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美国文坛的思想与智慧

美国文学现代性要素梦境叙事，体现了文学脉络显性与隐性组织的空间腾挪结构，文学现代性中的梦境与整体叙事构架相互独立又内在关联，有着其文本的虚拟形态特质与叙述机制，可以精妙地传达深层而不可言状的价值诉求。以美国文学现代性作品典范《恩主》《边界三部曲》中的经典梦境叙事为例，从分析梦境叙事手法、聚焦梦境符号与符号的演变，可以探索有意识话语表述无意识精神活动的可能性及其美学意义。

黎 芳，长沙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副主任、副教授，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湖南长沙 410022）

梦境叙事作为一种虚拟的叙事手法，在美国文学现代性中有着独特地位。梦境亦具备叙事文本特质，是美国文学现代性的先锋话题。从美国文学现代性作品典范《恩主》《边界三部曲》中的经典梦境叙事可以看出，美国文学现代性要素梦境叙事，体现了文学脉络显性与隐性组织的空间腾挪结构，精妙地传达了深层而不可言状的价值诉求。

自20世纪始，关于文学性概念之探讨从初期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主义逐步转向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向内转”、“纯文学”渐遭质疑，重新构建文学的现代性理论为时势所趋。故认知文学的现代性需把度文学历史语境和发展脉络。

（一）文学现代性论略

文学性的认知历程时有误区，对特雷·伊格尔顿关于文学观点的误读为典型一例。因其对“文学的”或“文学”论述偶有否定措辞，部分学者将其对文学的认知定位于其对文学性虚假与虚幻的否定。特雷·伊格尔顿曾论：“对‘文学的’或是‘文学’加上的隐性叉号，用以表明这些术语并非真正合适。”［1］(P69)言语表面似对文学性加以否认，实则映射作者本意——“文学的”或“文学”的隐性叉号并非针对概念的表述，而是概念的理解。

学界对文学性的理解总体可归为两类。第一类秉持文学本质相对固定，不随历史与环境改变，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探寻文学本质；第二类主张文学性含义应回归历史情境，文学研究的要务是理析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一方面研究历史中文学的定位，另一方面审度文学在历史中的角色。前一类理解属文学性研究的普遍主义，后一类属历史主义，二者在文学发展历程中辩论不休，焦点集汇在文学性存在形态，并非探讨文学性存在与否，此与理解韦勒克和沃伦的新批评经典 《文学理论》、特雷·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同为一个基调，对研论文学现代性的构建甚为重要。

历史上文学性概念的提出局限于对历史时间的追崇，忽略了文学性理论构建的溯源。自1917年至其后的20年，文学研究与发展屡登新高，理论研究增量扩容，文学概念演进鼎新，文学内涵拓充衍化。文学性定义的研究被视为鉴别文学的基本标准，乔纳森·卡勒的论述“文学性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视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1］(P115)为文学现代性研究架设了基础性逻辑起点。

文学性历史批评主义在建构文学现代理论体系过程中挑起大梁，其以批评主义内核为入口，对文学现代性逐一反向描述解析，构建文学现代性的知识理论体系。历史批评主义质疑文学性的存在与否，创立文学价值判断准则，揭示文学性本身与历史、社会意识形态间的内部联系。乔纳森·卡勒从文学普遍主义角度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视文学性为虚构的语言或模仿的语言；二是注重凸显文学语言特征和语言结构。嗣后，以乔纳森·卡勒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尤为关注“文学性”存在。后现代主义特质之一是“无边界、去分化，打破一切外在和内在的、有形与无形的界限”［2］(P173)， 文学后现代发展中，现代文化结构与语境、文学形态与位置异变不休且向其他领域扩张。后现代结构主义者主张，关注文学性概念不是探讨文学性实体存在与否，而是文学形态变化引致的结构主义扩张需求。

（二）现代性文学诉求的梦境叙事

1.现代文明创新的隐形翅膀不可或缺梦境叙事

创新推进社会的正态发展，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现代文明创新滥觞于新思想、新文化诞生，任何欲求发展、意图自强的国家，其文明创新活力高度依赖其在本民族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现代文明创新的思想本源依托于思维主体自觉意识的萌发和衍进，现代文明创新的原始伟力发轫于人类的理性或非理性思考。

