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他特别关注诗与诗人的关系。1903年，泰戈尔读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传记之后写了“诗人的传记”一文，主要讨论诗人和他的作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由于诗人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作品，诗人的作品能够给我们一个他的真实形象，而诗人的传记只是记录了诗人的外部活动，因此，通过研究诗人的传记不能真正认识诗人。他指出：“诗人不是用创作诗歌那样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诗”（第22卷：37）。泰戈尔并不否认诗人的生活与他的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认为只有但丁那样的超凡出众的诗人，才能同时在诗歌和生活实践中展现自己的天才，“但丁的诗凝结着但丁的生活，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读，那么我们将会更清己而不是他的客体对象”；“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人格，而不是抽象的和分析性的事物”。
在“旅洲纪行”一文中，他认为只有作为艺术客体的创造者，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主体，指出：“只有在文学中人才是主体。也就是说，人是文学的标志和目的。……正是人与人交往的本性及其结果，才使得人成为文学的主体，因此，文学的标志和目的只能是作为人的‘我’，绝不是被我看到了的一切外在的事物”（第19卷：270一72）。可见，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泰戈尔诗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谓主体性诗学就是在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各种关系中特别强调文学与人的关系，特别强调文学创作中作者的主体地位。主体性文学理论在东西方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西方，对文学主体性的认识和强调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并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泰戈尔，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诗人的传记”一文可以说是他主体性文论思想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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