社会上层人物的傲慢和奢侈，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生而平等的思想。

与古典主义迥异，这一流派的作家反对对理性的崇拜，他们不去歌颂贤明的君主和建立伟业的英雄，而着重表现普通人，如产业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抒发自己对他们的情感，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这是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反映，也是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在艺术特征上，感伤主义文学作品比较注重人物的心理刻划，作者的笔触往往随主人公的情感活动而起伏，叙述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人物的性格较之于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加有个性、更加丰满。他们所运用的文体，是最便于抒发作者主观感受的书信体、旅行记或哀歌等。一般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感伤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浪潮必不可少的准备。

十八世纪末，感伤主义传入俄国并找到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卡拉姆辛。可以说，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别林斯基曾评论他“开辟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新的时代……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新思想境界”。

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卡拉姆辛 （1766—1826）出生于萨马尔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就读于莫斯科的寄宿中学，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1758—1789年间，他曾加入了莫斯科的共济会，编辑刊物《儿童智育读物》 （1785—1789），1789—1790，卡拉姆辛游历了德国、瑞士、法、英国等西欧国家。1791年至1792年间，他主持了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发表他的名作《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和小说《可怜的丽莎》、 《贵族女儿娜塔丽娅》等。

《莫斯科杂志》是卡拉姆辛宣传感伤主义的阵地，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确立了感伤主义这个俄罗斯文学的新倾向，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进行了挑战。就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而言，不论是取材、选择的描写对象和塑造人物的方式，都是感伤主义文学主张的实践。与文学活动相呼应，1801—1802年间，卡拉姆辛还主办了政治性文学刊物《欧罗巴导报》，在这一杂志上，他发表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美学纲领，即文学应当有助于培养国民的道德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卡拉姆辛的文学作品中，《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可怜的丽莎》是其代表作品。前者是一部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十分典型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记叙了作者游历欧洲多国的经过、见闻、感受。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对亲身体验的描绘和主观的议论、抒情是占重要位置的，所以，作者曾说： “这是十八个月来我心灵的一面镜子！”《可怜的丽莎》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相爱、而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最终分手的故事。埃斯特拉是个贵族青年，他爱上了温柔而美丽的农家姑娘丽莎，丽莎对他也十分倾心。埃斯特拉无法摆脱自身的贵族习气，因贪赌而破产。为了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他背弃了丽莎而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丽莎得知埃斯特拉的背叛后，悲痛万分，投湖自尽。在社会文明的玷污下，埃斯特拉失去了纯洁而质朴的品质，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作者的同情始终在丽莎、她的父母这些善良、纯洁的普通人身上，他一边向读者讲述着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边抒发自己的感情，以丽莎的痛苦和自己的关切同情之情来打动读者。在作者笔下，社会底层那些未经文明玷污的人和上层社会的人 （即贵族）是对立的，丽莎虽然出身低微，但她的心却比贵族出身的埃斯特拉更纯净、更美好。作者谴责了上流社会青年的轻浮，但将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埃斯特拉的浅薄、却并没有挖掘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这种描写虽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将其归结为男女主人公个人的悲剧，但小说却以其优美清新的文字，透过抒情的写景而表现出的真诚，在古典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比起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那些缺乏人情味而没有生气的帝王君主、英雄人物来说，小说更能引起普通读者内心的共鸣。因此，小说的发表是当时轰动文坛的一大事件。自《可怜的丽莎》问世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感伤主义之风在文坛上盛行一时，形成了俄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

与罗蒙诺索夫不同，卡拉姆辛反对将词汇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别，也反对将文体分为高级体、中级体和低级体。但他与罗蒙诺索夫一样，在废除古斯拉夫语、使书面语中拖沓繁复的语法简化，以及在文学作品中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汇等方面，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762年，沙皇颁布了贵族自由令，解除了贵族的许多社会义务，使贵族重新回到庄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1773—1775年，俄国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深深地动摇了农奴制基础，对贵族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社会的动荡和贵族们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助长了感伤主义文学之风在俄国的流行，贵族们在感伤的、甚至是一种无痛呻吟的氛围中，可以逃避社会问题。也许这也正是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在俄国的局限和很快走向萧条的原因。在俄国，它成了精神危机的贵族地主阶级用以发泄内心忧郁、孤独或压抑的手段。经过短暂的繁时期以后，它便被具有现实主义气息和与社会生活更加贴近的文学倾向所代替。

继《可怜的丽莎》以后，卡拉姆辛于1796年创作了其姐妹篇《尤丽雅》，在这篇小说里，卡拉姆辛注重了抒情性与哲理性的结合，它通过描述女人主公尤丽雅在爱情生活上几番周折而到崇高精神境界这一过程，艺术地表现了卡拉姆辛的道德伦理观。

卡拉姆辛不仅是作家，也是历史学家。从1804年至他去世时，他一直在编写一部12卷本的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这部未能最终完成的著作，是他除文学作品外表达自己政治理想的园地，该书反映了作者拥护君主专制，反对改革的保守世界观，虽然政治上有些局限，但它素材丰富，叙述生动，引人入胜，为后来的俄国作家创作戏剧或小说提供了素材，如普希金的剧作 《鲍里斯·戈东诺夫》就曾参考了这部历史著作，普希金给予该书以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书能被俄国“在欧洲面前引为骄傲”。

卡拉姆辛以其创作而确立的俄国感伤主义文学倾向，一改古典主义在俄国文坛的统治地位，使文学创作更加丰富而具有个性，对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感伤主义文学自身的贵族倾向，又使其社会影响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