思考源于主体对意向信息的联想加工，而梦表现为主体对非意向信息的非理性重组。梦是一种形象化比喻思维，思考是梦之源起，梦是思考的延伸，两者内联互通。理论家格洛巴斯曾论，“梦对创造性有极大的贡献，梦是通向创造发明之路”［3］，可见现代文明创新不可或缺“梦”的创造。比照“梦”之本身，文学梦境叙事似也呈非理性无序状态，但比“梦”更具理性，是作者对梦念要素施行压缩、筛选、重组的结果，其隐喻意象较梦本身的隐喻意象更集中化、理性化，可归纳附有现实性时代价值的脉络基调，能昭告或暗示其叙述者或作者对国家文化主体的强烈责任感。文学梦境叙事作者由作品人物内心出发对现实元素重组加工，创造形成符合其内心需求的“梦”，通过梦的情境依托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表达对现代文明创新在现代社会健康发展中的价值认同。

2.现代社会关系的理想化调适借助于梦境叙事

社会关系源于人，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统称为社会关系。合作与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两者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相互依存和转化。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发展动力源于各领域、各形态的合作与竞争，也因此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凸显的矛盾较以往纷繁复杂、变幻难测，要解决问题、消除矛盾，亟须调适各类社会关系。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决定调适之度量，越错综难理的社会关系越需求高效实用的调适策略，一旦社会关系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协调理顺，便自然由关系主体依赖联想思维开展理想化调适，即借助于造“梦”调适社会关系。

梦作为一种心理调控和补漏，为造梦者供给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改变现实的勇气支持。文学梦境叙事蕴涵社会深层文化心理和作者赋予的文化想象与话语构建，既是梦的叙述者自我满足的方式，更是作者精神起航的通道。叙述者或作者依托梦的情境传达对现实社会或传统断裂问题的焦虑，抒发个人的理想愿景。因此，梦境叙事包含强大的时代隐喻功能，文学作者通过梦境叙述彰显对时代价值的探寻倾向，折射其对待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超现实立场。梦境叙事是调适或维系社会关系、消除或缓和社会矛盾的益补良方，要处理好繁复多变的现代社会关系，借助梦境叙事可行可依。

3.现代人更多不可言状的诉求寄托于梦境叙事

较以往时代，现代人面临更多问题与应对、冲突与抉择、机遇与挑战，陷入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和人生思考，被迫催生更多愿望与诉求。一旦诉求难在现实社会获得回应或满足，现代人自发性启动 “梦”的思维进行表达或实现，“梦境”即成为一种可能的自我救赎、自我慰藉和自我寄托的途径。

梦境由分散的梦念构成,所含的隐喻意象分散无序。而文学梦境受作者理性支配，通过联想、想象等精神活动模仿感知的功能效果使之接近梦的话语模式并传达作者的文学创作意图。文学梦境作为作者与社会文化对话和交往的一种心理空间和形式，跨越生死、模糊古今，其缀接具有独特审美意蕴的叙事话语，折射作者对生命价值、社会理想的深层思考。文学家以梦作喻是通过梦的比喻思维把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内心世界展示给接受者，既在文学层面担负梦境主体的内在愿望与欲求，也在叙述层面承载个人基于现实的臆想和展望。现代的文学作者偏好借助梦境叙事体验人生欲念实现的愉悦，观照时人的普世化理想，传达现代人难以言传的意识与潜意识，使现实中不可能之事在幻化时间中得以合理，让现代人不可言状的诉求在幻化时间中得以应答。

（一）文学中的虚构是摹仿梦境的优势

梦境无法用感官感知也无从被精神精确还原。人在梦境中的意识介入过程无法被观测，因此醒与梦的状态难以界定。现实中人在清醒状态下复述的梦境因无从考证而难以令人信服，文学梦境的真实性却不受读者质疑。原因有二：其一，梦境创造由作者精心布局而成。文学作品当中的梦境是作者能动作用下的产物，作者创设文学梦境必从凸显作品的叙事功能出发，针对梦的要素进行筛选、重组、形塑，旨在引领读者自觉成为理想的接受者，并主动以个人经验体会去验证文学故事内真实梦境的效果。［4］正是此种单向梦的话语信息输送模式，使得研究文学作品中梦境表达的可行性具备更充足的理据和更明确的目的性；其二，文学虚构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预期。读者认定梦境是文学创作中的独特范式，虚构的梦境是叙事功能表达的需要，“梦”的“应景而生”能彰显其故事的真实性。

