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与传承

公元前6世纪，305篇诗开始编辑成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被招待观看周乐。乐工演奏了《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小雅》《大雅》《颂》。几乎包括了今天《诗经》的全部内容。《左传》还说：“自《桧》以下无讥焉。”也许当时还演奏了《曹风》。可见至迟在公元前544年，《诗三百》已经编定，而且规模和现在的《诗经》相差无几。编辑的人大约是当时的乐官。有些诗数章同义叠咏，为了符合音乐演奏的需要，显然还经过乐官的改写。

司马迁认为《诗经》是孔子删定的。《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事实上，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吴季札坊鲁时，孔子还不满八岁，他不可能删诗，《诗三百》也不是他编定的。但《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晚年对《诗三百》的文字、乐曲做过整理、订正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春秋时期，《诗三百》几乎成为社会政治的教科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当时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成为时尚。据清赵翼《陔馀丛考》统计，《左传》引《诗》227条，其中列国公卿所引为101条（内逸诗5条），左丘明自引及转述孔子之言所引《诗》48条（内逸诗3条）。《国语》引《诗》31条。断章取义是当时引《诗》的共同特点。孔子十分重视《诗》的学习，强调学《诗》的实用目的。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中引《诗》的风气也很盛行。《孟子》《荀子》等儒家著作固然引《诗》很多，《墨子》《庄子》《晏子春秋》等非儒家著作也不止一次引《诗》，当时《诗三百》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了儒家的范围。

秦始皇焚《诗》《书》，弃礼仪，《诗三百》收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数十年后秦朝灭亡，汉朝建立，武帝独尊儒术，作为儒家重要典籍的《诗三百》上升到了“经”的地位。两千年来，《诗经》一直被奉为诗歌创作的圭臬，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屈原继承了《诗经》中个人抒情发奋的创作风格。“《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诗经》以四言为主，普遍应用比兴以及借代、夸饰、拟人、谐音、对偶、排比、设问、衬垫、咏叹、悬想、顶针、变文、互词等多种修辞手法，许多篇章描写生动，言简意赅，朴素优美，音节和谐，对我国诗歌创作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比兴”一词后来简直成为我国形象思维以及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的代称。后世诗人对《诗经》无比崇敬，大力倡导继承“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杜甫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白居易称赞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自隋唐至清，《诗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影响极大。

汉代传《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人申公，也叫申培公，相传为荀卿弟子浮丘伯门人，治《诗》，为诂训传，称《鲁诗》；齐人辕固生传《诗》，号《齐诗》，喜引谶纬，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燕人韩婴亦传《诗》，称《韩诗》。鲁、齐、韩统称“三家诗”，为今文诗。鲁人毛亨作《诂训传》，传于赵人毛苌，号曰《毛诗》。《毛诗》晚出，为古文诗。《毛诗诂训传》不仅305篇都有注，而且每诗之首都有“小序”，解释诗的主题。首篇《关雎》有一篇长序，除讲《关雎》的主题，还对诗的性质、作用、“六义”的内容、《风》《雅》《颂》的特点和区别进行了概括的论述，叫做“大序”。《毛诗序》以为《诗三百》大都是美刺时政，反映礼乐的兴废，可以说正是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诗学思想。东汉大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都治《毛诗》。郑玄为《毛诗诂训传》作笺，补充和订正《毛传》，使之得到广泛的传播。魏晋以后，“三家诗”先后亡佚。唐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诗》取毛、郑，进一步疏解了《传》《笺》。从此《毛诗》确立了经典的地位，长为后世所尊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