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的“印象中国”

1792年8月，英国未来的大诗人雪莱呱呱坠地。这年9月，马戛尔尼率团使华，这是西方中国观即将发生根本转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此后，西方社会流行已久的“颂华”（sinophilie）游戏黯然下线，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贬华” （sinophobie）狂欢。雪莱的“印象中国”就在这样的语境下于19世纪初形成。

可能会让一般读者感到意外的是，作为诗人的雪莱，其中国印象的第一透视点竟是宗教神学。

雪莱抒情诗剧《希腊》中有这么几句：“萨杜恩和爱神将从长睡里 / 醒来，比已倒下的那些、/ 立起来的一个、依旧不屈的 / 许多神灵都更善良光辉……”作者在注释中这样评价诗中的各类神灵：

“己倒下的”是指希腊、亚洲和埃及的那些神灵；“立起来的一个”，是耶稣，由于他的出现，异教世界那些偶像便由于被崇拜而受到惩罚；“依旧不屈的许多”，中国、印度和南极地区诸岛、美洲土著部落所祀奉的那些怪异的神灵，则确实一直在同时或相继统治着人们的理解和理解能力……

雪莱的意思是，希腊、亚洲、埃及那些神灵已经宣告破产，中国、印度等地的神灵属于还在发挥着精神统治作用的“怪异的”神灵，而神界的“正统”耶稣一出，异教披靡，偶像尽毁——尽管如此，他们都不如萨杜恩、爱神之类最为“善良光辉”。

在上述衮衮诸神里，中国的神灵虽则“怪异”，毕竟没有受到“惩罚”。雪莱对中国“异教”算是留下了一条生路，比起之前罗马教皇一概排斥“异教”的决绝，这已经非常开明了。

雪莱对当年天主教出征中国铩羽而归一定印象深刻。早在1813年1月2日，他在给书商托马斯·胡卡姆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中国最终禁止基督教传播的问题。他说：“在中国，相对于王室种族的通常的愚笨，皇帝们却好像是一个奇特的例外。我同情它帝国般的王朝……”

说这话的时候，“泛神论者”雪莱正在创作他的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他特别通过诗后的注释继续着对无神论的阐释和关于《圣经》的“保留意见”。因而，对中国皇帝最终禁止《圣经》的流通和传播，禁止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

通过宗教信仰这个透视窗口，雪莱进而发挥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感觉。

还是这篇《希腊》，其序言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希腊，则罗马，我们祖先的宗师、征服者和大都会，就不可能以她的武力传播启蒙的明光，我们很可能至今仍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也许会处在中国和日本如今所处的那样一种社会制度停滞的悲惨境地。”

在雪莱（也包括工业革命之后众多西方人）眼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成了专制、停滞的化身；他们看到的（准确说是听到的）只有悲惨的中国（及日本）、可怜的中国人（及日本人），其境况比流行偶像崇拜的野蛮人“更糟”。

这段话里还隐隐含有雪莱对英国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某种忧虑，那就是担心文明强大的英国可能因为懈怠而失去进取的动力，从而重蹈中国式停滞的覆辙。

所幸雪莱的中国印象没有到此为止。虽然对中国的社会体制和道德文化评价不高，但中国物质文明的优雅情趣乃至哲理、益智的一面他还是乐于接受甚至欣赏的。

这自然要说到中国文明西传史册中享有盛誉的“三大件”——茶叶、瓷器和丝绸了。

英国进口茶叶比开引进中国茶风气之先的荷兰晚了不少年，但尝到茶叶的“甜头”之后，英国人对茶叶的感情就有些如痴如醉、一发不可收。

在《泛舟塞奇奥河》一诗中，雪莱这样描述自己的休闲生活：“那些热茶瓶，/ （给我点草），—定要轻轻放好；/ 就像我们在伊顿夏天六点后，/ 常往衣袋里塞的那样，还带上 / 煮鸡蛋、小红萝卜和面包卷……/ 躺在偷来的干草上，我们会 / —直吃喝到八点。”丰富的点心就着热气腾腾的茶水，这几乎是雪莱自伊顿公学时期就养成了的休闲方式。其实，早餐喝茶、夜聚品茗已经是英国人当时的一种固定程序了。雪莱和拜伦也经常参加早晚茶会，即便在逗留瑞士、意大利等地时他们的喝茶习惯仍未放弃。身在异国的雪莱写信时也不忘向在伦敦的那些聚会喝茶的“情趣高雅的人们”表示问候，并说自己也过得不差，甚至有人专门“送茶送早餐”。（《致约翰和玛丽亚·吉斯伯恩》，1820年5月26日）