梦具有轮回特质的时空转换过程。现实中梦境复述总有不确定性，表述常有 “我似乎梦到”、“我仿佛在梦中遇见”等，此类话语隐含的模糊性契合梦的话语范式，却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回忆、幻想、遐想等心理现象。文学梦境虚构善用联想、通感、想象等手法，依托思维模拟感官感知。文学梦境虚构的时间与空间实质是“像”的幻象，文学中的梦的话语相遇读者的“天真阅读”即被和谐消融，梦境随之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文学梦境与现实情境具有同等认知地位。

（二）文学中的叙事性是摹仿梦境的前提

梦境在文学中以故事结构展现，在时间维度上排列组合多种梦境元素，浸淫文学特质，具备梦境的叙事特性和梦的话语基本属性。如同文本话语，梦的话语所关涉的内容在时间维度上的展现表明了叙事行为的客观存在。叙事性是保障梦境以最有效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前提条件，其表现有三个方面。

首先，梦境叙事包含在全局叙事之中，既独立成章，也依赖全局叙事存在。梦境叙事的独立性须依附梦境叙述者的介入才能得以实现。不论梦境叙述者处于何种位置 （全知全能或聚焦于某一人物）或以何种时态叙述（追忆过往、正在发生或畅想未来），一旦进入叙事层面，叙述者与做梦者共用同一话语身份角色，以便直接陈述梦的心理体验。

其次，觉醒意识无法重拾梦境印象。心理学中认为梦在意识介入后难以精确复述，大脑虽对梦中某些具象情境印象深刻，但对梦境空间的印象支离破碎。梦境中时间的独特运动方式是造成这种空间模糊感的主因。因此，文学创作者无须过多关注静态描述梦的意象，而应倾向在梦境时间轴上合理编排各元素，尽量规避详尽构建梦境的故事情境与逻辑结构。

最后，梦境在本质上不受主观意识掌控。任何对梦境的理性诠释、联想或评判的意念都发端于觉醒的意识，与梦本身都是对立抗衡的。同理，文学梦境叙事者以做梦者的身份进入梦境叙事后，任何由其意识控制的对梦境本身的理性思辨都将使叙事者与梦境叙事层关系发生断裂，扰乱梦的叙事机制的内部连贯性。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西部牛仔小说《边境三部曲》以怀旧为主题，讲述了几个怀抱牛仔理想的青年寻找昔日精神家园的故事。科马克·麦卡锡脱俗的创造技巧与叙事艺术在小说中充分展现，独特的梦境叙事手法也从侧面渲染了作品浓厚的怀旧氛围。《边境三部曲》以20世纪中期美国西部神话为构想背景，其在怀旧时光的写作上虚实相融，梦境叙事多与马有关。

第一处发生在格雷迪在盗马事件后被投入监狱，他梦见自己追随马群在高原上恣意驰骋。作者对群马奔腾的恢宏场景毫不吝墨：“他梦见自己在马群中,脚下神速,能与马儿一起飞驰。他与雄马快活地追逐着年轻的雌马，而小马驹跟随着母亲个个扬蹄奔驰……雄马、雌马,还有小马驹毫无畏惧地在高原上这组乐曲中奔驰着。这个自由空间与大自然回声的结合就是世界本身，那是语言难以表述而只能用音乐来赞美的。”［5］科马克·麦卡锡运用多种感官触觉效果，从声、光、色多面描绘梦境场面的欢快与自由。主人公格雷迪本是一个牛仔，与马的朝夕相对令他对马独有情怀，因此马在其梦中奔腾顺理成章，但梦境的出现恰逢格雷迪被收监，在监禁的高压之下仍能浮现欢畅的梦境，除却对马的情怀，更能彰显其生命的活力与对自由的冀望。而马也成为一种梦境符号，在格雷迪的意念中象征活力张扬与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

