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究竟为什么存在？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写作乃至发表又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的背景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市场化进程。面对这种市场化，在大学教书的人免不了对学术事业乃至大学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疑惑。对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这种疑惑就来得更强烈。人文学科曾有某种程度的独立价值，在冷战期间也一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如今，这种价值和功能正在逐渐消失，和大学的其他学科一样，人文学科也被纳入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思维框架，必须以“产量”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估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纯粹的量化过程，只涉及什么人在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了什么书，或在什么档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有多少人次援引了该作者的观点等等。至于这些书和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有什么学术意义，那就不在评估范围之内了。这种制度性的转变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做学问的方式。为了谋求职位职称，为了获得荣誉地位，学者们都在不遗余力地提高学术产量，就连在读研究生也难逃这种压力。一时间，写书的人似乎比读书的人还多，哪怕书还有人读，其目的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既然书已经沦为谋取职称和待遇的工具，那么读书无非是为了能够生产更多的书，让自己的履历显得更壮观，如此无穷反复。
上述问题如此明显，却又如此地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被视而不见，以至于若不是有人像孩子一样率真，大声道出人们其实已经看见的东西，我们恐怕还不会向自己承认，大学作为一个理念已近崩溃。林赛·沃特斯之于人文学者，恰如那个天真的孩子之于那群佯装不知、对“皇帝的新衣”一味赞叹的世故路人。
“我不在意你脑子慢，我在意的是，你发表的速度比你思维的速度还快。”
------Wolffang Pauli
人文学家写这种荒唐文章（不达标的学术文章，编者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必须和别的学者一样，大量发表文章，频繁作学术报告。这听起来真像是整个领域都乱了套，但问题确实并不只限于人文学科。我们正经历一场有关判断的普遍危机，它源于我们对一个学者应该发表多少东西的不合理期待。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的学术出版物都不好，恰恰相反。然而，由于太多的书仅仅是过得去，甚至低于这个标准，好书之好就被遮蔽了。我是在为好书鸣不平，汪洋大海般的坏书吞没了它们。我也并不是说一般水平的书不该发表。学者们需要著书立说。而且，称不上出色的书实际上应该出，因为被誉为“出色”的东西通常只是符合我们现在的时髦或正统标准而已。
问题在于，我们只一味生产，不管有没有人接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生产与接受，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需要重建这一平衡。在确立教授终身制标准时，我们只考虑出版的数量，哪怕是没有人读的出版物。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不是说现在的书根本没人读，但这样的书确实很多。记得学校里有一个孩子们代代相传的哲学谜语：如果森林里有一棵树倒了，周围没有人，它还能发出响声来吗？如果改为研究生院版本，这一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本书没有人读，它还能算得上对学术的贡献吗？学术研究不是作诗，可以像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诗论》中说的，仅仅写出来就够了，不一定要有什么意义。
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学术出版物一直以神速攀升，丝毫不亚于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现在是停下来，想一想这种繁荣究竟给思想领域的活动带来什么损害的时候了。一旦为出版而出版的行为受到推崇，教学和认真的写作就不能不让位，其结果往往是建筑在炒作基础上的虚假创新与增长。各大学一直灶火通明，没日没夜地生产，但锅里煮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也别扬扬得意，自诩高明，以为过度生产只是人文学科的问题。彼得·劳伦斯年在《自然》杂志上撰文写道：“管理人员正在窃取科学家的权力，并建立一个以计量为基础的问责文化，以便对学院和学术生活进行越来越天衣无缝的行政控制。这就导致了一个“查账社会”，其中每一个数据都被赋予一种虚假的准确性，并且本身就成了目的。”在接受《哈佛大学图书馆通讯》采访时，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马库斯·迈斯特对在评审自然科学出版物过程中不考虑其内容深表遗憾：“通常的情况是，在需要就聘任和提升作决定时，评审委员会只看申请人列在履历上的杂志名称，而不读论文本身。”
“使年轻作者们走向毁灭的是粗制滥造；而导致粗制滥造的是对钱的贪婪。”
------Cyril Connolly
我们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黄昏季节，增产的要求正导致更多废话的生产。此时，不择手段、头脑混乱的研究者会妄称取得了一些貌似新颖、但却无法验证的成就。一种因文化通胀而产生的价值衰落随处可见。杂志的编辑们尤其发现，为了赶上流水线的作业，他们没时间作判断。但问题不仅仅在于凡事都必须量化。在一片正义战胜邪恶的喧闹中，艾伦·索卡尔证明，《社会文本》这一自称匿名评审的学术杂志，居然会因为编辑们急于发表迎合自己偏见的文章，而越过名副其实的评审程序。恕我直言，这可谓是一个昧着良心的骗局。但索卡尔的诡计难道没有暴露这个制度的缺陷吗？当一个地道的老式骗子，以循规蹈矩的方式，从只顾文章数量而不顾内容的权威手里成功获取终身制时，我们又作何评论？伊戈尔和格里奇卡·波格丹诺夫兄弟在法国发表的那些臭名昭著的物理学文章就是例证。把他们称为学者或科学家都玷污了这些词，但就是这两个人声称，他们正在探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宇宙在刨世大爆炸时是什么样的？因为是发表在有声望的杂志上，这些文章给他们带来了博士学位，但这些刊物现在承认，当时评审得不够认真。据《高等教育记事报》报道，根据有关专家在学位颁布之后发表的意见，该项学术研究所取得的唯一成就，就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串在一起”。
波格丹诺夫事件引发的歇斯底里提醒我们，仅通过出版数量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就不再可行。凡事都必须量化，这本身就正在导致几乎是无法裁决的纠纷。
“我理解你关于终生教职评审不应该推给出版社的反对意见，但作为院长，我把这一程序作为筛选的一种手段。我对出版社和审稿人的信任远远胜于我对各个系的信任。我希望你顺利，也希望哈佛大学出版社顺利，这样我也才能顺利。”
------Stanley Fish
这个制度已经濒临崩溃。但面对这个废墟，我认为我们不能一走了之。我们必须问一问，上述种种做法给这个制度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构性损害。迈斯特指明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即评价和判断的问题：“说来不幸，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把评审自己同事的程序转让给了那些权威杂志。”迈斯特教授的结论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我过去曾写过三篇文章，说明出版方面的问题如何暴露了大学里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其中两篇里，我发表过我当时认为是最易得罪人、且不说是最属猜测性的观点：“我们陷于目前的困境，是因为在授予终身教职时，我们过于依赖大学出版社。在相当程度上，各个系已经不再自己判断一个申请人作为学者的优劣，而是等待出版社做这个决定。这样做当然也有其好处。我们不必再直面自己的同事，告诉他说，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读了你的著作，但觉得不够好，所以，尽管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仍须离开这里。我们也可以改说类似这样的话：虽然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不幸的是，出于某些原因，美国的一些大学出版社决定，你的学术成就不够分量，你一定已经被告知这些原因。所以，你必须得走人。”
（本文第一部分内容节选自本书译者王小莹的序言，后三部分节选自本书正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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