为中国茶写赞歌似乎是当时文人政客中的一种时髦，雪莱也没有免俗。他曾写了这样一首关于绿茶的“专题”诗《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药师医士任狺狺，痛饮狂酣我自吞，饮死举尸归净土，殉茶第一是吾身。”诗人不惜舍生而取茶，对茶用情之深，令喝茶的老祖宗中国人也自愧弗如。

作为饮茶活动配套工具的瓷杯（china cup）自然也受到瘾君子们的关注。雪莱笔下则出现了这样一只瓷杯：

一只不复具有以往 / 功能的瓷杯（a china cup），以往留有芳唇经常 / 从中啜饮医生禁饮的饮料，而我 / 会不顾劝戒[l2]而愿大口饮下，当着 / 死期来临，我们会为决定谁首先 / 饮茶而死抛币，喊着：是背是面?（致玛利亚·吉斯伯恩，1820年7月1日）

诗人以此再一次表达了与茶厮守、至死方休的决心。

雪莱笔下还经常涉及中国元素突出的丝绸及其刺绣，表达出诗人对这些艺术性和实用性完美结合的东方物品的喜爱。他的作品经常用丝打比方：“我们的爱、希望和哀悼的人没有死，/ 看，他迷人的双眼丝绒般的睫毛上（the silken fringe），/ 就像酣睡的花朵上凝结着一颗露水……”（《阿多尼》）有时他用丝绸来布置自己叙事中的环境：“帐中燃着电火，闪烁不息，/ 宛如一个雕空的象牙球，内衬 / 朱红的丝绸（crimson silk）——并在空中挂起 / 明亮的号灯……”（《阿特拉斯的巫女（致玛丽）》）诗中的巫女甚至还会用刺绣艺术来传递自己的心声：“有时她用刺绣（broider）来消磨时间，/ 以画面表现崇高浪漫的诗文……”

对中国“三大件”之外的特色物质文化成果，雪莱也并非一无所知。1964年才以《艾斯代尔笔记本》为题出版的雪莱早期诗作中有一首《远航》（The Voyage），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这些中国玩具（Chinese toys）还有印度细布，/ 本为换点小钱或作爱情信物……”用中国玩具来表达爱情，这大约也可以算是西方人对中国玩具的创造性利用了。

博德利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保存的雪莱一册手稿的首页上，留有雪莱的一行手迹：“芦荟与月季”（the Aloe ＆ the China Rose）。顾名思义，这里面的故事无疑也有中国元素。

高纳丽娅·波茵薇尔·特奈尔（Cornelia Boinville Turner）是大革命时流亡英国的法国贵族后代。1813年7月雪莱住在伯克郡时，曾跟她研习意大利语言和诗歌，两人关系十分亲密。据她回忆，雪莱在当年6月份《麦布女王》出版后曾对她说，自己诗意已经耗尽，不会再写诗了。这时，特奈尔开导他道：

我说：“雪莱，你错了。诗人的头脑就像一株中国玫瑰，第一批花开后，会群芳摇落，绿肥红瘦；但紧接着又会有一批花蕾吐蕊，次第开放，终年如斯，不绝如缕。”我说对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去的那九年，他的诗歌创作全面丰收。（《雪莱和他的友人：1773-1822》）

特奈尔小姐以很少开花的芦荟和四季吐芳的月季（中国玫瑰）为例，启发、鼓励诗人鼓足干劲、重新出发。雪莱接受了忠告，并把这句话写在了自己的手稿上，激励自己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抖擞精神、再展雄风。美丽的“中国玫瑰”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园艺的贡献，不曾想雪莱创作后期的可持续性发展中也有它的一份功劳。

尽管如此，相比于好友拜伦“想象中国”时不乏欣赏意味的情形，尽管雪莱喜爱中国的“三大件”，并曾把中国玫瑰视为自己创作的精神动力，也算是诗人对中国优雅文明表现出了一定的好感与敬意，但从本质上看，雪莱的“印象中国”却差不多是一篇结构不太完整的“中国批判”。

浪漫主义者喜欢行走，雪莱更是差不多一生都处在行走状态，不过中国对他而言，仍然遥远得有些如梦如幻、难以抵达。没有证据表明雪莱直接阅读过多少来自中国的典籍，他书写中国印象的根据都是那些转手获得的零星材料。鉴于18世纪以后的欧洲正处在“中国粉”遭受“中国黑”打压、对中国形象塑造颇为不利的大气候中，雪莱笔下的中国形象受到时代倾向的裹挟而有赞有弹也就不奇怪了。

（文/倪正芳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