第二处梦境出现在格雷迪挟持了上尉逃走的路上：“他在睡梦中听到马匹在岩石间走动的声音,还能听见在黑暗中马在浅水塘喝水……他还梦见有些马神情严肃地在倾斜的乱石间徜徉。好像它们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在那里人世间的秩序行不通。”［5］梦境中的马不再是单纯的动物，而是具备甚至超越人类思维水平的生灵，格雷迪最终由梦生悟，“在马心中的规则不会随着雨水的冲刷而改变”［5］。作品巧借梦境叙事鲜活呈现格雷迪意念中马的梦境符号。弗洛伊德曾说，梦是未实现的愿望得到满足的地方，在那里疗伤，在那里怀念。科马克·麦卡锡在《边境三部曲》中用梦境叙事探寻亦真亦假的“逝去的岁月”，多方烘托小说主题。

苏珊·桑塔格的《恩主》也蕴藏丰富的梦境叙事描写，主人公希波赖特常心生怪梦且执着于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梦境。梦境是《恩主》中最重要的符号，尤里·洛特曼的文艺符号学为《恩主》研究提供了恰适的理论支持。《恩主》中梦与现实的牵连互动精妙宣颂了桑塔格主张的艺术美学自治，折射出美国早期批评艺术的高度自省。

（一）空间化的梦境符号

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进行符号化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符号化蕴含两种不同含义，一种以人为主体，强调人对事物的认知，在认知过程中将事物或思维转化为符号，并赋予符号具象内涵；另一种强调符号的客观存在，人们通过认知符号认知世界并创造文化。两种含义的本质区别表现在对符号的认定——符号本已客观存在或在主体认知后产生。苏珊·桑塔格在《恩主》中开宗明义，以一句“我梦故我在”直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颇显存在主义意蕴。文中主人公希波赖特对梦境意义的执着追求，实质上是将梦境当作符号实现梦境符号意义的过程，希波赖特的梦境符号并非自始就在，其通过思考赋予梦境符号实际意义，符合第一种含义指代。

理解梦境符号的三个关键词需重点阐释：主体、抽象思维、赋予意义。

主体在符号活动中自立自主，具备对符号构成与传达的能力。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并非符号提示的结果，当被认知的事物容纳于意识才能产生符号替代被认知的事物。因此，主体的意识形态是符号产生的基础。《恩主》中希波赖特因在各种奇特的梦境中受到让·雅克的谈话鼓舞而坚定追寻梦境的决心，其在梦境符号中的主体作用明晰可见——梦本身无符号意义，仅当希波赖特将梦纳入意识范围并不断追问才生成符号意义。符号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其附从主体的不同认知萌发不同的意义，符号化的释义取决于主体，梦境符号化中主体产生决定性导向。

思维活动在符号化过程中类似“燃料”、“助推器”，对主体认知符号化过程中的动力与速度产生重要作用。《恩主》中“两个房间”的例子较为典型：一个是黑房子里抽打他的黑衣人，一个是另一房间里的白衣女人，希波赖特对二者反应大不相同，称之为“两个房间之梦”。梦境是一个悬置符号，等待主体赋予实际意义。思维即在这一符号化的过程中解决这一“悬置”问题，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赋予梦境符号实际意义即是完成梦境符号化过程。

符号化过程一旦完成，兼具象征意义与象征主体的梦境符号幻变成自主的符号，具有两类特征：一是缺失来源。两个房间的梦境似无源可寻，桑塔格对此有精彩表述，其将梦境的产生与妇女的生产对比，认为怀上孩子必有其因，梦境的产生却是无根之果，认为梦是“自我孕育”。另一特征是梦境符号缺失发送者，只有接受者。希波赖特在不断追求释梦过程中最终完成梦境符号化，其后梦境符号却飘离于梦境之外，无逻辑无因果。这一点与作者桑塔格关于艺术的看法高度一致——艺术完全自主独立。

（二）梦境叙事变体的“符号”

《恩主》中，希波赖特完成梦境符号化后遂展开梦境指向意义的追求之旅，对“符指过程”进行追寻与探索。希波赖特是梦境符号化过程的主体，但其在追求梦境指向意义时已不能完全控制符号意义。符号化过程中，符号本身指示相对固定，称为“所指”，符号化过程完成后，符号的相对独立性使符号指示的意向范围扩充或改变，能指与所指发生脱离，二者间的固定联系断裂。《恩主》中，希波赖特的第一个梦衍生多种版本，如拿笛子的泳衣人起初是敲打希波赖特的，但随后演变为希波赖特拿笛子敲打泳衣人；两个房间的梦境里，希波赖特原本试图通过跳舞讨好白衣女人逃离房间，可后来希波赖特不跳舞了女子反而允许他离开。作品中梦境变换反复，云谲波诡。

梦境符号意义跟随梦境演变。希波赖特做第一个梦时，曾想坚定追寻梦境意义，但当梦境变得纷繁复杂、真假难辨时，其对于梦境符号意义的叩问也迷失方向。此时的梦境符号在本体与变体间任意滑动，边界模糊，导致希波赖特对梦境的释义被延搁。梦境符号具有陌生性、开放性和变异性。陌生性指代梦境符号本身的概念、含义和指向都有模糊性与多重意味；开放性表示梦境符号一旦符号化，所指内容有无限变化的可能；变异性则形式含混，内容指向模糊。梦境符号的三种特性在希波赖特对梦境意义的探索过程中设置了重重障碍。

（三）梦境符号对现实生活的干预

《恩主》中希波赖特曾言：“我囚禁在那两个房间的梦使我生活的天地变得狭窄起来，结果，我想得越来越多，出门却越来越少，弄得我父亲又一次来首都出差几天的时候，我竟然忘了去看他。”［6］可见希波赖特尤其注意自己的梦，生活天地变窄，出门机会变少，完全浸淫在个人梦境，沉醉于自我意识交流。桑塔格描绘的梦境符号是一个“自我孕育的”、“自成体系的”符号圈，“没有一个符号机制能孤立地在真空中起作用”［6］。梦境符号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既独立也必与其他符号体系交互，其处在浩大的符号圈母集中随符号的发展而发展。希波赖特对梦境符号的解析，实质是自我的精神之旅。从符号系统角度而言，希波赖特对梦境符号的释义一方面从同一时间段横向审视梦境符号与其他符号系统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从不同时间段纵向较量各时期的梦境符号意义。前者是“我与他”的对话模式，后者是“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将来的我”的对话。希波赖特将自己关在房子里是“自我”纵向对话，而来出差的父亲是“我与他”的对话机制。希波赖特的释梦是实现“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将来的我”的意识的统一，他喜爱梦境，却无法逃脱随梦而行的感知上的困惑与苦闷。

在第一个“两个房间之梦”后，希波赖特将梦境中的黑衣人、白衣女子与现实中的人对号入座，将生活中的亲友对应梦境中的人，现实中的人在希波赖特的脑海中逐渐被符号取代。希波赖特的全部生命体验是一个完整的符号圈，在追寻梦境符号意义进程中，梦境符号逐步模糊他的现实生活，并向符号圈的中心进发，现实生活反被边缘化。梦境与现实本轮廓分明，但梦境符号的异质性使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在两者尚未和平共处就被消融。希波赖特说：“有时候，我的梦仿佛是寄生在我的生活上；有时候，又仿佛我的生活寄生在梦上。”［6］希波赖特的梦境与现实渐趋模糊直至最后无法甄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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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ne E.Lewin,trans.Narrative Discourse:an Essaying Metho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3］王万森.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4］周之涵.郭松棻哲学追问与文学创作中的左翼坚守［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5］杨靖.科马克·麦卡锡及其“边境三部曲”［J］.外国文学动态，2008，(1).

［6］张艺.《恩主》艺术符号能指的形成与时空迷宫风貌:叙述主体的分化、“不可靠叙述”及本文的空间化［J］.俄罗斯文艺，2011，(1).

【作者：龙亚】

［中图分类号］I106.4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09－0101-0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十二五”规划项目（XJK012JKB019）、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6C0143）、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ZD1601087）